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次辞职事件论蔡元培

蔡元培一生辞职多次，约略统计，至少有十几次之多。他对自己一生进退之间所采的态度，总结为“难进易退”四字。⁽¹⁾他引《易经》“小人知进不知退”之说，谓“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²⁾他立身行事，力戒此习，故多次引退。难进，正是知进而不知退的相对语；易退，正以说明其难进。研究蔡元培每次辞职，了解其前因后果，有助于研究蔡元培的为人与性格。蔡元培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的辞职，曾经在北京以至全国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成为重大事件；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因罗文幹案辞职，延续数年，影响颇大。本文探讨这两次事件，对前者意在论述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与地位，对后者意在阐明蔡元培难罔以其非道的有所不为精神，至于其不合作主义之成败得失，则轶乎本文讨论的范围。

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功绩不可没。陈独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³⁾其实蔡元培的功绩，与其说是直接领导五四运动，勿宁说是间接的表现。五四运动前，蔡元培开辟草莱，励精图治，改造了腐败的北京大学，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运动之所以发生，与此密切相关。这就是李平心论蔡元培所谓：“在五四运动中，他不是正面出马冲锋陷阵的主将，而是侧面策应掩护大军的护法。”⁽⁴⁾就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是正应作如是观。就狭义的五四爱国运动而言，更只能作如是观。他同情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但反对“越轨”行为。他的功绩在于以其兼容并包思想，孕育了一个新北大。没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不可能有新北大。他的兼容并包思想，据自述，来源于《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此办学，形成了他的原则：“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⁵⁾而有了蔡元培的大，方有北大之大。此点勿需多论。只想说明一点，即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并非无所选择。他是兼通中外的人，是学人而兼通人，其终生所追求者，在创立融合中西而又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文化，打破了中体西用的框框。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后，蔡元培提出，对于中西文化，应“择善”，作“比较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把应取的部分系统的编制出来，然后可以作文化建设的方案；而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反对，都是一番空话了”。⁽⁶⁾这是有所选择的科学态度。中央研究院祝贺蔡元培六十五岁寿辰联语“萃中土文教精华于身内，泛西方哲思蔓衍之物外”，评论可谓恰当。称为“精华”、“蔓衍”，评者正认为蔡元培是有所选择的。毛子水举事实说明：“譬如，他请刘申叔讲六朝文学，决不会允许他提倡帝制；他请辜汤生教英诗，决不会允许他提倡复辟。他所以没有请林琴南，据我的推测，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为派系不同的缘故，而是因为林琴南对于做学问的见解，在蔡先生看来，已赶不上时代了。”⁽⁷⁾兼容并包而辅以有所提倡，方能孕育新思想。

先作以上总评价，再看下面将要谈到的蔡元培五四期间作为及其辞职经过，当可了然有些文章对此作了不恰当评价。

蔡元培一九一七年一月就北京大学校长任。就任之前，当有一番考虑。头一年他还在法国，九月得教育总长范源濂电，十一月启程归国，可见已有接受之意。到上海之后，他的多数友人认为北大腐败，赴任于声名有碍，劝他不就。少数人认为既知腐败，就该去整顿。他说这少数人的劝驾，“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⁸⁾。此事，他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认为此去当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⁹⁾毕竟主因还在于蔡本人，若非胸中已有主见，他人劝说难起决定作用。他后来对此事还说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句话。⁽¹⁰⁾从事教育是他的理想，他不认为办教育是做官。尽管此去有被认为依附军阀之嫌，事实上后来果然也被人误解，以致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得不为蔡元培进行解释，说“我知道他最清楚”，“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不易了解的”，⁽¹¹⁾蔡元培还是毅然接受，进退之间确有不易立场。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蔡元培先是为营救被捕学生奔走。及七日，徐世昌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蔡元培还曾率领全校师生列队欢迎。至八日，突然向徐世昌政府递送辞呈。九日，留下离校启事一纸，即于清晨悄然去天津，后赴上海。北大师生至十日得见离校启事始知其事，全校骚然，北京各校继之以骚然，一场挽留蔡元培的斗争就此展开，开会、演说、罢课、请愿连续不绝。进而影响其他地方，纷起响应，函电纷驰，往来南北之间，持续两月，挽蔡成为五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七月初旬，蔡允返校，延至九月胃病痊可，由杭州北上抵京。这里有三点应加考察：一、蔡元培对北洋政府屈辱卖国的态度，二、蔡元培对学生游行示威以至火烧赵家楼殴章宗祥的看法，三、蔡元培为什么要辞职？三者有别亦有关，试论如下。

