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名满人间

香宋赵尧生（熙）先生，大约在今天知道其人者为数不多了。治晚清史者，如果不知道清末有这么一位出身进士、翰林的清流，指斥时政，弹章数上，“谏草留御床，直声在天地”的御史，大约不算失职。研究教育、留心学术的人，如果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历长四川东南各学堂、门生遍蜀中的教育家，大约亦不足异。好读诗者，如果不知道有这么一位“批校唐诗近百种，平生作诗数千首”的诗名满人间的大诗人，也许亦复是意中事。好书法者，如果不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位书法大家，似亦不必深责。可能只有两种例外：喜欢游山玩水的人，会惊奇于蜀中山水之地，尤其峨眉、乌尤，怎么都见赵熙题壁？有些老川剧迷也当记得，著名川剧《情探》的作者是赵熙。

时移事易，似亦难怪其如此。然见文化之衰，蜀学之不传，不能无悲。十三年前，我写过一篇《赵尧生先生手札书后》长文发表，那是专就我家尚存的先生致先父手札十七通而写的。后又将尧生先生法书数帧交《书法》杂志发表，今已无此怀古之幽情。友人自北京来，见我室中悬尧生先生手书条幅，谈话之间勾起旧忆，为此文。

先生讳熙，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同治六年丁卯（公元一八六七年）生，民国三十七年（公元一九四八年）卒。家贫，世代务农。幼从父奉政公读书乡塾，勤奋好学；四岁已读《诗经》，稍长，受《小戴记》、《左氏传》。中乡试以前数年，佐父教于乡塾，并在营山、双流专馆任教。光绪辛卯（一八九一年）领乡荐，次年光绪壬辰（一八九二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同科中者多一时俊秀，有蔡元培、张元济、屠寄、唐文治、叶德辉、汤寿潜等，与同榜中式之赵芷荪（启霖）、蒋惺甫（式惺）、曾刚甫（习经）、尹仲锡（昌龄）诸人尤友善。光绪甲午（一八九四年）赴京“散馆”殿试，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

先生除一度为御史，未曾与政，一生事业在教育与学术。甫授翰林，即乞归，多年以来，除时或赴京在国史馆任职，均在四川讲学，曾主讲荣县凤鸣书院、重庆东川书院、泸州川南经纬学堂，并两次在重庆主持府考。先生门生遍蜀中，其为著名学者的，早年有周孝怀（善培）、向仙乔（楚）、江翊云（庸）诸先生（周江二先生后亦从政），郭沫若是先生的末代弟子。国共两党名人亦多先生高弟，国民党之谢慧生（持）、曹叔实（笃）、黄复生（树生）、陶闿士（闿），其著者也。中共人士中，孙炳文烈士及吴玉章老先生为先生及门弟子，朱德、刘伯承元帅曾拜门为私淑弟子。朱德在护国讨袁之役，率部由云南入川，战事初定，暂留成都，喜治诗古文辞，时先生亦应蔡锷约留成都，经先生弟子孙炳文（时名俊明）介绍，朱德投贽问学。先生后于一九一八年写《赠朱玉阶将军》七绝一首，诗如后：“只有人心能救世，西南半壁赖扶持。读书已过五千卷，一剑曾当百万师。”孙炳文极为崇敬先生，先生亦爱之，先生《日记》中写及。孙后赴德国就读于哥庭根大学，时有书问安，先生有《寄君德意志》一律，录如后：“故人今在夕阳西，此地秧痕渐吐泥。几日风吹花信过，乱山林表杜鹃啼。劳君涕泪谈家园，末路关河厌鼓鼙。遥忆梦魂悬两地，燕山芳草接南溪。”孙夫人任锐时留居北京，末句故云。孙任之女即著名演员孙维世女士。孙返国后，于一九二七年为国民党杀害，周恩来抚教其遗孤得以成立。梁启超亡命日本时，因潘若海得读先生诗文，倾服拜倒，自称私淑弟子，“从问诗古文辞”，并求兼教其女令娴。任公致先生书有云：“仆为文浅薄庞杂，吾师得毋呵为野狐禅。小女聪慧能文，不愿其继承家学，愿太老师教之，俾底于成。”

