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之丧补记

蔡元培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病逝香港，我在《蔡元培传》（一九八五年八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七月第二次印刷）里有两段话这样写道：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日，元培晨起入厕，突感头晕，失足摔倒，口吐鲜血，经延医诊治。四日，入养和医院，医生疑为胃溃疡复发，送入香港大学医院输血后复回养和医院。至五日清晨，入昏迷状态，至九时四十五分溘然长逝。享年七十四岁。

…………

元培遗体于七日入殓，十日出殡，暂厝东华义庄，同年葬香港薄扶林道华人公墓，墓碑题“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叶恭绰所书。

以上记载如实。近阅《陈君葆日记》，他是举办丧事的亲历者，从《日记》得知，出殡之后，尚在南华体育场举行公祭，以后又借香港大学隆重举行了追悼会，而各界所送挽联，亦有堪传诵者，乃为补记，以为明年的蔡元培逝世六十周年备一格。

《陈君葆日记》因是选载，不能窥全貌，看不出他和蔡元培有往来，而蔡元培晚年居香港两年余（自一九三八年二月至逝世），本以养病为主，爱国抗战之志如初衷，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蔡任第二届主席）写了会歌（用《满江红》词调），传诵一时，公开活动只是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应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际医药筹账会之邀，参加美术展览会，并发表了推广美育以养成抗战的坚毅意志的演说，这是他在港两年参加公开活动唯一的一次。此外，即在港曾主持召开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日常居家读书，只与老朋友张一麐（仲仁）、叶恭绰（誉虎）、王云五诸人有往还。按此情形，陈君葆恐不可能认识蔡元培。

蔡元培名字首见于《陈君葆日记》是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那是蔡先生已逝两日之后。记云：“蔡公临时治丧委员会开会，因为有课未出席。且即知到（道）已来不及，因信到时已经是十二点了。”翌日（三月八日），陈君葆去商务印书馆出席临时治丧委员会会议（当是第二次会议），没有记载会议的情况，却意外地记了叶恭绰的一首挽蔡七律。谓“不久誉虎来了，并交出他甫脱稿的挽诗七律一首，甚佳”。诗为：

三年海峤同流寓，永别真伤气类孤。

至竟桑榆催暮景，更谁榛莽辟修途。

回澜巨识深难喻，开国神功寂若无。

今日乾坤沦惨黩，遗规畴探口中珠。

全诗明白如话，今日读此，犹见其情，然而，叶恭绰这位交通系人物与蔡元培，恐怕不能算作同一气类。

三月九日的《日记》，记借南华体育场作公祭之所的一番周折，致“王云五颇费唇舌”，而叶恭绰则“大骂香港人的奴性了”。

三月十日为出殡与公祭之期，陈君葆以为“礼节倒有相当的肃穆和简单，在最前的只两对丧鼓和两对提炉，跟着便是铭旌和仪容，后面便是亲友知交北大同学，最后才是引灵的家属。抵达南华体育场内，各学校团体即肃立致敬”。陈君葆有所批评，以为设想不周，“学校的人数虽然不少，但体育场的面积似乎太大了，全体学生还未能站满它的一半，其余的一半不好看，其他团体代表放在看棚上也只占到一小部分，所以有点不均衡的印象。因为不用音乐，所以很难表示出哀意来。我以为场内另设一个乐队，在灵柩移入时奏哀乐致敬似属必要。但无论如何秩序十分好”。这一番议论，倒也得其实。

蔡元培之死，于全国是件大事，于香港自然也是大事。蒋介石、毛泽东分别发了唁电，毛泽东以“人世楷模”四字赠之。这自然是以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的身份作此评价的，回想当年（一九一八年），毛泽东被困北京，得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实由蔡元培爱才的优容，世人每言李大钊引荐，误。据萧瑜（子昇）回忆，毛泽东、萧瑜、熊民楚、章根弟四位新民学会会员，由湖南到北京，打算赴法国勤工俭学。到京后，毛泽东决定留下，在北大找一份工作。萧瑜说，他们写信给蔡元培，要求他雇用我们的一个无法赴法国的同伴为校内的清洁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们的信后，立即就明白了。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怜悯毛泽东，对于他能够刻苦自励，甚是高兴，因此没有让他去做清洁工人，而可到校内的图书馆去工作。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先生，信中说：“毛泽东需要在本校求职，使其得以半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个职位。”⁽¹⁾可见，李大钊只是奉蔡元培之命而引毛泽东入北大图书馆，决定者是蔡元培。萧瑜又说：“毛泽东一向很敬佩蔡校长，他给蔡先生的每一封信中都称‘夫子大人’，他自认是蔡先生的弟子，而且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表示他对蔡先生的无限崇敬。”⁽²⁾在毛泽东以“人世楷模”挽蔡评蔡之际，尽管时移世易了，师弟之情当仍在。

蔡之丧，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中共中央所在的延安，以及全国一些县市，都隆重举行了追悼会。香港有此盛举，亦属不易。陈君葆评之为场地过大，参加人数只及场地之半，反映了他尊敬蔡元培的心情。

