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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启平兼怀宗瀛

时间:2022-01-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数月前得朱启平噩耗,为之郁郁者多日。哀念启平自然而然想到李宗瀛。言及遭际,则有不同,启平中道逢一九五七年之灾,坎坷二十余年,宗瀛以居香港幸免。启平逝矣,二十余年的折磨,晚年的不免于抑郁,自是其才未尽。信乎其言,信乎其校其事,信乎其启平与宗瀛。等到我们一批人于六月初返抵上海后,启平已愤而去北京,宗瀛则在上海有寂寞之感。启平、宗瀛相继退休。

数月前得朱启平噩耗,为之郁郁者多日。面壁静坐,总想到他的言谈举止,想到前年三月和他在美国的最后一面。也曾想写点关于他的文字,而终于未写。今日偶翻香港出版的三大厚册的《抗日战争图志》,志中摘载了启平记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日军投降仪式的文章,那是启平轰动一时之作,题作《落日》。尽管摘引文字甚短,不足以见启平文章之精华,毕竟使我感念故友,更增遐思。哀念启平自然而然想到李宗瀛。启平与宗瀛同出江南世家大族,同为燕京大学高材生,同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人物,同工作于《大公报》,同以才华出众见称,同以英语说听、英文读写见长,两人相为挚友将近六十年。言及遭际,则有不同,启平中道逢一九五七年之灾,坎坷二十余年,宗瀛以居香港幸免。晚年二人复聚首香港,又同事于《大公报》,微异者,宗瀛得展其志如初,启平则颇不能施其所长如昔日。

启平逝矣,二十余年的折磨,晚年的不免于抑郁,自是其才未尽。宗瀛呢,昔年英姿焕发,气宇不凡,近年则近于老年痴呆,初则说话罗嗦,继则健忘,现在已记忆全失,不复识人矣。言念及此,能不感叹。

两人于我为学长,皆早我数年毕课业,相继认识他们是在我入《大公报》之后。在上海《大公报》,宗瀛是我的直接领导,我欣赏他的“无为而治”,但以其时年少浮躁的我去看宗瀛,总不免不见谅他的平和中正;更加他曾在抗战期间为汤恩伯的英文秘书,从表相论人,更不免不知就里。今日反思,在那个斗争激烈的数年之间,宗瀛实是临大节而不苟。他毕竟是“一二·九”运动的过来人,曾经风雨,阅世已深,自无浮躁之气。且宗瀛是一个不轻易动感情的人,视之彬彬有礼,甚或以为冷,其实他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曾经在报纸上闯了一次祸,惊动了上海市长吴国桢,对《大公报》施加压力,宗瀛挺然以身任,说服报社领导,顶住了压力。

一九四八年底,我在香港《大公报》工作之际,启平卸《大公报》驻美特派员职,偕夫人由美国来香港,就任编辑部副主任。我编报,在他领导下工作。启平为人富热情,不隐藏自己的感情喜怒,不遮掩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其时的香港《大公报》,政治态度已经表露无遗,大体而论,同人之间,应该很好相处了。事实也是如此。犹忆启平初到,因为他自美国来,比我们大家都有钱,反客为主,他大宴编辑部同人,喝掉了好几瓶洋酒,酒酣耳热,启平指天划地,意气昂扬,他确乎是个直率的人。此情此景,四十四年后,还成为我和启平最后一面的话题。

但是,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更年轻的人,浮躁之气依然,对启平、宗瀛在“一二·九”运动中叱咤风云的壮举,不但虽只略闻而不详,且为传言所误,不免带有似是而非的看法。因此,虽能融洽相处,总不免似有所隔。这种疑神疑鬼之风,昔时所盛行,误会了多少人。他们两位则从无一语涉过去,所谓君子坦荡荡是也。多年之后,我每次去香港,无论启平与宗瀛,多与我谈“一二·九”事,再佐以他们当时同战斗者对我所述,证明启平、宗瀛皆昂藏奇男子,无愧于当时的伟大斗争,证明他们当时对斗争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时人对“一二·九”前后的燕京大学,曾有评曰:“洋气冲天,红光满园。”信乎其言,信乎其校其事,信乎其启平与宗瀛。我曾经多次劝他们二位写回忆录,两人皆峻拒。宗瀛是较为淡然地表示,早成历史,何必再写。启平则不免露了一点愤然:“由旁人去写吧,历史自有公正。”如今,一人逝,一人病,则二人所经之事所历之经纬,其将湮没无闻矣,不亦惜乎!

一九四九年上海临近解放之时,启平、宗瀛奉派先遣回沪,以为上海《大公报》临变之应措做准备。历经艰难,其事终于无成。此中经纬,宗瀛于事后曾略告于我。等到我们一批人于六月初返抵上海后,启平已愤而去北京,宗瀛则在上海有寂寞之感。数月后宗瀛奉命返港,仍工作于《大公报》。启平留京,工作数变。此后数年,两人的遭际乃同天上地下。

宗瀛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大才得展,是在兼任英文杂志《东方地平线》总编辑尤其是《大公报》创办英文版他兼总编辑以后。他手下人员甚少,事必躬亲,每期都要用英文写文章,以至他后来对我说,写中文已觉生疏了。除了表面的工作,他周旋于外国记者、作家及名流之间,所做的事恐怕还更多。宗瀛一向谨慎,即使如此,每返上海,言及他家人中大哥宗恩(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小弟宗津(油画家)、妹夫程应镠(历史学家)皆成“右派分子”,他亦不寒而栗,说是“我如在大陆恐亦不免”。事实恐怕也是如此。

启平则确实地入了“右派分子”籍。他其时为香港《大公报》驻北京记者,与北京《大公报》已无关系,不过借房办公而已。启平言,鸣放之时,北京《大公报》党委书记以为他是名记者、老报人,几次动员他“鸣放”。启平是个热心人,情不能却,写大字报一张,就业务问题提了几条意见。即此一纸,乃定终身。此后发配北大荒,几经生死,后来到洛阳的军事学院教英语。某年,我偶在朋友家遇该院一军官,问及启平,回答说,他的教课非常好。这是自然之事。“文革”结束之后,启平再返香港《大公报》,时移势异,他未得重用,名义上还是编辑部副主任,工作却是做译电,以一老翁而坚持夜工作,老友皆为不平。或有言,他好提意见如故,此或其因。

启平、宗瀛相继退休。宗瀛靠了妻子贤惠,女儿能干,在家颐养天年,确实只是颐养了,他把藏书都捐赠了出去。罹此病,则苦了他和亲人。

启平近年迁住美国,卜居于加州的联合城(Union City),与一子及媳同住。前年三月,我往访,作竟日之谈。时他患痛风,只不良于行而已,无他病。健谈如昔,谈北大荒生活,食死马肉,天天见抬出死人,我听了心惊,他已能出之以平淡。他谈及国外正有一股风,议论周恩来,此时的启平,却显得颇为激愤。他历举他对周的看法,称颂周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高尚精神,结语说:没有周恩来,中国的事更不得了。此语今犹在耳,没有想到素以体健称的启平竟尔去了。

(原载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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