先生毕生致力于学，三十岁前，博涉古籍。三十岁后，以经史为主，尤着力于《毛诗》、《礼记》、《左传》以及《史记》、《汉书》、南北朝诸史，一生批点不辍。以为治学当以经史为本，此不徒学，且为立身处世之本。于诗文，则以为以熟读古文之作为根底，重古文，轻制艺。以《左传》、《史记》为文章师法，晚年尤重韩、柳，主张贵谨严精练，忌空语冗词。尝谓，诗文之理一也，尤忌平铺直叙。

中年以后，先生颇读佛经。此一则是由于生当乱世，离群索居，有以然。二则是由于先父的影响。先父仲威公为先生学生，喜佛，每劝先生读佛，并多赠送佛书。寒家今存先生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间致先父手札十七通，谨引其谈及读佛之二则如下：

上年蒙赠佛经，愧未能以次尽读。钝根多所不解，故精进难耳。而各地僧众，往往以佛学书相遗，因此引动。展读《圆觉经》，真浩浩法海，四无涯际……净土三经，不佞有其二，唯缺《十六观经》。欲恳吾弟便中于各寺访求，代请一部。则亦弟之法施，功德为不小矣。

……

然佛真无上正等正觉，赞无可赞。今事粗知，皆拜吾弟及乌尤和尚之惠也。彼亦随时赠我经典，拔我于苦海之中，其与弟慈悲一也。

然先生终究不是佛学家，先生一生成就之最大者，乃诗。先生一生作诗不辍，居京时，多与诗友结诗社，陈伯潜（宝琛）、陈石遗（衍）、陈散原（三立）、郑苏戡（孝胥）、罗瘿公（惇曧）、胡漱唐（思敬）、江叔海（瀚）、温毅夫（肃）、林山腴（思进）诸公皆与焉。盖以文酒之会而清议时事，一吐积愤。著名的广和居题壁，先生所题三律中有句云：“也当朱陈通嫁娶，本来云贵是乡亲。莺声呖呖呼爷日，豚子依依恋母辰。宝贝相参留此种，清明他日上谁坟。”其时奕劻、载振父子擅权，直隶总督陈夔龙之妻认奕劻为父，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则拜载振为父，朱云南人，陈贵州人，诗中之“宝”指朱家宝，“贝”指载振封爵贝子。末二句之“清”盖言载振为清皇室，“明”指朱姓。诗意谐谑，传诵京中。

时诗行同光体，先生尽管与诸人唱和，且亦不鄙薄同光体，然所作之诗则与时流迥异，出入唐宋，上溯八代，时人重之。人读先生诗，均以为冥思苦想而作，实则轻易而为，下笔立就。陈衍序先生诗谓：“尧生豪于诗者也。观其诗疑若锤凿甚力，而为之则乐而易。”这和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论及先生之诗所说相同，钱书云：“而诗功湛深，苍秀密栗，成之极易。见者莫不以为苦吟而得，其实皆脱口而出，不加锤炼者也。”钱基博并举一例。谓：杨增荦将官蜀，先生为写入蜀山水竹枝词三十首，陈衍见而爱之，请书一横幅见畀。先生立增首尾四诗为赠：“石遗老子天下绝，谈诗爱山无世情。大好金华读书处，闻风心到锦官城。”“送客魂销下里词，故人杨子最能诗。迟君一纵巴山棹，细雨迎秋唱竹枝。”“千山万水三生约，好句亲题送子云。西向定将人日报，草堂花发最思君。”“水驿山程约略齐，并应渔具手中携。闻吟无伴陈无己，一夜乡心到蜀西。”次日，陈衍相过，“先生之送行诗，又增为六十首矣。”钱此处云一日之间“又增为六十首矣”，六十首恐有误记，按陈衍的说法，应是：“尝送昀谷（振常按：即杨增荦）之官蜀中，顷刻成绝句数十首，为叙一路所经，若放翁《入蜀记》然。余喜之，乞书横幅，则立增数首绝句移以赠余。其诗之工可喜，其为诗之乐而易尤可喜也。”

钱氏以其说证先生才思之敏捷，诚然。而先生学有素养，诗作尤多记山水之游，先生高弟周孝怀先生述先生之游云：“尝五至京师，五出入夔巫巴峡，一登嵩山，一游西湖，……爱峨眉竺，盖尝七八游。故咏峨眉及夔巫巴峡中景物诗独多。一景物每数咏之，以极其变。”⁽¹⁾胸中自有丘壑，故能信手于顷刻间而成。这就是杨增荦“致叹熙之锤幽凿险，范山模水，出以歌咏，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徒以捷见长也”（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

