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研究我见

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出版了我的《蔡元培传》，至今十四年了。去年五月，赴北京参加纪念蔡元培诞生一百三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聆听各位高论，并和几位青年学者畅谈之后，才知道了蔡元培研究的现状。于是，我感到这本浅薄之作尚未过时，最近乃求出版社考虑能否予以重印。

出版社对于我的要求郑重将事。他们告我决定重印，并云：原纸型可以应用，内容可否不改。我同意了。写这篇前言的用意，则在于对书中一些说法或须加补充，或在今天有了新的看法，或由于有新材料发现须作补证，都应在这篇《重印前言》中加以申说。书中几处有错误，亦在此简单列出。其所以定名“蔡元培研究我见”，是因为还涉及了对现行研究中我所不以为然之处，也就是上文所谓蔡元培研究的现状。

对于蔡元培研究现状，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研究队伍扩大了，著作出版多了。一句话：热热闹闹。忧的是，真有质量之作不多，时见陈言。一九四九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对蔡元培颇为冷淡。这在海峡两岸如出一辙。彼岸不怎么喜欢蔡元培，当由于蔡元培曾参加和领导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政权蹂躏人权；又因其主张兼容并包，提倡学术自由，甚至提倡对共产主义学说应该自由研究，此亦为主张党化教育的国民党当局所不喜。其结果是多年以还，台湾的蔡元培研究显得冷落，除了孙常炜编的《蔡元培全集》、陶英惠编写的《蔡元培年谱》上册这两部资料书，研究之作寥若晨星。此岸情况是，在一九八〇年举行全国性的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之前的三十一年之间，我们只编选出版了两部资料书，⁽¹⁾研究之作，一部也没有。甚而在一九七九年举行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之时，竟没有一篇写蔡元培的文章。原因所在，不难想象。蔡元培在一九二七年曾经主张清党，且是清党案的主要提案人，其积极之状，仅次于他的老友吴稚晖。

此岸这种状况，至一九八〇年后有所改变。一九八〇年三月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各界隆重举行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昔日在民权保障同盟与蔡元培并肩战斗的宋庆龄为之主持大会。如响斯应，编选蔡元培文集，写作蔡元培年谱，研究蔡元培之作，有所兴起。然细察内容，则多片面。对于政治上的蔡元培，只谈他如何从“排满”到参加民主革命，尤着重于民权保障同盟时期之力主维护人权，于四一二清党，则回避不提，真是为贤者讳了。于他的办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思想和实际，往往是浅尝辄止，述而不周，论而不全。对于他在北京大学时期对待历次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取文章所需，力言蔡元培如何保护学生，而对于他主张学生不应参与政治，应以读书为主，则避而不谈。“一二·九”学生运动之时，蔡元培斥学生为人利用，以致为南下请愿学生所殴，有研究文章竟无根据地断言无其事。如此等等，这些著作中的蔡元培，已非真实的蔡元培。甚焉者，一位作者甚至曲为蔡元培主张清党作解释，引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香港《平民日报》一条毫无根据的记载，说是蔡元培主张清党是为了保护共产党，因为把人关起来了就不会被国民党杀掉了。蔡元培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日收到《平民日报》，在这张报纸上批道：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著”。“于我多恕词”句，史家当能鉴别，蔡元培本人亦以为不然也。

凡此，已见逐渐兴起的研究非由反映真实而出于政治所需之风。这样，形成的结果，便是拔高蔡元培。又十余年，从表面看，蔡元培研究甚见热闹，出版物很多，仅《全集》、《文集》就有多种，你编我也编，甲地出乙地也出。这种做法，自无益于研究。

至去年五月参加蔡元培学术研讨会，所见论文，有两位青年之作，颇有见地。而会议所闻，真叫我大吃一惊，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如此研究，伊于胡底？真拿历史真实当儿戏！

