东宫为我借东风

东宫为我借东风

2008年3月10日，在东宫多功能厅文创中心举办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新春联谊会上，沈中海先生告诉我，前不久，东宫退休干部孙俊德同志因病辞世。惊叹之余，很惋惜未能为其送行。

我与老孙以及先逝的宋凌云等东宫老同志，相识久远。1950年代就开始交往的印象虽然大多已模糊，然而他们与业余作者的友情，在我的记忆中时有闪现。

没记错的话，东宫前身应该是通北路劳动公园内的榆林区工人俱乐部。我家住在虹镇，曾目睹20世纪50年代前期飞虹路棚户区突遭大火，政府在废墟上建起了虹口工人俱乐部。无独有偶，1957年平凉路临青路附近也发生大火，一座天主教堂与不少居民住宅毁于火灾。恰逢榆林区撤并杨浦区，市政府同意总工会的要求，决定利用这片废墟地块，拨款建起了规模空前的职工文化娱乐园地，定名沪东工人文化宫。于是工厂密集的大杨浦数十万职工，有了丰富文化生活、繁荣群众文娱活动的广阔天地。

沪东工人文化宫简称东宫，与西藏路的市宫、武宁路的西宫，在上海形成了跨区三宫鼎立的格局。

那时，我不满20岁，在上棉十五厂当办事员，喜欢写作，在榆林区工人俱乐部一次诗歌比赛中曾得过奖。东宫建立，便一头扎进文学爱好小组，经常去听文学讲座，与文友聚会切磋，交流心得。活动频繁，精神生活既充实又愉快。在东宫培养鼓舞下，我的写作技巧大有长进。习作的民歌、诗歌、小小说竟然见诸《劳动报》、《青年报》，有一首诗甚至上了顶尖的《文艺月报》。

很不幸，1958年整风补课，在新一轮狂风暴雨摧残下，我被打成“小右派”。从此，走进寒冷岁月，远离了东宫。有望去作家协会培训的机会也化为泡影。

光阴荏苒，雨过天晴。“四人帮”覆灭；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乾坤，我“右派”改正。不觉时光流逝了20多年。老文友毛炳甫、史玉新与宋凌云、孙俊德等分别向我传递关爱信息，东宫欢迎并接纳我归队。我仍编在诗歌组，从头学起。又结识了居友松、刘希涛、路鸿和张为冬等一批新诗友。记得我重新写作首发了一副春联，是东宫组稿推荐，刊登在《文汇报》副刊笔会栏里。

改革开放号角吹响，东宫文艺创作恢复了生机。上海业余文艺创作人才，几乎被三宫囊括。东宫有一股誓与市宫、西宫试比高低、三分天下的势头。80年代初，尽管东宫经济物质条件维艰，成员们却热情高涨，态度严谨，社会责任感强，活动纪律严明。我们活动大多在晚间进行，是名副其实的业余。坐在一起，清茶一杯，互帮互助。诗歌组出版不定期的油印诗刊《诗笺》，规定时限交稿，然后由居友松、刘希涛、路鸿几位负责编辑。尤其孙俊德任劳任怨服务大家，他把大家的作品工工整整誊抄好，交打印室打字、油印，再由他装订成册散发投寄，向各报刊推荐。老孙还把每人发表的作品搜集起来，精心剪贴在一个大本子上。过一段时期通报一次成果，并布置创作任务，鼓舞士气。

在东宫支持下，诗歌组逢国庆、五一或春节，主持举办大型赛诗会，邀请杨浦区一些大型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学校组队参赛，声势很壮观。诗歌组还办学习班，仍由毛炳甫、刘希涛他们几位，不计报酬为诗歌爱好者讲课辅导，并有心做伯乐，从学员中发现新秀重点培养，从而扩大创作队伍。

当时受计划经济主导，东宫钱袋子干瘪。尽管经济拮据，东宫领导毅然支持并资助诗歌组赴外地采风。我们很受感动，采风回来认真写作，不少作品发表在报刊上。随着国民经济发展，东宫条件大大改善，于是东宫领导便支持各创作小组一起，在1982年创办《文友报》，后改名《东宫报》。从此，沪东地区广大业余作者有了自己的创作园地。

东宫不愧是培养作家的摇篮。从东宫先后走出了谢其规、罗达成、忻才良、贺国甫、毛炳甫、刘希涛一大批颇有建树的作家。如今，新文创中心有200余位成员，人才辈出，兵强马壮，今非昔比，前景无限。

我虽绕了20多年弯路，回到组里以文友为师，重新握笔。近20多年来陆续写了一些诗文。我是回族人，1997年退休后，应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回聘，负责编辑发行量5000的《上海穆斯林》季刊。2007年下半年开始，整理自己一些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作品，约43万多字，以《花满枝头》书名，2008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在有生之年出一本像模像样的书，个人勤奋是一方面。我想，倘若没有较长时期在“摇篮”里吸取乳汁，怕不会成功地完美地圆自己的梦。在东宫50周年大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的书问世，把它作为我向东宫的献礼和祝福。因为，我是东宫新文创中心为数寥寥的少数民族成员，也是一名为数不多有50年组龄的诗歌组老成员。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