蔡元培无疑是爱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蔡元培多次演讲，欢呼公理战胜强权，中国当可自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将要屈服的消息，无疑使他痛心，对此无须多说。有文章揭载，国务院密电中国代表签字的事，系徐世昌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专程访蔡告知，蔡当即告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等。复据身经其事的许德珩、郑天挺证明，消息确为蔡元培传出。⁽¹²⁾此说当可信，但以此而谓蔡元培支持示威游行则误。他爱国，同情与支持学生的爱国热情，这一点和学生没有两样。但是，一到学生要废弃学业游行请愿，他的想法便有不同。张国焘时为北大学生，且为五四运动主要代表，他对当时情况有详细叙述。张谓五四当天北大学生集合于马神庙第一院准备向天安门出发之际，蔡元培到场劝止。学生代表易克嶷向蔡痛陈学生积愤，恳求不要阻止。“看看时间已到正午，我即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张国焘引述了蔡元培当时讲的话，“他沉痛的向我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¹³⁾以上记述，与蔡元培一贯对学生运动所持态度相符，无疑可信。蔡元培对于学生干预政治活动，有他一贯的看法。这就是：“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¹⁴⁾如果加以区分，以北伐胜利为界线，他对学生运动总的看法，应有所不同。一九二八年他在全国教育会议开会辞及关于青年运动提案所作说明中，一再强调及此。如说：“又如五四运动以来，各地学生竞为爱国运动。当政府与民众立于互相反对之地位，民众中之年长而更事多者不敢为纠正政府之表示，学生迫于爱国之热诚起而承乏，诚出于不得已。然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至于今日，铲除政府之责任，既为数十万之党军所担负，而十六省内之行政，又悉受党部之指挥，付托有人，为学生者正可潜心修业，以备他日之大用。”又说：“往者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在广州，举国大半在军阀之下，不得不厚积革命之力量，以颠覆籍据，故吾党当时助各地青年学生之运动，不复虑其一时学业之牺牲，本理所宜然，策所必助。虽有所痛于心，诚不能免乎此也。及后革命势力克定长江，学生鼓励民气之功绩已著，而青年牺牲学业之大弊亦彰，故改弦易辙，人同此心。”⁽¹⁵⁾下面并引国民党中央四次全会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斗争宣言，提出“非停止往日之青年运动不可”。两段话说得很明白，国民党政府统一全国之后，蔡元培认为学生只宜“潜心修业”了。参加爱国活动则要纳入一定范围，这就是他后来所称为的“学生救国之轨内行动”，亦即“稍移目前之热烈情绪，以致力于根本救国之准备”。⁽¹⁶⁾所谓根本救国，就是读书成材，科学救国。因此，有文章所述，一九二六年在厦门大学的招待蔡元培会上，“有人骂当时学生不守本分读书，专喜欢政治活动的，蔡先生就正色说道：‘只有青年有信仰，也只有青年不怕死，革命工作不让他们担任该什么人担任？’”⁽¹⁷⁾果如其然，当是在北伐这一特定条件下所说，不能概括为他一贯的思想。