更引先生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赐先父函一段以说之：

不佞中夏游峨眉，孟秋之杪乃返乡县。登崖涉壑，恣所欲行，并及二峨而返。得纪行七绝约百首，碑文三通。归来后翻阅佛乘，大抵弟昔年所赠也。（真过百金之惠，读之粗能入也）丁兹末世，舍闭门读书，别无上策。而登山临水，极生平未有之奇，斯获于天者厚矣。

读佛书“粗能入”，未见得有诗人本性的快乐。登山临水之乐，才是真快乐。中夏出游，孟秋杪返，二月之间，写绝句百首，碑文三通，才思之敏捷，足以惊人。梁启超对先生诗文说得好：“诗撼少陵律，笔摩昌黎垒。择言转气盛，刊华得神似。浩浩扬天风，郁郁斐兰芷，幽幽缭洞壑，漠漠弄洲沚。……自从同光来，斯道久陵替。岂期万人海，复听九嗥戾。”⁽²⁾

先生书法亦大佳，以鄙意妄度，先生诗第一，词亦如之，字第二。其字秀挺有力，富书卷气，平生无俗笔。先生不甚喜写大字，所写多中小字体，而我藏有先生哲嗣念君世兄所赠及另一友人所馈先生大字对联二幅，读之忘俗。世所习知的成都人民公园倚天而立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十个硕大无朋之字，其四面之一乃先生所书。诗好，字好，又喜登山临水，就难怪蜀中山水胜地尤其峨眉乌尤，极多先生题字题碑。所感不解者，曾闻人言，先生的学生郭沫若曾说：“怎么到处都是赵熙的字？我要超过他。”一九四九年以后，郭老登山临水之便，自多于尧生先生不知几许，郭老题壁之多，亦自多于先生矣。此数量之多也。

先生诗才如斯敏捷，平生为诗，当难计其数。先生哲嗣元凯、念君昆仲亦只能言“平生作诗亦数千首流传于外，但多去不存稿，或自批云：‘此等诗都可删却。’”先生自择甚严，尝云：“我自选诗，决不出五百首，仅此足矣。”是以先生生前无诗集刊刻，只《香宋词》三卷刻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五四年，先生门人江庸、周善培、向楚、尹石公、郭沫若、吴念存等先生集资刻《香宋诗前集》上下集五卷，只是从所收集到的先生诗的一部分中，印了十之六，余十之四加上期望能续收到的拟再印后集。后集之议未行。念君世兄曾函告，在吴念存先生处得见《香宋诗前集》全部底稿，念君抄录了向所未见的二百余首，并录数首赐我。听说台湾有《香宋诗词集》刊行，念君世兄托我在香港访求未得。比年以来，念君及其令兄元凯精心收集整理，并加题解与诗注，于一九八六年出版了《香宋诗钞》。二君秉先生遗训，仅录五百首。此在二君，自是纯孝之举，而于读者，则为损失。二君又倾其全力，整理先生《日记》，承念君抄寄数则，深感先生《日记》于研究近代政治史、学术史以及诗史之重要，甚望其早成焉。

为什么要提到政治史？先生很少与闻政治，民国之后退隐山林，更与政治无关了。然在清末，先生本怀国士之忧，甲午前后，每多批评朝政之语。虽与清流游，然对戊戌维新，实采赞同，且与六君子之刘光第及杨锐相交甚深，更以师辈视刘。变法之前，刘光第曾出其所撰《甲午条陈》征询先生意见，后《条陈》为刑部堂官所扣，先生代为保存原稿，方得留传。宣统嗣位后，先生为杨锐之子庆昶代写呈都察院文，求为杨锐昭雪。此皆足见先生之风骨。先生深恶袁世凯其人，辛亥军兴，袁复出，命其亲信致意，表示“有所借重”，先生坚拒之，避居上海。而对于梁启超之寄希望于袁，先生为之忧，一九一二年五月，趁周孝怀先生邀游日本之机，力阻梁返国与袁合作。梁不之听。及洪宪事起，梁大悟，谢先生之诗有云：“君昔入东海，劝我慎衽趾。戒我坐垂堂，历历语在耳。”在此之前，袁愤先生不为招致，又因四川宣布反袁独立，袁之爪牙四川都督胡景伊诬先生支持川军独立，下令逮先生。经梁启超向袁世凯解说得免。先生有诗《寄任父》以谢梁。辛亥后，先生隐于山林，讲学卖文自给，于北洋政府及四川军阀政府之征聘，皆拒之。

