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岳与《花随人圣庵摭忆》

黄秋岳与《花随人圣庵摭忆》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起，时南京政府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他于北方已在交战时，发表了一次广播演讲。我因较早南下所以听到了那次讲演，其中有一句是说在二十世纪的时代，国与国的纷争不会有拔刀相助者。讲演词虽激昂但实际上已定下了低调的姿态。所以以后有著名的艳电发表脱离重庆，终于投敌。在那次演讲之后数日南京发生了一件爆炸性的大新闻：行政院机要秘书黄秋岳通敌被捕。据说南京政府行政院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派机轰炸停泊在下关的日本出云军舰，事泄日舰逃逸。于是当局在追查中把注意力集中到黄秋岳身上。因为作为机要秘书开会时他是在场的。黄氏有一习惯，中午必在酒楼用餐，时正暑天，一般上层人多戴草帽，他正是在离酒搂取下衣架上别人的草帽时被当场捕获的。自然在暗中互换草帽，其中一顶必存有谍报，证据确凿。他供认不讳，据说供词有万余言，审讯是完全秘密的，而且是在那时最高者单独监督下并最后定谳的。八月二十六日包括黄秋岳及其子在内共十八人全部被杀。十八人中，十人为闽人。一时在京的闽籍人士平素有与黄氏交游者皆相顾失色。七十年代初我在一个场合遇到曾是汪派人物褚民谊的外甥某君，据他告那时他在南京读书，当黄案发生而尚在审讯时，汪府极为惊慌，褚民谊、曾仲鸣（亦闽人，后与汪同逃越南时被刺死）等都是汪系核心人物，某君所说惊慌云云当然是从其舅氏处听得。黄氏供词中或且有涉及汪派者，但秘而不宣，国民党撤离时档案亦随去，或者他日档案公开时，尚能于黄氏供词中揭示若干隐秘。

一九八三年黄氏遗著《花随人圣庵摭忆》重刊，读者渐多。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有一诗题该书，诗是一九四七年春写的，因此陈先生所见是早期刊本（缺补编），近年刊《陈寅恪诗集》，该诗附有吴雨僧先生钞存稿另首，字句小有不同，按全诗是这样：“当年闻祸费凝猜，今日开编惜此才，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疑吴先生钞存一首是初稿，而上诗则是改定稿。诗有惜才之意，但从吴先生存初稿中有名毁千秋云云，对于黄氏的罪行未稍宽贷。其实黄氏东窗事发是有其思想和地域社会根源的，试为剖析如下。

清一代福建文风最盛，文家诗家辈出。同光诗派陈郑并称。民国初年一些闽籍的遗老还有一些依附于北洋政府的闽籍的文墨之士，大都聚集旧都。民国初年黄氏以其才情异禀作为一个后进晚辈能周旋于遗老、胜流之间亦自不易。这就使他不惟熟谙晚清政治，而且能广泛观览前代各臣及封疆大吏书札，这些都成为后来《摭忆》的材料。北伐之后南京政府成立，原先依附于北洋政府的闽籍人士大多失意，如梁鸿志等等皆是，其中还包括北洋政府时代的外交官。在此时期黄秋岳能在国民政府获得一个机要秘书职位，较诸他人亦自不差了。这样，当抗战期间南北伪组织成立时，一些失去操守的失意者纷纷投奔南北伪组织，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何以伪组织中闽籍人士独多的原因。

《摭忆》有一处针对中法战争马江之役，中国海军惨败，黄氏议论说“吾国名流，不拘何派别，自古及今，一遇夷侮，皆为主战论。可惜‘将为何人，勇在何处，枪炮子药由何省应付’之言（此著者引张佩纶复王旭庄绝交书中语），必待马江败后之张佩纶，始肯形诸笔墨耳。甚矣，名流之不好谈准备也。”据此，黄氏以为正因为主战论者唯好议论，沉迷偾张，终于再次导致后来甲午之役更大的失败。丧师辱国，内外交困，这已成清季政治无可救药的痼疾，《摭忆》凡此部分议论皆有所据，不失客观公允。然而黄氏对于所谓和战问题，思想上处于依违两可之间也可说由来已久。

今刊《摭忆》补编文字大都写于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之间，其中第110页一处更可确认是写于七七事变之后，文云“幽燕烽燧，北望惊心，事势之亟，四五年前已然，强搘至今，不能免于相搏，亦意中事。此后并力制胜，在于当前。委蛇时日以修战备之功，则究在畴曩。”强调战备并不错，但也成为反对主战论者的一个口实，问题在于这种主张是在什么时候发的。观黄氏上文意思似乎并不认为这就是全面抗战的开始，这也代表南京政府相当一些人的思想。此中汪派应是最主要的。在此则笔记下尚有下面一段文字，在黄案发生五十年之后，今天重读仍令人大惑不解。文云“昔元人谕日本书云和好之外，无余善焉，战争之外，无余恶焉。言简意赅，三复词令之妙，重为忾叹。元师征日时，日本已利用间谍，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云当时两国关系，虽极险恶，而日本商舶之赴元者，仍不绝。日本利用此种商舶，使弘安之役，被俘之宋人，潜作间谍，往探元之动静，故得知一切情形。（中略）读此可知彼邦早惯于勾买无耻施技刺探，即世所谓奸细也。”以下尚有数百字考证奸细二字之古训，不具引。此文既写于七七事变后，似可以有两种假设，一是黄氏已经通敌，借文字施放烟幕或制造假象，如果这样也太可悲，因为不仅事情之败露乃是意中之事，而且文字也无从掩盖罪证；另一可能的假设即这是犯罪心理下意识的自我暴露。但有一点可以断言的是在于思想根源之中，黄氏历经世变，前代事迹虽多得于传闻，然思想中却有一个极根深蒂固的观点即不轻战而主和。于是当大敌当前，民族处于危急之际，竟沦为敌人的奸细。其出于思想乎，还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为被勾买的无耻之徒乎？此殆即所谓世乱佳人还作贼吧。

陈寅恪先生论唐代政治史中党派分野时说李义山虽秉负绝代之才，只因放利背恩，为两党所见弃，导致身世凄凉，极可哀伤。若黄氏无论才情遭际都不可与玉溪生相比，至其卖国投敌尤不能与仅仅属于道德上之缺陷等类齐观。但是陈先生于此节论后结语却极有言外深意，文云“君子读史见玉溪生与其东川府主升沈荣悴之所由判，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缺也。”我以为这正是寅恪先生于一九四七年题《摭忆》一诗的最好注脚。扩而言之，不论前此或现在读陈先生书者，这几句话都是最要铭诸于心的。学者的伟大是在于精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