尽管蔡元培在北伐前后对学生运动看法有异，而其一贯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他所提出的名言：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虽然读书与救国似乎两者并重，但在当时这个口号却对学生爱国活动起了抑制作用，更何况他一向强调学生最大目的在于读书。当九·一八事变之后，蔡元培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南京国府纪念周演说，竟以《牺牲学业损失与失土相等》为题，一面表示“学生爱国是我们所最欢迎的”，一面指出，“但是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¹⁸⁾。悖离真理，勿宁太远。翌日，学生至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他和陈铭枢被推接见，传说被殴，事后蔡元培发表谈话说：“今日在场青年之粗暴如此，实为我辈从事教育者未能努力所致，故对此亦惟有自责耳。不过今日之暴动，绝非单纯爱国学生之所为，必有反动分子主动其间。学生因爱国而为反动分子利用，无辨别之力，无防范之方，实至可痛惜。”⁽¹⁹⁾发此论调，当非其本意所在。是否别有隐情，可以分析，但不能曲为之讳。一九二〇年回顾五四运动周年演讲，他还称罢课为自杀政策，决不能再用。⁽²⁰⁾可见，蔡元培对学生爱国运动的看法始终一贯，确如他所说“素有一种成见”。学生爱国运动高涨之时，他的这些言论，恰可掩护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适足以使爱元培的学生痛。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都曾利用蔡元培“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这个口号，把学生引导和压制到只准读书不准救国的道路上去，这自然并非他的初衷。

张国焘所引蔡元培在五四示威游行队伍出发之前所说的一番话，也是蔡元培心中实情的吐露。其时他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备受顽固派攻击，屡遭北洋政府忌恨，他所受压力极大。前此答林琴南书，已备载衷曲。出校游行，发生事端，他担心的是予人以口实，北大将遭毁坏。这种心情，是身为校长的蔡元培所容易产生的，必非张国焘所杜撰。他在《出京后途中致北大学生函》中说：“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²¹⁾作为校长，他不能不考虑学校的存亡，尤其是早已备受攻击风雨欲来之际。这是作为校长的蔡元培和作为国民的蔡元培的矛盾。今天看来，可以理解蔡元培的苦衷，但不能讳言其事，甚而曲书蔡元培支持游行请愿，如此，则背离事实愈远。

游行请愿为蔡元培所不能同意，火烧赵家楼殴章宗祥更为他所反对。《为五四运动引咎辞北大校长职文》称：“此次大学校学生，因爱国之故，激而为骚扰之举”⁽²²⁾，当非一句虚语。在此之后，他曾对学生说：“你们这回做得过火些。你们要记得救国不忘读书，……”⁽²³⁾可是，一旦学生被捕，他的心情立变，义愤满怀，立即为营救被捕学生奔走。他对学生说：“我可以要求政府限三天将被捕同学释放，你们三天来听消息好了。”⁽²⁴⁾五四当夜即往段祺瑞亲信某人家中求其设法，此人有难色，“先生就呆坐他的会客室里，从下午九时左右起一直到过了十二时以后不走”⁽²⁵⁾。“蔡氏生平任事，极有担当。此次事变发生，日夜奔走。……时有人劝之，谓恐危及君身。蔡笑曰：‘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无所不可。’”⁽²⁶⁾张国焘说：“蔡先生事先虽曾劝阻学生的示威行动，但事后却完全站在学生方面，抗拒摧残学生的压力。对于释放学生一事，奔走尤力。”⁽²⁷⁾符合事实。

