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家激情消失之后

当作家激情消失之后

四十年代在昆明我初识冯君培先生（诗人冯至），时时在先生书斋听他谈歌德，谈里尔克，冯先生又极喜梵高的画，他取出从柏林带回的梵高画册与我们共赏。三十年代中冯先生译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在商务出版，不幸战争突然爆发，所以书流传极少。冯先生取出其重加修订的底本给我看，其珍重之情溢于言表。六十年沧桑变化，此书复于一九九二年依修订本重版。在重印本的前言中，我惊异地看到这样一句话：“经过六十年的岁月，这本书的内容有些地方我已不尽同意，校改也只为是一个应尽的责任，不再有《译者序》（按指初版本》里所说的那种激情。”当年回国时怀着何等豪迈的心，恨不能把对于歌德与里尔克那一股热诚的崇拜心说与他人，如今六十年间的驯服使激情荡然无存，创作的危机不是产生于内部，而是来自外力，而比外力的摧折更为可悲的是主观的自我销烁，激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消亡的。与此极为相似的是后期的曹禺。本来在新文学中，曹禺是最富有激情的，对于戏剧作品激情是双重的，它既是文本上的，又是属于舞台的。《雷雨》一出现，它不待搬上舞台，剧本本身就具有巨大吸引读者的魅力。这种激情是在作者酝酿他的主题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充溢着的创作热情使他把本来只供舞台指导用的文字写成一篇令读者无限激动的完整的故事情节。这一成功已远远超过在他之前的剧作者。《雷雨》是一部巨型的悲剧，借助于不可知的命运作为悲剧的爆发点，不论是输入的或是作者自己的创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为中国舞台剧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三十年代的中国，继五四之余绪，文学创作广义地说都属于这一范畴之内。《雷雨》也不例外。但在这同时文学思潮中激进的一系也在左右着文艺创作的趋向。戏剧由于比起小说来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效应，《雷雨》理所当然地要受着多方面的注视。这里我们要问的是《雷雨》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受这种舆论的影响？我以为《雷雨》以下各剧在《蜕变》之前，作者基本上保持有意模糊而相对独立的倾向；至《蜕变》的出现，这种模糊性多少被打破了，但那是一部失败的作品。《雷雨》悲剧的中心应是繁漪而不是周朴园（据说作者以为是后者），鲁大海的存在是悲剧发展所需要的，毫无疑问这里作者多少注入一点五四文学传统中要“光明”的倾向，但这绝不意味着存在作者具有鲜明的展示社会冲突的意图。《日出》更可以明确地说是五四新文学范畴中的产物。《日出》与茅盾的《子夜》是一对近亲的产物，只是所反映的是近代中国高度发展的大城市的不同的断面。繁漪与花金子和她的仇虎是作者塑造的三个最成功的人物，《日出》中的陈白露尚在其次，因为作者多少把她理想化了，这一剧本在舞台上是极为成功的，成功的标志是为广大的观众所接受。但理想化的陈白露，在后来搬上影屏时便被大大地歪曲了，一个茶花女式的女性的悲剧变成一个青冢留名的殉难者。

曹禺有些剧作写成的时间极为相近，以至有些作品不能确定哪些在先或在后，相信现在的研究者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剧作完成的秩序表明作者在寻找他所要得到答案的过程，这对于研究一个作者的艺术成就是很重要的。剧作者更受外界的影响，这也是中外皆然。只是好像曹禺在保持他自己的探索时还是太过于在乎外界对他的评论，或者作了太多的自我表白。这对于坚持自我价值的作家不是很幸运的。美国的奥尼尔就是明白地标榜为理想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所受的批评特别是剧院老板和经纪人的干扰决不下于中国的剧作者，但他能断然地说：“我所在乎的是我在我的作品中的自我的满足感。”曹禺与他不同，而这种不同不是气质上的，而是在所追求的人生的答案上深度有不同。奥尼尔终于敢说在美国这个精神传统相对贫瘠的土地上，伟大的悲剧终于要诞生了。奥尼尔是在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曹禺则不能，他写出来的几部悲剧，剧本不是只供阅读的，剧本是为演出而写的，在这一点上曹禺是成功的，因为他的多数剧作为社会所接受。我们的一些批评家总是忘记了这一点，因而作了不相干的指摘。即使最伟大的莎士比亚也是为舞台而写，为那些戏园子里乱嘈嘈的看客而写的。曹禺以他巨大的激情写他的第一部作品。三十年代的读者谁读了初刊的《雷雨》都能感受到精神上的震动。曹禺企图以同样的力度向他只是模糊认识的黑暗面冲击过去，但他却缺少一种观察社会和人生的强大的穿透力。如果天才是个人的，天才必然也是时代所赋予的。曹禺开了端，但没有继起者。这样，早期的含糊或者依违两可，终于使他付出沉重的代价使后期的激情全部消失。或许对他个人损失更大的是一度陷入迷路的自我。数十年前我读胡风对曹禺的评论，我认为是所有评论曹禺文章中最有价值的，因为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曹禺的限度或极限，这是一种以批评家身份为创作者设身处地提出的疑问，即他要把他的艺术导向何处去？这是每一个认真对待艺术的作家都面临的问题。曹禺写过许多关于他自己的文字，不管人们怎样对待这些文字，总之是他严肃的一面。作为新文学中已占有无可置辩的重要地位的曹禺，或者庸俗点说一个成功者，现在人们应问的是他的艺术，这也是胡风所提出的限度的问题，这正是批评家们所应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