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一大障碍

我们的图书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借阅工作，为学术界人士和一般读者所不满，窃窃私语，啧有烦言。然而，也只是私语而已。私下议论，或在档案部门无人参加的场合往往慷慨陈词，对档案借阅的不便，提出一大堆意见。一旦面对面，不免吞吐其词。真所谓敢怒而不敢言，敢言而不敢写。前年，我在某地参加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会上，档案部门负责人宣布，全国兴修方志，搜集到的资料，应归档案部门统管。闻者哗然，以为如此一来，又将是资料入库，限制重重，借阅为难了。但是，也就是私下，最多在小组会上讨论而已，没有人敢在大会上提出。赫赫有名的第×档案馆，似乎并不把为研究者提供资料作为自己的职责和愉快，往往是对来人多方刁难，使之败兴而归。研究者一提到这个馆，都大摇其头而又无可奈何。前年我也去碰了一个钉子。我要看的这项资料绝无秘密可言。行前已请人先容，也答应了予以方便。结果是怪事层出，令人望而生畏。先是不准看目录，要我开列所需内容。我说：不看目录，我怎知道你有什么？答说：制度如此，谁都不能看。我说：未见得。某某人来，就看了这项资料的全部目录。我就是听他说资料很多才来的。对方语塞，然后说，他和你不同，是某某单位介绍来的。原来如此。单位大小，妙用不同！一位副馆长很同情我，但表示权在另一主管，他无能为力，劝我随便开几个题目，尽量把资料取出。结果还是不行。我开列出的题目，有的说是没有资料，有的取出来竟然只是一张公开的油印纸，而我知道，前面提到的友人某某，明明都已看过。我再一次把这件事搬出来。对方无奈，答说，这些资料被馆中一位职员借去，他也在做这项研究。他现在请假回乡去了，无法拿到。又是一个原来如此！号称资料不离馆竟是虚话。档案馆搞研究或者资料编辑，本是好事，迟迟不整理和研究出来，又限制人看，竟成资料垄断或冷藏，绝非学术之幸、说理不通，吵架我不行，磨劲更没有，只能一无所得一怒而去了。和我同去的一位朋友，文武兼备，又吵又磨，不但得看所需全部资料，并蒙恩准予以复制。我只能叹息书生之无用。

归后，和朋友们谈起经过，朋友们并不以为异，他们所遇所闻，更比我的遭遇奇特。甚至，一位著名的爱国将军的家属，捐献了这位将军的全部日记，多年被封存库中，连将军的家属偕同研究人员求看亦不可得。我提议写一篇文章，对档案工作提出意见。朋友们不但表示不能签名，并且劝我也不要写。道理倒很干脆：这样一来，以后更难看到东西了。敢怒而不敢言，敢言而不敢写，症结在此。我则想，以后宁肯不登此门，意见也不能不提。于是，在去年所写的两篇论文里，捎带提及其声。发表之前，两家杂志的编辑都分别要求把这段话删去。我才悟到，还有一个杂志社和档案馆的关系，而其症结，也仍然是以后看档案恐遭刁难的问题。文章发表时自然照删，骨鲠吐不出，咽不进，依然在喉。

去年九月至十二月，有澳大利亚之行。整个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厥为图书档案部门为学术研究服务之周到、细致和便捷。爰将亲历亲见者罗列数事，尽管早已并非海外奇谈，业已是出国学人所素知，也许对于我国图书档案部门，特别是某些门禁甚深、戒律甚多的档案馆，不无激发之意。

我所去过的澳大利亚的图书馆，绝大部分是开架阅览。读者进入书库，任意阅书取书，只消在出门时办理借阅手续即可。借书册数亦无限制。国立大学孟席斯图书馆（Menzies Library）且将书库作为阅览室。书库临窗两面，放了许多桌椅和书柜，供读者长期专用，省了搬书来去的麻烦。有些正在写博士论文的研究生，就长期在这里工作，而不常到系里自己的房间去。开架对读者的便利明显不过，对图书馆工作人员，自然增加了困难，读者顺手取阅之后，书籍可能放乱，须得工作人员重新整理；甚而难免有丢书之事。对丢书，他们采取科学手段预防。每本书都有磁性装置，办理借阅手续时要经过消磁，否则全校会警铃大作，宣告出了偷书的事。图书馆负责人告诉我，即使丢书，也仍然保持开架，因为它对读者有利。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因噎废食吧。至于书籍阅后放乱，这家图书馆的措施就“更怪”了。他们要求读者看过书后，不放回原架，而堆置地上，由工作人员定时整理放回，以避免放错放乱。这在我们有些坚执闭架的图书馆看来，近乎自找麻烦了。这种自找麻烦，对工作却是有利无害。

大学图书馆开架如果说“麻烦”的话，公共图书馆读者杂多，当然更“麻烦”了。悉尼市立图书馆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它的普通阅览室也采取开架借书。这个阅览室是一个大极了的厅，书库就在厅内，存书于四面围墙，共有三层楼之高，用扶梯上下。入此厅，如同被书四面包围，立于书海之中。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书库，爬在梯上，自行取书。