五月七日，被捕学生释放，蔡元培认为他的责任已尽，乃于八日辞职。辞呈称：“此次大学校学生，因爱国之故，激而为骚扰之举，元培实尸其咎。惟因当场学生被拘，不能归罪于少数，未即引咎。目下学生并经保释，各校亦已一律上课，元培不敢尸位，谨请辞职，以避贤路。”⁽²⁸⁾蔡元培所以辞职，基于三种状况与考虑：一、学生“激而为骚扰之举”，他作为校长没有尽到责任，这就是他所谓的“在校言校”，没有管理好学生，“元培实尸其咎”。蔡元培九月返校后，于二十一日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欢迎会致词说：“这回的事，无论学生之是与不是，我们处于国立学校校长地位的人，总不能不引咎辞职。因为国立学校是政府所办的缘故。”⁽²⁹⁾这可以说是对“元培实尸其咎”的注解，作为国立学校校长既有难言之隐，作为个人的蔡元培，则本不赞成游行请愿之举。二、五四游行之后，蔡元培的处境更趋恶劣，政府的指责，亲日派的攻击，顽固守旧派的嘲骂，有增无已，一时盛传有撤换校长之说，这就增强了他辞职的决心。蒋梦麟于是年六月二十八日从杭州致胡适一信，信中转引了蔡致蒋信，蔡信云：“这一回算是我先走，万一政府果然发布免职的令，我能为五年、十年计划的缘故（按指胡适曾为蔡拟订办校的计划——引者），硬着不走么？”⁽³⁰⁾由此可见，蔡之辞职，有先发之意在。同时，虽然学生获释，“尚抱再接再厉之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而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³¹⁾。这就是他常说的，不因他一人关系而影响学校。他意在因他之去而使新校长得以到任，北大得以保全。三、蔡元培自称“尚推想而拙于记忆，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³²⁾，希望从事学术研究，对于校长职务的事务活动有厌倦之感，他说：“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³³⁾。这又是一种思想情况。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载有《蔡氏在杭与大学毕业生张君谈话一则》，对想离开校长从两次辞职事件论蔡元培231职务转而从事研究工作的思想说得非常明白。原文节录如下：“且余留意社会学有年，亟思扩张学说，陶冶人民，顾以历年充任校长，不得不分心校务。而北京社会又认大学校长为一种官吏性质，无味应酬更纷至沓来。因此种种，对于余之学术，遂不无缓进之处，余心歉然。今此时机，正所以造成余学问之日也。”

上面提到的启事，即有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后辞职启事》，全文为：“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³⁴⁾这是一篇绝妙小品，引用古典，意在说明厌倦之意。时人不解，颇多妄释，甚至望文生义，以为君指政府，马指曹章，道旁儿指学生，竟成了蔡元培指学生为凶手，使文义全非。北大教授程演生特为文注释，说明两典出处，刊于当时《北京大学日刊》及各报，这才免致节外生枝。蔡本人以后复加按语，谓引用“杀君马者道旁儿”典，“但取积劳致死一义，别无他意”。⁽³⁵⁾