兹举其实，请史家评说。

一说蔡元培信仰社会主义，并走向接受共产主义，是以在后期和国民党愈走愈远，而能倡导维护人权。所谓接受社会主义的证据，是指蔡元培所写的《新年梦》。按《新年梦》刊载于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二日至初十日（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的《俄事警闻》，是一篇近于小说形式的作品。文章主人公本江南富家子弟，自号“中国一民”，是个爱平等自由的人，游历世界各国，观感所得，认为世界分为各国，而各国之中又分各家，糜费人力，因此不能战胜自然，无从实现世界主义。中国人有家无国，应该造一个新中国。后来新中国逐步建造起来，列强侵略中国都被打败，订立和约，各国之间竟无战争，而中国又经改造，文明达到极点，各国竞相仿效，世界趋于大同。主人公业已九十多岁，忽被钟声惊醒，原是一梦。文章宣传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外侮既除，内政革新。革新的内容包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以至于家庭、婚姻、姓氏问题，文章描绘了一个新世界，在那里没有姓名，没有君臣，没有夫妇，语言统一，文字更新，拼音会意兼而有之。如此等等，皆属空想。《新年梦》反映蔡元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当时及后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相同，蔡元培曾经信仰无政府主义，所向往的只是乌托邦社会。直到一九三〇年四月，蔡元培出席立法院会议，在讨论是否要废除姓氏、婚姻和家庭问题时，他还主张废姓氏，改用别的符号代替；对婚姻，他主张实行新村制度，“在理想的新村里，以不结婚为好”。“当两人要同房居住的时候，须先经医生检查过，并且要有正确的登记，如某日某时某某同房居住。将来生出子女，便可以有记号了。”对家庭问题，他说：“不要的好。不得已而思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²⁾从以上所述，则知蔡元培所持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纯属风马牛不相及，以此论证蔡元培信仰社会主义，实属不妥。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确曾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那是他一生所持的学术自由原则的贯彻，他认为大学既是造就高深学问之处，无论何种思想学说都应加以研究。他不但允许而且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加以研究。他说得很明白：“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驯致不敢言马克斯，此误会也。吾人研究中国共产党所由来，或不能不追溯马克斯；而研究马克斯，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斯，不必即信仰马克斯。”⁽³⁾蔡元培的功劳，即在于提倡研究马克思，出乎他意料的是，由于他的提倡，在北京大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之风一开，风行草偃，师生景从，信仰者大不乏人，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者大不乏人，他所聘请来的文科学长和图书馆主任，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然于蔡元培，我们不可提出他也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他始终是一个可敬的民主主义者，一位坚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何曾走向接受共产主义，不过中国共产党其时的有些作为，得到他的心许而已。进而以此论定蔡元培和国民党之间相距日远，亦非事实。如云保障人权，这是蔡元培一生所坚执的主张，远不是在国民党统一全国之后才与执政者在人权问题上发生不同看法。在北洋政府时期，他就一直执着保护人权，并因司法总长罗文干遭非法逮捕而辞去北大校长以为抗议，其辞职文措辞之激烈为蔡元培平生文章所仅见。尽管他对国民党有些作为不满，甚而有时表现为公开方式，然彼此之间绝未水火。他是国民党内受尊重的四老之一，国民党也不能不举他这个招牌。在国民党内，孙中山是政统的代表，蔡元培是道统的代表。从这一点去想，应该能有所悟。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始终举孙中山政统的招牌，同样，也不能不举蔡元培道统的招牌。

二说蔡元培历来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蔡元培对于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最为清楚明白。著名的口号“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是他提出的。看来读书与爱国兼而有之，似乎并重。但按诸他的解释，按诸他一向所倡导，按诸他在学生历次爱国运动中之所作为，清楚明白，他认为大学是造就高深学问的殿堂，学生在此就该读书，养成高深学问。他支持学生爱国活动，以为在军阀政府统治之下，“学生迫于爱国之热忱，起而承乏，诚出于不得已”，全国统一之后，“为学生者正可潜心学业，以备他日之大用”。尽管有这么一个时势的界线，但他认为：“然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⁴⁾这是他贯穿一生的思想。参与爱国活动而影响学业，为他最所反对，甚而讲“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牺牲学业损失与失土相等》）。可见，他在读书与救国之间，是有所重轻的。然蔡元培之所以为蔡元培，之所以异于他人者，一旦学生因参加爱国运动而被捕，他必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竭力营救，甚至几小时地坐守警署，必待被捕学生全数释放而后已。