先生曾经在宣统朝任江西道监察御史，一时之间，飞章连上，弹劾庆亲王奕劻、部臣善耆及疆吏赵尔巽、杨文鼎等，虽留中不报，人莫详知所言，然风声四播，人皆佩其胆识。这就是梁启超诗所谓“谏草留御床，直声在天地”。及辛亥保路事起，任京官保路会川南代表，弹劾盛宣怀举债卖路，赵尔丰（四川总督）残民误国，亦不报。先生之风，更为人所敬重。凡以上种种，先生《日记》中当有可贵资料可为参阅。

先生主持教育多年，学有所专，于西学非所熟谙，然亦主吸其所长，非保守之徒。戊戌主东川书院时，加英文课，且随学生听讲。而于治学之道，除前面所写治经史为根本之外，且不囿于旧典，能见其大者，不主张为饾饤小儒。当时书院有一日本学生名成田安辉，曾记如下之语：“为学当为大通世界之学，不为拘守方隅之学。”先生表示赞许，在《日记》中引而谓之曰：“此横也，吾韪之。吾亦云：‘为学当为上下古今之学，不为耳目尺寸之学。’此纵也，吾自韪之。”虽称“吾自韪之”，实为先生办学之方针。一纵一横，大处着眼，这是大学问家思路。

先生有川剧《情探》之作，据明王玉峰《焚香记》改编，分写四出，即：《誓别》、《劝休》、《牒告》、《情探》，后只《情探》一折流传。这出戏不只文词优美，且为戏曲写人物性格奠基之作，先生门人周孝怀先生时为四川劝业道，以之公演，开改良川剧之先河，流传至今，影响极大。先生原是无意而为，清末某年，在自流井宴席上看木偶戏《活捉王魁》，认为不合理，乃加改写。《情探》重在“探”字，正是写焦桂英性格。开场，王魁唱：“更阑静，夜色哀，月明如水浸楼台。”着一“浸”字，意境毕现。焦桂英之唱：“梨花落，杏花开，梦绕长安十二街。夜深和露立苍苔，到晓来辗转书窗外。纸儿、笔儿、墨儿、砚儿啊，件件般般都似郎君在，泪洒空斋，只落得望穿秋水不见一书来。”其词融典雅与通俗为一炉，难怪四川人人会唱，人人爱唱。先生还另写有三剧：《香莲闯宫》、《渔父辞剑》、《除三害》，念君世兄均曾手抄寄我。

我家和先生三代世交，有通家之好。尧生先生为先祖学生，于光绪庚寅（一八九〇年）在成都执贽先祖之门。先祖讳家驹，又名选皋，字直夫，光绪二年丙子进士，以工部主事外放，于光绪辛卯任四川荣县知县，尧生先生于是年领乡荐。先祖在荣县任十余年，极赏尧生先生之才学，爱之如子侄，复命先生在我家课先父弟兄三人（先生后离荣县，改荐周孝怀先生接馆）。先生主撰民国十八年《荣县志》，于先祖之政事、德行多所赞颂。及先祖之去任，先生复撰德政碑以为去思。念君世兄所摘抄赐寄之先生《日记》，于先祖父母及寒舍多所记录，甚至有记谓，第一次穿皮衣，乃先祖母所赐。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月十八日《日记》有云：“拟联寿唐直师云：‘两度还山迎寿气，一生知己重春阳。’盖余癸巳乞假，曾晋寿觞，而受先生之知，自庚寅十月后始也。”先祖父母的墓志铭，皆先生所撰，且曾为先祖父母画像（先生能画山水，是典型的文人画，然不轻易为之，至于人物画，恐怕更少了）。先生此手泽，连同为先父所书及画之四件八面闭扇，我珍藏多年，于“文革”大难中为暴徒劫去，均毁。只先生赐先父函十七件裱制之一册页尚存，每思先生盛德，取出拜观，兼得为人之本、治学之教，并及于法书之赏，乐以忘忧。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日草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订正

（原载一九九五年八月五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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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宋诗前集〉叙》。

(2) 《因若海纳交于赵尧生侍御，从问诗古文辞，所以进之者良厚。顾羁海外，迄未识面，辄为长谣以寄遐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