蔡元培辞职南下后，匿居杭州、上海。挽蔡活动，由北及南，其势有增无已。北京各校于五月十一日起即总罢课，其后时复时罢。北洋政府于十四日同下三令，一挽留蔡元培，二则挽留曹汝霖、陆宗舆，三更训诫学生。各校继续罢课。六三大逮捕以后，形成全国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新高潮。截至六月十日，政府方迫于形势免曹、章、陆职。此后，形势虽有起伏，趋势近于缓解。至七月九日，蔡元培表示打消辞意，俟胃病痊愈，即当北上。这一天，他曾分电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北京大学学生干事部及教育总长，表明此意。北大以全体学生名义复电蔡元培，电称：“蒙允不坚持初志，感激之私，无任涕零。自先生恝然南旋，生等夙夜祗惧，茫无所归。不图今兹复得承教君子。旷持废学，惟有痛心兢兢自守，幸无陨越。此后当益自策励求学救国，万不至逾逸轨范，以贻先生忧。”⁽³⁶⁾文中用语，表明遵循蔡元培读书与救国的轨范，当为蔡所乐闻。看来，问题近于解决。但这只是表面，政府撤蔡之心未已，暗中仍在活动，在蔡将返北京前不久，还演出了一幕请蒋智由任北大校长的未逞活剧。上海《时事新报》于九月四日刊载《北大校长问题蔡蒋之通函》，发布蔡蒋往来二信。蔡信系接蒋函告以国务院请其任北大校长业已辞谢后所写，谓“在公不愿任此，自有苦心。……惟弟衰病侵寻，久思息肩。如公肯接办，以赎弟数年来溺职之咎，在弟实为深幸。务祈惠然允任，幸勿固辞”。蒋复函谓：“先生乃反劝弟就校长之职耶？弟却未敢劝先生之复职。……今既言不就，则必不就矣，岂有二语哉？……谨附入山明志告白一纸，先生览之，亦可知其金石之志。”《蒋智由入山告白》刊于上海报纸广告，除申不就之意，并谓“日内便拟入山”。此事一经发布，北大师生大哗，派代表往询教育部，教育部秘书覃寿垄否认其事，北大乃以全体师生名义通电各团体，申教育部之否认。⁽³⁷⁾此乃先发制人之计。教育部的否认自属谎言，否认报道载于九月九日《晨报》，《时事新报》复于十二日刊载蒋智由答沈定一书，谓“敝处接国务院一电一书，当即据此拜谢。先生如欲取观，谨候台临”。越二日，该报全文发表国务院由龚心湛仙揆署名致蒋智由的函电，时已增为二电一函。其第一份电报明称“北大校长，昨议推公。府院欢迎，敦嘱劝驾。仙揆拟派专使敬迓前来，特先电达，盼使到日速驾”。另二份或说“亟期文旆北来，俾资矜式”，或说“望不遗在远，惠然肯来，俾辁庸获有师资，都人共资矜式”，皆属催促北上之意。于是，报章发表文章批评其事，指此为安福系阴谋，拉蒋上当。《时事新报》记者于九月十三日在副刊《学灯》发表《忠告蒋先生》一文，谓“蒋先生不受黑暗势力的诱惑，煞是可敬。他说这北大校长非但我不干，我也劝蔡先生不要干。这句话足引起北大学生的疑心，……蒋先生说这句话是爱蔡先生，但是蒋先生似乎太不爱学生了。学生既然视蔡先生如慈父，蒋先生主张夺去他们的慈父，他们安能不动感情呢？……所以记者冒昧劝蒋先生一句话，就是蒋先生应该大声疾呼的劝蔡先生到京任事”。报纸如此张扬其事，北京政府下不了台，只好促蔡复任。蔡元培乃启程赴京，九月二十日到校。九月二十一日《申报》载静观“北京通信”《蔡校长到京后之北大状况》，总结其事云：“总之政府对于蔡氏之挽留不过表面文章，聊以敷衍学生，盖恐其再有风潮也。蔡氏对于此层极感不快，然为信用一面计，此时不能不来；而为数千学生计，此时更不能不一来也。”评论可谓恰当。

蔡元培回到了别后四月有余的北京大学，他的回校是带有条件的。“孑公以不办学生为复职条件”⁽³⁸⁾，《时事新报》亦曾于五月二十日载：蔡与政府交换条件为不惩办学生；七月十一日《时事新报》又载蔡复任二条件：一、不参加校外集会，二、今后学生行动听指挥。不参加校外集会用语含混，不知是指学生还是指蔡本人，姑置不论。所谓行动听指挥，就是要复课，“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蔡元培返校后，多次重申要学生转入正轨，专心求学，其看法始终一致。他爱学生，未见得真能舍北大而去，但他并不是学生运动的倡导者。

他对五四运动的功绩，前已说明，是从思想上孕育了一个新北大。前引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载蔡元培在杭州与张君谈话，开始即说：“余在大学对学生新思想虽极力提倡，纯为学术的研究，其范围未尝出学校大门一步。今则由校内已推及校外，由学术已进而为实行，余纵北上，亦未必能听我指挥，从我命令。”新思想推而行之于社会，并且发生了这样大的影响，为他始料所不及。这样的思想境界与作为，与当时的陈独秀、李大钊不能相提并论。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上承一九一五年新文化运动，下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评价蔡元培的作用与地位，应从实际出发，不宜超过一定界线，尽管其功绩永远值得后人纪念。曾见台湾有文章称蔡元培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中国近代文艺复兴的开山人”⁽³⁹⁾，实失之于空悬高论。这几年国内有些文章，对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与地位，亦有拔高之弊。论述如上，纪实而已。即就五四运动中的蔡元培而言，本文所指，亦不过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云耳。