举五四运动为例以说明。蔡元培反对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签字与学生同，所以他把中国代表即将签字的消息告知学生。五月四日这一天，学生将示威游行，他出来阻止。对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有详细记载：“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当北大同学在马神庙第一院集合，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校长出来劝止。他沉痛的向我们说，示威游行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那位文绉绉的易克嶷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中午，我即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并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罢！’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拥的向天安门出发了。”以上记述，与蔡元培对学生运动一贯所持态度相符，应属可信。他痛恨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与学生同，爱国之心与学生同，然而，一是不赞成示威游行，不赞成因而影响学业，二是如果发生事端，予人以口实，风雨飘摇的北大恐将不保，这种心情，身为校长的蔡元培早已有之，且多次表现于公开的言论。北京大学受到顽固守旧人士的攻击，蔡元培一面起而捍卫，为文辩论，一面担心北大不保。此回忆必非张国焘所杜撰。奇怪的是，在上举北京的蔡元培学术研讨会上，非只一位研究者坚执说张国焘之说不可信。问其理由，但云孤证不立而已。就说是孤证吧，难道不见蔡元培本人对救国与读书这对矛盾的多次自白吗？史家知人论世将何以得？

蔡元培不赞成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殴章宗祥更所反对，他事后说的“此次大学校学生，因爱国之故，激而为骚扰之举”⁽⁵⁾，并非一句虚语。及学生被捕，他义愤满怀，奔走营救，不遗余力。营救成功，五月七日，被捕学生得以释放。五月八日，他即呈请辞职，并于九日秘密乘车去天津，随即飘然南下，辞呈明言学生“激而为骚扰之举，元培实尸其咎”，所以叫作引咎辞职。表示了他并不赞成示威游行之余音。而于十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中发表《启事》，写下了“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这句名言，给北大师生长留思念。他这一走，在北大，在北京，在全国，引起了挽留蔡校长的风波，四个多月之后，蔡元培回到了北大。回校之前，他电告北大学生：“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回校以后，多次重申要学生转入正轨，安心读书，其看法始终一致。这就是蔡元培对读书与爱国关系之间的不变态度。

三说蔡元培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与前两说相同，都是为了拔高蔡元培而违背历史所作的非科学论断。所谓五四运动的领袖，指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应对蔡元培如何评价，我已在前面评论第二说中论述了。至谓新文化运动，指的是广义的五四运动，即自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起，延伸至于二十年代的思想文化运动，或称之为伦理革命，世所习称为新文化运动者。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关键人物，却不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九四〇年蔡元培逝世，陈独秀写《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文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这位过来人不将运动归功于少数人的领导，而于论定此是社会发展必然结果之时，平静地指出几人有思想言论倡导之功，是客观公正的。我的看法，见于《蔡元培传》，简单说来，即是《传》中所说：“元培的功绩，与其说是直接的领导五四运动，勿宁说是间接的表现，这就是两年多来经他开辟草莱，改造了腐败的北京大学，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因此，我同意李平心的说法：“他不是正面出马冲锋陷阵的主将，而是侧面策应掩护大军的护法。”⁽⁶⁾蔡元培正是以其思想、学识、地位、声誉，做了新文化运动的护法，这是别人所不能替代的，蔡元培当之而无愧。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只能是陈独秀、胡适之，而非他人；论定蔡元培为新文化运动护法，于历史相符，于蔡元培并没有半点贬低。正因为有他护法，顽固守旧之士和北洋政府尽管屡施攻击于新文化运动和北京大学，也无可奈何它。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随陈独秀被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文科学长，胡适自美归国为北大教授，而由上海北移至北京，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乃成这场迅猛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蒋梦麟有一段文字这么写道：

