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教学

国立大学在一九四六年创办之初，是纯属研究性质的高等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只有研究而无教学任务。到了一九六〇年，墨尔本大学分校的堪培拉大学院Canberra University College并入，国立大学便成为大学本科与研究机构俱备的高等学府。但是，教学和研究还是分开的两个体系，不属大学本科的研究部门人员，没有教学任务。这和其他大学的体制有所不同。

教学与研究，似乎从来是一对矛盾。在我们国内，提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一般教师，一面教学，一面进行研究。这样做，有它的好处。但是教师也有所抱怨，因为教学任务繁重，能用于研究的时间不多。在这里，我没有深入调查这个问题。但是，所看见的表面情况，和国内相同，不少教学人员，时有研究著述发表。悉尼大学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就对我力言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好处。他说，悉尼大学一向坚持教学与研究不能分开，教学对研究有很大的好处。他自己就每周教课达十七小时，其中包括对硕士研究生上课，而另外还指导一个博士研究生，不上课，但每周到家中讨论两次。我想，他的课程是够繁重的了，而且，在这里，时常要开新课程，不主张长年累月念一本经，因而任务就更重了。可是这位教师亦有新著发表。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好处，除了我们在国内常常提到的，教师必须绝对熟悉历史事实（以历史系为例而言），增强记忆，这位教师根据他的经验，还认为：与学生接触，青年人常有新鲜的思想，可以引起教师的思考，这是最大好处。但是，话说回来，我在国立大学接触到一些兼有教学任务的学者，他们认为，教学与研究，有相辅的好处，而就任务与时间言，二者也确有矛盾。现在学校正好放假了，他们都感到轻松了许多，可以集中力量研究写作。

我接触更多的，是专职研究人员。邀请我来的远东历史系，属于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与大学本科无涉，他们的研究人员，都没有教学任务。除了自己的专业研究，只是指导博士研究生。指导研究生，并不占有导师很多时间，一般不给研究生上课。导师认为，对研究生已经用不着上课了，研究生的精力花在写博士论文上面。我和远东历史系以及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几位博士研究生都曾接触，一位研究章太炎的研究生非常杰出，我们成了忘年之交，他占有了极为丰富的材料，据此而作出了极有新意的见解。看来他对章太炎是入迷了。我劝他入迷后还要跳出来，动了感情就难得其真。他深以为然，而自认有时难以做到。

话题回到远东历史系的研究人员。他们专心一致做研究，条件确是比较好。每个人一间办公室，书籍和研究资料齐备。在家里，都有安静的书房。系里的科研辅助工作，也很周到。日常很少其他事务，没有什么干扰。这些，都是起码而必备的条件。所可羡慕的，学校对于他们的资料搜集工作，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为了研究一个问题，可以到处去跑，国内国外，都能走动，费用全由学校负担。于是，他们在资料的占有上，就有了最大的便利，不只研究人员如此，研究生为写论文，也是一样待遇。我们国内也这样做了，但究竟不如他们活动的范围大，方便的条件多。至于休假制度的实行，由于条件所限，在国内更不能和他们比。所谓休假，并不就是休息游玩，而更多的是由于研究需要。

有了各种好的条件，更重要的，还是主观的努力。我所见的专职研究人员，大都工作勤奋。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平常都钻在自己的洞里，搞自己的研究。一般工作时间都很长，经常是夜以继日，睡眠时间比我们要少。常常听说某人头夜工作到清晨几点，甚至是一个通宵。这里的人都不午睡，而是连续工作下去。午睡，本来是一个习惯性问题。至此以后，我起初还在中午略睡一下，后来，也就废除了，只在过于疲劳的时候，偶然坐而假寐，不过那么片刻时间，现在也习以为常了。他们一般比我们身体好，不但没有午睡，午饭也常常比较随便，有时甚至顾不上吃。于是，他们实际工作的时间也就比较长。有一位研究人员说，要做的事情那么多，真是连上厕所都顾不得。这是一句深有体会的话。真是钻了进来，的确什么事也顾不得的。钻得深的，研究得细，是这里做学问的优点。进而博约结合，便能高瞻远瞩矣。

说到博约结合，我不能不想到柳存仁教授。他是国立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我去的时候他方退休，荣任院士。因为香港和新加坡都提出，给他优厚的待遇，请他去。国立大学师生普遍要求，要想方设法留住他。学校给他一笔资金，让他集中力量研究《道藏》。惠敏形容，任何一篇自认得意之作，柳公都能善意地谦逊地指出多处错误，使人心悦诚服。我则感到柳先生符合中国做学问的传统，由通而专，博约兼得；其为人也，则温柔敦厚，彬彬君子。回国之后，收到他倩人从香港寄来的著作《和风堂读书记》，精装十六开两厚本，容纳了各种题目的论文，读之受益不少。柳公既是好教授，又是令人心服的学者。由此看来，研究与教学矛盾的解决，端在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