蔡元培曾经提出有名的“不合作主义”。他认为北洋军阀政府太坏了，大家应该相率引退，不为这个政府办事，于是，这个机关、这个政府只好倒台。他认为这种引退举动，“并不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势力”。他进而认为，为一个坏政府充当装饰品，“他们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⁴⁰⁾蔡元培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又融合西方思想，以知进不知退的小人为耻，对难进易退身体力行，赋予这种不合作态度以积极成分。尽管这种积极成分及其作用有限得很，却较“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洁身自好的处世哲学进了一层。

一九二三年一月，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则是他不合作主义的实践行动。此事起因于财政总长罗文幹因金法郎案被捕，业已宣告无罪，教育总长彭允彝出面干涉，罗再度被捕。蔡元培愤司法不能独立，人权遭受蹂躏，于一月十七日向总统黎元洪呈请辞职。辞呈云：“数月以来，报章所纪，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最可异者，钧座尊重司法独立之命令朝下，而身为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为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之提议，且已正式通过国务会议。……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⁴¹⁾并刊登“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之启事，⁽⁴²⁾又于二十三日发表《为罗文幹遭受非法逮捕启事》，即有名的“不合作宣言”。此次辞职，极为鲜明，是对政府的抗议，对时政的针砭。所写辞呈，与历次辞呈相反，锋芒毕露，无一句套语。这说明蔡元培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在此，有论述蔡元培性格与为人的必要。蔡元培是一个平和易处的人，很少有疾言厉色，甚至予人以好好先生之感。吴稚晖说他“和易不轻喜怒”，⁽⁴³⁾柳亚子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⁴⁴⁾陈独秀说：“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⁴⁵⁾临大节而不夺，坚持以进，其态度有时亦趋于激昂慷慨，判若两人。在绍兴中西学堂任监督时，“有一次，元培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即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梁所主持的维新运动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帝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竟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⁴⁶⁾这与平时雍容静穆的蔡元培多么不同。傅斯年追忆两事，颇可参证。其一：“北伐胜利之后，我们的兴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的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我便肆口乱说了。我说：‘我们的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作大将’。蔡先生说时，声色俱厉，我的酒意也便醒了。”蔡元培自称他的性情是“律己不苟而对人绝对放任”⁽⁴⁷⁾，今对酒后之言出之以声色俱厉，可见他如何不能容忍荒诞的胡说。其二，五四运动爆发前的一天，蔡的友人劝他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之，“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无相干。’”⁽⁴⁸⁾一人尸其咎，不只是对朋友光明磊落，更是对原则不迁就。忍辱有止境，蔡元培近乎拍案而起了。蔡元培挥泪劝告汪精卫一事，更表现了他在民族大节上的不苟态度。罗家伦说：“在七七抗战前两年，先生到南京。那时候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这后来变作汉奸的汪精卫请先生晚餐，进的是西膳。先生苦劝他改变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的态度，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都看见先生的眼泪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⁴⁹⁾王世杰对此事则写道：“蔡先生在席上对主人说：‘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精神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一面说，一面两行热泪已经流到杯中了。主人极不安。举座无不感动。”⁽⁵⁰⁾“和易不轻喜怒”，而临此大节，感情汹涌，可见其人。他对于罗文幹案的愤懑，绝非偶然。“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其非道”，蔡元培可以当之。蔡元培的行动引起北京各界强烈响应，报刊屡屡发布文字，司法界发表宣言，且亦有辞职抗议者，如江庸。北京学生更向众议院请愿，否认彭允彝长教育。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主张驱逐彭允彝，惩办议长吴景濂。这一把火，因蔡元培辞职而点起，此即他所说的“积极的势力”。