北大在蔡校长主持之下，开始一连串重大的改革。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大学却使科学与文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派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阿里斯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先生就是中国的老哲人苏格拉底。同时，如果不是全国到处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遇苏格拉底的命运。⁽⁷⁾

身历其时其事的蒋梦麟，委婉叙述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之风，没有直接写蔡元培，却如见蔡元培其人。称之为护法，正符合历史的论定。

对于蔡元培拔高复拔高，谓之曰出于好心，当是其然，然于历史事实则相去远矣。以蔡元培之谦谦君子，洵洵儒者，方正不阿，九泉之下，当亦笑而不纳，或竟戏称曰：“此误会也。”（蔡元培语）

在我写《蔡元培传》的时候，有一个从今天看来应该说是很大的缺点，即是对蔡元培的属性言而不透，没有作深入的分析，该写的内容看来都写了，至其所以然，则未有得当的解释。这一是由于认识不深，二是由于形势所格，未能深入。当此重印之时，必须加以补正。

问题的核心，是蔡元培应该归入哪一类知识分子。综观一生，蔡元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且是一位领袖人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结在他的大旗之下，企图有所作为。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历史传统，自由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相违，只是近代以还，从欧美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思想熏陶，逐渐有以形成，因而植根未固，并无基础。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多数是理念上的自由主义者，所行所为，代表了他们的理想，而各人之间，政治见解并不完全一致。在蔡元培为北大校长期间，教授多自由主义者，凭其理念，研究高深学问（蔡元培语），培育学生，维护学术尊严；凭其理念，反对政府恶行，改良社会。最可注意的是，一九二二年四月，有以蔡元培领衔发表的一篇政治宣言，题名《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具名者共十六人，除蔡元培外，余为北京大学教员王宠惠，北京大学教员罗文干，医学博士汤尔和，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陶知行（后易名行知），东南大学政治经济科主任王伯秋，北京大学教员梁漱溟，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陶孟和，北京大学教授朱经农，北京大学教员张慰慈，北京大学教员高一涵，北京大学教授徐宝璜，美国新银行团秘书王徵，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北京大学教务长胡适。宣言为胡适之起草，经大家讨论通过。十六人中北大占了十一人。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郑重发表的政治宣言。

据《胡适日记》及《努力周报》记载，为了草拟和发表这个宣言，他们多次举行茶话会，甚至酝酿成立一个组织。宣言提出了后来名著一时的好政府主张，相沿称为好人政府主义。宣言首述他们的政治改革目标，认为国内优秀分子无论其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作为最低要求，则应以成立公认的好政府为目标。“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个共同目标来向中国恶势力宣战。”次列好政府的涵义，谓消极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以监督不法官吏，积极方面则在：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谋福利；二充分容纳个人自由，爱护个性发展。进而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再而宣传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在于须要做奋斗的好人，须要有决战的舆论。最后提出他们的具体政治主张，分别为：南北议和，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财政公开。

这个宣言之初提出也，亦曾影响一时，后来成立的王宠惠内阁即被称为好人政府。但是他们的努力最后还是失败了。一由于恶势力太强，中国没有民主基础，好人参加政府也不能战而胜之。二是人民群众终无力量，觉悟和要求不高，只靠一些知识分子成不了大事。三则这些自由主义者政治见解未必一致，分化甚烈，愈到后来，分化愈烈，至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已经几乎难于找出几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九二二年兴起的这个好人参加政府行动，不久之后就演变成好人退出政府的行动，蔡元培本人就不只一次提出退出政府的主张。好人参加政府，是自由主义者的理念表现。好人退出政府，也是自由主义者的理念表现。蔡元培本人，始终坚执其自由主义理念，立身行事，均秉此则。在这个宣言发表之前和之后，蔡元培办理北京大学，其始终一贯坚执以行的，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且正因如此，才造成了北京大学的辉煌，是以，我们可以得一结论：蔡元培为北京大学奠定的传统，是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之中，就包容了爱国主义，而勿须另立爱国主义之名。爱国主义这个名称，对于许许多多的大学都适用，而不是对于一个大学传统的特称。蔡元培以后，蒋梦麟、胡适，包括傅斯年代校长的短时期，即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这段历史时期，北京大学的传统，是自由主义，才符合实际。