所有的图书馆都有多架复印机，找出需要的书籍资料，付钱立刻可以复制。国立大学孟席斯图书馆的复印机，要投入硬币才能工作，这和其他如公用电话机、洗衣机等一样，是“见钱眼开”，无钱或投入钱不足，“眼”是不张的。这比起办理复杂的手续，究竟省事多了。如果把图书资料带回所在系里，不用花钱即可复制。我的东道主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一架复印机经常周转不停，所谓手续只是签上一个名就行了。

图书借阅简便如此，档案资料亦同。举莫理循文书档案为例。G．E．Morrison这位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颇有关系的著名人物。从一八九七年三月起，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名噪一时，辛亥革命以后任袁世凯政治顾问。一九一八年巴黎和会，他还是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他的全部文书档案，完整无缺地保存于悉尼市立图书馆的善本书部分Mitchell Library，包括来往书信、日记及回忆录三个部分，共装成三百二十三本。此外，莫理循所存剪报六百多本，照片和名片三十多箱，亦存该馆。莫理循研究专家、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的骆惠敏教授，陪我访问悉尼市立图书馆，非常便当地借来部分书信和日记原件，任我浏览。莫理循是澳大利亚所重视的一个人物。从一九三二年开始举办的以远东问题为主题的莫理循讲座，已历四十三届，骆惠敏编辑注释的《莫理循书信集》于七十年代初由剑桥大学出版后，受到各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重视。我会见了《莫理循与中国》电影的编剧Cecil Holmes和他的制片人Anthony Buckly，也会见了《莫理循传》的作者、著名作家Cyril Pearl，他们的谈话，使我具体知道澳大利亚人对莫理循的重视程度。但是，澳大利亚并不因此而把莫理循文书档案藏起来，而是公之于众，借广宣传。

国家公共图书馆的图书，任何人都可以借回家去，并不需要什么借阅证或介绍信。我在国立图书馆借了十六本材料，其手续只不过是，由国立图书馆将书转到国立大学孟席斯图书馆，我到孟席斯图书馆签字领取。有一件事令人难忘。我需要一本书，孟席斯图书馆没有，国立图书馆也没有。我向国立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王省吾先生提起。王先生通知工作人员说，立刻打电报去买，航空寄来。我当时想，主人虽然热心，在我离开堪培拉之前未必能够买来。孰料，不久以后，即得通知，书已到来。当我拿到书内尚有旧金山书店发票的这本并非珍本书的时候，心头暖甚。工作效率之高，是由于高尚的服务精神与态度而来。

这种服务精神，不独学术文化机关为然。在悉尼，一件偶然发生的事，颇足深思。骆惠敏教授正在写作辜鸿铭传，他在和我去悉尼图书馆的途中，经过澳大利亚的远洋轮船公司（P&O），突然灵机一动，要进去查询一件事情。原来辜鸿铭赴英留学的确切日期不可得，只知道是一八八六年之前时年十二岁时去英国的，乘的就是P&O公司的船。他想去这家船公司查询辜鸿铭所乘的船的名字，也许可以找出一些线索。这件事情，和公司的业务可说毫无关系，可以一句话把来人打发走，才不来管你什么学术研究呢。我这个远方来人，心想此事必遭碰壁。殊不知，这家公司派了专管查询业务的负责人员出来接待，答说一八九五年之前，公司没有乘客名单，难于查出。但是，他们又派来一位熟悉情况的高级主管人员，详加询问，然后说，公司有一部记载此类事务的书，现存另处，请于明天上午来查阅，也许可以得到线索。再无结果，还可以打电报到伦敦询问。第二天上午再去，惠敏顺利地把这本书借了回来。事不关己，并未高高挂起，这件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澳期间，每见他们借阅和复制图书资料的挥洒自如，总不免引起我们自身在国内遭遇的对比之情；而每逢澳人称述他们借阅资料的便利，我竟有阿Q式的以为是在揭我们疮疤之感，以致被问及我们的情况时，便不自觉地讳言之。如今，一片改革声中，图书档案资料工作，似乎改进不大。耳目所及，前面所举我个人的遭遇，似亦未成绝响。据说现在要看旧报纸杂志更困难了；又听说某大图书馆预备迁址兴建，建成之期尚遥，而书籍已陆续包装，不再出借了。档案部门似亦未见大改，原来多是不准看不准复制，现在是你要发表，得加上我档案馆的名字，美其名曰合编。上海出了一部《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用了一些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资料，初版时不准用，后因其中一项已被《五四爱国运动资料》所发表，不得不同意利用，但是只能作为附录。如此等等，不必多所摭拾。一位老先生发表意见说：档案馆本来是不让人看的，它把你“挡”在外面嘛！此言虽失爱人以德之风，然而，一字入公衙，九牛扒不出，档案部门的门禁确实严紧得很啊！此风不改，遑言学术研究工作之繁荣？报载，某档案馆邀请党政负责人前去参观，未悉该馆向党政负责人汇报档案工作成绩时，能否列举档案工作为学术研究服务的成效？发为此短文，倒不是今天把骨鲠吐了图一快。真正的快事，有待于异日图书档案部门确已大加快革之时。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本文系首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