北京教育界恳切挽留蔡元培，北大且有挽留蔡校长代表团的组织。后来曹锟贿选登台，报章盛传曹锟要求查办蔡元培。北洋政府终究慑于抗议的声势，没有接受蔡元培辞职，由国务院秘书厅致函北大挽留蔡校长代表团、蒋梦麟等，说是“业奉大总统谕由院去电慰留”，挽蔡电称：“先生领袖学界，士望所归。祈早回京，勿萌退志。”⁽⁵¹⁾蔡元培于辞职启事刊布之时，即悄然赴天津小住，后于四月初到上海，再后于七月出国赴欧，始终不为所动。北大校长由蒋梦麟代理。蔡元培自述经过说：“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⁵²⁾从此到一九二六年初蔡归国到上海，再至一九二七年大学院成立，任院长，北大校长名义方正式免去。⁽⁵³⁾蔡元培在欧期间与归国返上海以后，北大仍不断促其返校任职，蔡在欧多次函复，表明要从事研究工作，不能回校。一九二六年返上海以后，亦多次与北大教职员书信往返，谈是否北行事。一九二六年七月二日有长函致胡适，对胡适促他北行，“且有不行则资格丧失之警告”，答以“弟实以毫无资格为自由，方且求失之而不得也”，执意如初。并说：“六月二十八日午前十一点，弟已致一电于国务院及教育部，辞北大校长及俄款委员之职”，下面，重申了他的不合作主义，谓“今之北京状况，可以说是较彭允彝时代又降下几度，而我乃愿与合作，有是理乎”？继续辞职的理由，还在于“认辞职为较善于免职。近日友人自北京来者，传某方定有改组北大之计划。最近一友人报告一消息：某甲条陈于某乙，谓内阁不可无新派人，如某丙、某丁者宜以任司法、教育。某乙谓丙无问题，丁则吾留以任北大校长。于是某甲以书面告某丙，而外间知之”⁽⁵⁴⁾。可见蔡元培辞意之坚决，而北洋政府亦确曾屡屡想撤换他。三个月之后，十月八日，蔡元培复致函在伦敦的胡适，告以得知“北大同人所最切望者为弟不即图脱离，而却非要求立即到校，弟始不催促教育部准我辞职，而且对北大评议会声明，将来必到校一次。来示对于不合作之主张，尚赐以谅恕，良为感荷”⁽⁵⁵⁾。时南北交通受阻，蔡氏最后亦未能北上“到校一次”。

蔡元培为罗文幹案辞职时，年方二十八岁的诗人徐志摩曾在一月二十八日的《努力周报》发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灵魂的自由》，对蔡元培深表尊崇。文章认为蔡元培这样的理想者，在那个卑污苟且的社会里，斗争非失败不可。语极沉痛。不错，从对北洋政府作斗争来讲，蔡元培是失败者。但在保持知识分子气节上，蔡元培大义凛然。徐志摩呼吁：“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就说明了人心所在。因此，蔡元培又不是一个失败者。蔡元培曾与王宠惠、罗文幹、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丁文江、胡适等共十六人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有名的“好政府”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主张“好人须富有奋斗的精神”，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⁵⁶⁾这种主张和联省自治当有关系。现在蔡元培提出不合作主义，从原来的好人参加政府变为好人离开政府，而其实质则一样：不从制度变革着手，归于失败乃是必然。此处说蔡元培亦非失败者，自然只是从精神上而言。其精神上最可贵的，就是保卫人权的决心。明乎此，就可以理解蔡元培十年之后积极参加和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因缘之所在。为保障人权而和北洋政府相斗争的蔡元培，逐渐发现他所参与的国民党政权，原来是人权最大的蹂躏者和破坏者，于是，义无反顾地与之作斗争，把要求保障人权的矛头转而对之于国民党政权。也因此，而使蔡元培臻于政治上最光辉的阶段。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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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世晖记元培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四页）谓元培任上虞县志局总纂，“因所定条例为分纂所反对，即辞职。一生难进易退，大抵如此”。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说得明白一些，第四八页载引朱士黻《重修上虞县志后叙》谓：蔡定条例，“属稿甫就，议者蜂起，谓其文古异惊俗，别求明白易晓者，卒不果用其说”，蔡氏遂辞职。