至三月二十四日追悼会举行之前，《日记》有关追悼会筹备工作的记载凡数见，诸如追悼会拟借港大礼堂举行，议写挽联诸事。其中可述者是，当时香港有新文字学会的组织，张一麐、许地山、马鑑和陈君葆为成员，张一麐老人因要写追悼会的祭文，许地山、马鑑忙于为追悼会特刊写文章，议定陈君葆为新文字学会写挽联。后来新文字学会已另送挽幛，陈君葆所拟一联改为他私人所送，“略表私淑之情而已”。联云：

以美育代宗教，拉化作新文，痛如今思想失前锋，大树飘零难后死。

正暴力逼人权，倭氛迷故国，问继此青年谁领导，高山仰止悼先生。

这一挽联，“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平生坚持的主张，用来很当。“拉化作新文”则有些勉强。“拉化”者主张中国文字拉丁化也。蔡先生虽然提倡新文化，倒未曾主张中国文字拉丁化。蔡元培主张保障人权，早年以此对付北洋政府，最激烈的一次，是一九二三年一月因财政总长罗文干被非法逮捕而辞去北大校长职，晚年参与领导民权保障同盟，对付的是国民党政权。此联“正暴力逼人权，倭氛迷故国”，以之形容日本侵略者，终觉太弱，日本侵略中国，非只是“逼人权”，而关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举国抗日。此处用一“迷”字，亦觉不贴切。陈君葆此联不能算佳作。

三月二十四日，香港各界假港大礼堂举行蔡元培追悼会。陈君葆《日记》几乎是通篇评论他人的挽联。如曾琦的挽联是：

风气自公开，犹忆比京挥尘，燕市题签，绝似中郎迎祭酒。

退藏怜我极，痛念大浸稽文，胡尘满地，何堪子固哭欧阳。

陈君葆说是“风致颇有”，实可说对仗工整，不落俗套。下面说：“但‘中郎迎祭酒’自占身份，似不无问题。”中郎者蔡邕，喻蔡元培。“自占身份”，曾琦倒也有些忘形。接着说：“若以子固自况，配不配另一问题，但他姓曾，倒也天然切合。”借用曾巩哭欧阳修故事，也是曾琦巧思。唯曾巩宗王安石，非属欧阳修一派。写对联是学问，引古证今，终难全符。

下面，议论了陆费逵（伯鸿）的一联“寿比宣尼多一岁，功在民国有千秋”，“似乎近于取巧了”，其实是有些硬凑。蒋介石挽联，据说是李沧萍代拟，联云：

盖代数完人，一瞑应为天下恸。

胡烟尚满目，所悲不见九州同。

陈君葆和几位参与办丧事的人推敲，陈君葆说：“这联很好，不过‘尚’字应改为‘犹’字，似乎亮些。”亮，粤语，现写作靓，“许先生（地山）说胡尘（原文如此）对盖代也不工整。我说改烽烟如何，于是议遂定”。看来，他们几个书生，依据己见，竟把“蒋委员长”的挽联改了。“中央研究院的‘道德救国学术建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亦非现存，闻为任鸿隽手笔”。其实这一联语虽简明有致，但所写不实。蔡元培平生没有道德救国的思想，只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和美育救国的提法。我写的《蔡元培传》有这么一段：“元培逝世后，传出了‘科学救国、美育救国’的遗言。自得病至逝世，为时仓卒，蔡夫人曾说并无遗言。元培内侄周新在四日晚至逝世随侍病榻，听见他不断喃喃作语，好似发表演讲。由于全部假牙已除下，周新很难辨别清楚他讲的话。周新事后回想，只有在他所能辨出的一些断句中，几次听到‘科学救国’、‘美育救国’一些话。周新便以这两句话告中央通讯社记者，转告国人。是否遗言，自不能定。但是，这两件事却是元培一生所提倡。后来讹传为道德救国，则完全不符合他的思想了。”事实如此。叶恭绰诗所谓“遗规畴探口中珠”即指听不清楚蔡的遗言事。任鸿隽为蔡元培知友和同事（任曾为中央研究所总干事），拟挽联出此错误，照说不该。

至今，蔡先生墓尚在香港仔华人坟场，历年我曾两往拜谒，荒山之中，坟墓林立，蔡先生在那里也许不会太寂寞。然而，似乎香港以及外来的人，都知道到香港仔珍宝舫吃海鲜，不会有很多人去拜蔡墓，甚至不知蔡墓在此。几年前，曾有人以为名正言顺，蔡墓应迁葬北京大学。此议出后无反应，去年，当北大纪念建校百年大庆之时，我两次写文，重复迁墓北大的建议，其中一文题曰《北大能容蔡元培否》。北大以大而名，北大之大，是由于蔡元培之大，以其兼收并蓄、中外古今之大，成就了北大之大。今天作客香港，念兹在兹，愿重提旧语。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香港

（原载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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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萧瑜《毛泽东和我》第五六至五七页，台北：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一九七六年再版。

(2) 萧瑜《毛泽东和我》第五六至五七页，台北：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一九七六年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