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日常空间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出现与“王官之学”时代对非日常空间的记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仍然要先回到对《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小序的解释: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1]

这段文字为治小说学者所必引，然而其含义却一直众说纷纭。关键在于，“稗官”一职到底应作何解?历来通行的解释有颜师古的“小官”说和余嘉锡、周楞伽的“士”说。对这两种说法，潘建国在《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中一一进行了质疑。首先，他统计了先秦两汉文献中出现的“稗”字并指出，“稗”字在当时并无“小”的引申义，那么“小官”说自然不能成立；之后，他又引用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指出，“士”说立论的基础在于“士传言”的职能，但是《汉志》所载小说十五家中却没有一家是士传谤言的内容。在批判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潘建国提出:“按照诸子学术源于西周‘王官之学’的说法，‘稗官’应该可以在周官系统中找到相对应的职官，……欲找到周官系统中的‘稗官’，关键还得紧紧扣住‘稗官’的若干特征。”他认为，“稗官”应该符合三个特征，其一是具有“说”的职能，其二是所说的内容为“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的鄙野俚俗之言，其三是时常要伴驾出游，随时待“说”。综合这三个特征，他提出，《周礼·地官》的“土训”“诵训”和《周礼·夏官》的“训方氏”是《汉志》所说的“稗官”；而在汉代，“稗官”的具体承担者变成了方士和文学之士^[2]。此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志》小说家从内容、功能乃至文体上，都与对非日常空间的讲说和记录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土训、诵训、训方氏三官中，与非日常空间有着密切关系的是土训、诵训二官。《周礼·地官》云:

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王巡守，则夹王车。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

土训所谓“道地图，以诏地事”，郑玄注云:“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所谓“地慝”，郑玄注云:“若障蛊然也。”郑司农注云:“地所生恶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属。”诵训所谓“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云:“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谓“方慝”，郑玄注云:“四方言语所恶也。不避其忌，则其方以为苟于言语也。”所谓“知地俗”，郑司农注云:“以诏避俗，不违其俗也。”^[3]从内容上看，土训、诵训所道皆是对殊方异域——即非日常空间——的叙述，不过二者在职能上有所分工。如果将非日常空间分为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话，那么土训掌管的是对非日常空间的自然一面——山川形势、障蛊恶物等——的叙述，而诵训则掌管对非日常空间的社会一面——地方史、禁忌、风俗等——的叙述。从功能上看，土训、诵训均需在帝王出巡时“夹王车”，贾疏云:“夹王车者，从行备顾问。”也就是说，稗官(小说家)的职能是在帝王外出旅行的时候为帝王提供对非日常空间的解说。从文体上看，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和书写技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对非日常空间的书面记录，作为稗官(小说家)讲说时的参考。东汉张衡《西京赋》记帝王出巡云:

华盖承辰，天毕前驱。千乘雷动，万骑龙趋。属车之簉，载猃猲獢。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寔俟寔储。于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螭魅魍魉，莫能逢旃。^[4]

所谓“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很可能指《汉志》小说家中的《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帝王出巡时会携带《虞初周说》一类的“秘书”，虽然不太可能被帝王直接阅读，但却可以通过稗官(小说家)的讲述，达到辨别神奸的目的。这些对非日常空间的文字记录，便是旅行故事的雏形，也即古代小说的雏形。《吕氏春秋·本味》中有一段文字被学者们认为渊源于《汉志》所载之《伊尹说》。此段文字以汤与伊尹问对的方式展开，其核心正是对殊方异物的描绘:

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隽觾之翠，述荡之踏，旄象之约。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鱼之美者:洞庭之鱄，东海之鲕。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菜之美者:昆仑之苹，寿木之华。指姑之东，中容之国，有赤木玄木之叶焉。余瞀之南，南极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树，其色若碧。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浸渊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鳣鲔之醢，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长泽之卵。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摇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实；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岛之所，有甘栌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汉上石耳。^[5]

若此文果即《伊尹说》遗文，那么便可以证明，《汉志》小说家确有“备顾问”“道地慝”之功能，同时意味着对非日常空间的记录是导致古代小说文体产生的一个可能性因素。

当前学界认为，《周礼》的确是以西周官制为基础的，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理想化，但是绝非向壁虚造^[6]。由此，《周礼》可以成为推断稗官与非日常空间之关系的文献依据。此外，后世文献亦提供了一些旁证。即使我们对土训、诵训的存在保持疑问，与其功能相同的文学之士和方士则可以代替它们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宋玉是楚襄王时著名的文学之士，其《高唐赋》云: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7]

此段文字描述的是作为文学之士的宋玉在楚襄王巡游云梦台时“夹王车”“备顾问”的情形；他对于朝云的叙述，正属于“道方志，以诏观事”。虽然此赋是否宋玉原作还有争议，内容也可能为假托，但是其中反映出来的对文学之士之职能的认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东方朔是武帝时最著名的方士，在两汉和六朝小说中，可以找到很多东方朔“夹王车”“备顾问”“道地图”“道地慝”的故事。旧题西汉东方朔《十洲记》云:

汉武帝既闻王母说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迹所稀绝处。又始知东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亲问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书记之。^[8]

东方朔谈“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无异于“道地图”“道地慝”。晋干宝《搜神记》云:

汉武帝东游，未出函谷关，有物当道。其身长数丈，其状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动而不徙。百官惊惧，东方朔乃请以酒灌之，灌之数十斛而怪物始消。帝问其故，答曰:“此名为‘患’，忧气之所生也。此必是秦家之狱地；不然，则是罪人徒作之所聚也。夫酒是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于此乎!”^[9]

这则故事写的是东方朔在武帝东游时“夹王车”“备顾问”“道地慝”的情形。虽然关于东方朔的故事皆为伪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当时人对方士之职能的一般理解，“博物之士”的称呼可以看成是稗官的同义词。以上三则材料还为我们提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即对稗官与帝王对答的记录本身也是早期旅行故事的一个重要文体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