(2) 《为罗文幹遭受非法逮捕启事》，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六六二页，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3) 《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九四五页。

(4) 《中国现代史初编》第三一五页，香港国泰公司一九四〇年出版。

(5)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九四五页。

(6)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申报》，《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二七二页。

(7) 《对于蔡先生的一些回忆》，《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四八九页。

(8)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六三〇页。

(9) 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四五一页；并参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四〇八页。

(10) 《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八九六页。

(11) 黄季陆《蔡元培先生与国父的关系》，《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四〇七页。

(12) 以上均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四八页附注。

(1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五一页。

(14)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六三三页。

(15) 《对于青年运动的提案》，《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八二三页。

(16) 《受北平学生围困后答记者问》，《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八六九页。

(17) 毅《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三五六页。

(18) 《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八六六页。

(19) 《受北平学生围困后答记者问》，《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八六九页。

(20) 《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五二一页。

(21) 《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〇〇八页。

(22) 《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〇九六页。

(23) 芝翁《蔡孑民的襟抱与风格》，《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五六三页。

(24) 芝翁《蔡孑民的襟抱与风格》，《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五六三页。

(25) 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五九九页。

(26) 龚振黄编《青岛潮》，《五四运动》上册第一七三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7) 《我的回忆》第一册第五四～五五页。

(28) 《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〇九六页。

(29)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晨报》，北京大学有档录存。

(30)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五九页。

(31)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六三四页。

(32) 高平叔《蔡孑民先生传略·编者叙言》第二页。《叙言》谓此句系蔡氏自写。

(33)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六三四页。

(34) 《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四九七页。蔡元培少年以善做怪八股闻名浙江，观其一生文字，平实敦厚，文如其人。然每有小品，一反一贯风格，警句时出，妙语可诵。这是一个人物性格另一面的表现。这篇辞职启事是其一。另如《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寿》、《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二诗，妙语如珠，洒脱之至。而其挽徐志摩联，豁达自然，如谈玄理；且夫文言白话掺用，浑然自如，琅琅可诵，为已成陈腐的联语开拓了新境界。二诗在《全集》和他书可查，挽徐志摩联则有关蔡集均不载。兹从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录下，以为研究蔡元培者参阅。联云：“谈诗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志摩死于飞机失事，故有下联之语。

(35) 《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四九七页附录。

(36)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申报》。

(37) 见北京大学档案。

(38) 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函，《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四七页。

(39) 郭湛波《蔡元培的时代和他的思想》，《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六二六页。

(40) 《为罗文幹遭受非法逮捕启事》，《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五四一～五四二页。原题在罗文幹下有司法总长四字，显系误置，罗曾为司法总长，但被捕前已任财政总长。

(41) 《为罗文幹遭非法逮捕案辞职呈》，《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一一四页。

(42) 《辞北京大学校长启事》，《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一一五页。

(43) 《四十年前之小故事》，《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三七页。

(44) 《纪念蔡孑民先生》，《蔡孑民先生纪念集》第四六页，浙江研究社出版。

(45) 《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四三页。

(46) 蒋梦麟《西潮》，香港磨剑堂重印本。蒋为中西学堂学生，其说当有据。

(47) 《为罗文幹遭受非法逮捕启事》，《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五四二页。

(48)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四四二、一四四三页。

(49) 《伟大与崇高》，《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四四八页。

(50) 《追忆蔡先生》，《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四二二页。

(51) 以上均见北京大学存档。

(52)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六三六页。

(53) 参《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六二九～六三六页；《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先生全集》第六七六～六八三页。

(54)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三九三～三九五页。

(55)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四〇三～四〇四页。

(56) 《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五三一～五三五页。此文当是胡适执笔，收入《胡适文存》二集。署名由胡适殿尾，亦可证明。《蔡元培先生全集》大约以为此文系蔡领衔，即作为元培之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