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先生

司徒雷登先生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这是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所欢迎的。因为他最熟悉中国，最了解中国，最热爱中国的人民。除了他求学的一段期间，从出生到现在，他都一直在中国。他曾经说，中国就好像他的祖国一样。

司徒先生毕生事业在于教育，因为他知道，要促进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必须把基础建筑在教育上。一九〇八年，他重返中国，开始从事教育，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一个短时期。一九一九年，他创办了燕京大学，这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业，提起燕大，那是和司徒先生分不开的。燕大的前身，是汇文、通州、协和三大学，经过司徒先生的策划奔走，五四运动时期正式合并为燕京大学，司徒先生担任该校校长。后来格于教育部的规定，外国人不得担任中国大学校长，司徒先生乃改任该校校务长（Chancellor）之职。但实际上反比校长更辛劳，校中一切对内对外，无分大小事情，都是他亲自经办。二十七年的劳苦，培养成了一个有名的大学，学生遍海内外，都在为着民主中国而努力。

司徒先生创办燕大，最可宝贵的，是他手奠了燕大的民主、自由精神。由于他远大的眼光，他知道非这样不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而立足在未来的民主世界中。在学校校务，无论大小，都要经过校务会议通过，再征求学生的意见。司徒先生最鼓励燕大学生从事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燕大之所以居于领导地位，都由于司徒先生鼓励之功。司徒先生每一次对学生的演讲里，很少不提到学生运动的。抗战胜利后，在他第一次对成都燕大学生演讲里，他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学生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所仅见的伟大运动和奇迹，因为中国的学生能够联合商人来发起救国运动，使商人受了他们感召而喊出爱国的呼声。中国的每一次爱国运动都是学生们的力量，一直到七七抗战，也是学生爱国精神所致。有了中国的抗战，才有盟国的联合作战；设若没有前四年中国的单独苦战，就绝没有后四年战争得来的伟大成果。所以，推本求源，应该从五四学生运动算起。中国学生运动的精神是现代历史最宝贵的一页。”下面更是足以代表他一生精神的一句话，他说，他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忘记，只有中国学生运动的精神永远留在他记忆里。

七七抗战，北方大学都搬到内地了。只有燕大，因为教会的关系，得以屹立北平，为民族解放教育事业努力。这其间，司徒先生更苦心孤诣，贡献极大。他总是尽力鼓励学生到后方，他不但给以经济上许多援助，更尽力接头关系，介绍后方大学，总使青年们都能到重庆去。而在学校里，他更想尽方法，避免日本人的奴化教育设施，使民族气节得以保存。

他顾虑学生最周到，他怕学生消沉了，因此，他极力提倡课外活动，让学生振作精神。曾经有这样一件事，他是不大运动的，但为了鼓励同学们运动，他便常在操场上出现。一次他和学生们一块儿骑马，不小心摔了下来，受了伤，还进医院住了几天。在这段时间，他每学期至少有一次到重庆，和教育部接洽校务，并会晤蒋主席。每次从重庆回到北平，他总兴奋的鼓励学生说，中国抗战一定胜利。他把后方的艰苦情形，都告诉了学生。而他一直声言，燕大是秉承重庆意志办理的，这自然使日本人把他恨入骨髓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一个关门的是燕大，第一个被日本人抓进监牢的，是司徒先生。司徒先生在日本人的淫威下，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囚徒生活。这期间，日本人曾经屡次要他向蒋主席转达和平条件，都被他严词拒绝了。抗战胜利，司徒先生获释，立刻就由昆明而到了重庆，又到了成都燕大，和四年来在他精神感召下的学生见面。短短的几个月里，东奔西跑，北平燕大便在去年双十节复课了。

司徒先生没有实际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却对于中国政治有极大关系。他是蒋主席和许多政府要人的好朋友。去年到重庆，他就住在林园蒋主席官邸，那时正是毛泽东和蒋主席会谈的时期，他为此尽力不少。他希望中国和平，他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他知道打内战对中国人民是没有好处的。他不但希望中国和平，他更相信世界和平的必要。他常说，美苏的和好，是世界和平的基石。

去年十一月十九日，他从上海回美，为燕大的发展，和各方商量。也为中国的和平前途，向美政府有所报告。他更在美国各处公开演讲，把中国的八年苦战，忠实介绍给了美国人民。他是今年四月二十八日从美国回到上海的。立刻他就为中国和平前途忙，为燕大忙。六月二十四日是他的七十大寿，北平燕大盛大庆祝，各地校友也欢然祝贺，二十一日他却还在南京为和平谈判努力。这时传来了他担任马歇尔特使顾问的消息。后来他又到了上海，参加基督教大学校长会议。会毕，他又在南京为中国和平前途奔忙了。

司徒先生于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生在中国杭州，一八九〇年回美国念书，一九〇八年重返中国。他的身材高大，头顶微秃，不大喜欢说话，但别人讲话，他却始终全神贯注静听。说一口极流利的中国话，你不容易从他的话里，发现外国人讲中文常有的错误。他性情和蔼，最喜欢帮助人，尤其是他的学生。他作了不少次燕大教职员学生的月下老人和许多小孩子的教父。

去年九月，他曾经在重庆说：“我有一件不快乐的事，年纪太大了，希望多活几年，给中国多帮一点忙。”现在，的确他要开始为中国多帮一点忙了。

（原载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上海《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