以此，我们可以论定蔡元培在一九二七年的支持清党案了。我在《蔡元培传》中，虽然比较详细地写了蔡元培的主张清党及其所起的作用，没有回避事实。但是，书中我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说是蔡元培赞成清党，是他一生中政治的失误。而所以有此失，则是他对于蒋介石缺乏认识，对于共产党缺乏了解。今日思之，我的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正因为蔡元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所以他便主张清党。

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即所谓容共之时，蔡元培远在国外，未见他反对，其事方始，未见后果，他不会反对。及至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势力大张，猛然一看，四处都是共产党（这颇有点像后来全国解放之时，共产党员由地下升入地上，成群成队），且已取得多种权力，作为党国元老，作为国民党道统的化身，蔡元培未必无看法。宁汉合流之后，蔡元培在一篇演说中说：“及总理故后，共产党乃暗结小团体，实行其共产主义。其方法专从农民工人入手，工人则组织工会，农民则结合土恶组织农民军，给以武装，到处干涉行政，同志始知共产党之阴谋日亟，于是在北京西山开会，商议对付共产党。惟在广东方面之忠实同志，尚迷信总理容共政策，未能坚决拒共（重点为引者所加）。三月二十日，共产党重要分子本欲解决国民党，幸我同志知机在先，早行下手，未受其害。及国民革命军到上海后，俄国共产党又欲利用我党，以为攻打英国之工具。……鲍罗廷谓中国要死五百万人，革命可以成功。其意即以我国为牺牲。鄙人当时大不赞成。同志吴稚晖又提议于监察委员会，于是拘捕共产党……”⁽⁸⁾在另一演说中说：“以前本党在共产党捣乱的时候，下级党部和农工组织为他们所把持，不许本党党员插足。他们这种方法是很厉害的，是想把本党的基础抢了去。他们所作的工作，就是要消灭本党的工作。共产党的农人工人运动，是欺骗农工的运动，不能替农工谋实在的利益。”⁽⁹⁾

以上两篇演讲，可见蔡元培当时的反共集中于共产党的工农运动，以为这动摇了国民党的根基。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彻底反共主张，他也表示赞成，而对于广东之不赞成西山会议派所为，他颇为不满，甚至对广东的国民党（自然是指左派）指为“尚迷信总理容共政策”，透露出蔡元培对于容共政策至少在北伐起有所怀疑与保留。演说牵涉俄国共产党，指出中共与俄共“勾结”，利用了国民党，这也是蔡元培深为不满的。秉此看法，蔡元培的主张清党，并非一时之念。蔡元培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出国，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返国抵上海，至四一二清党之前这段时间，活动于浙江一带，为国民党做工作，参与浙江独立活动。至三月二十八日清党案发，蔡元培与吴稚晖同为“举发共产党案”之首要人物，顺理成章。及后，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斗土豪，分田地，抓人杀人，以蔡元培这个自由主义者之反暴力，反对共产党的农工运动，必然更增加了他对共产党的不满。从此延续到十年内战时期，蔡元培对共产党看法，基本与大革命时期的看法相一致，是以时有反共言论，并从而劝阻青年不要受共产党“利用”去参加爱国运动。如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说：“国内最重要的还是江西剿匪”，“赤匪与寻常土匪不同，他是有持之有故的主张，而且他对于民众，一面威吓，一面利诱，仿佛有一种宗教的魔力，所以不可轻视”（《剿匪后之消毒工作》）。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平学生南下到南京请愿，蔡元培与陈铭枢同被推接见学生代表，二人被殴。事后，蔡元培发表谈话说：“今日之暴动，绝非单纯爱国学生之所为，必有反动分子主动其间。”⁽¹⁰⁾这些，也符合蔡元培当时的思想实际，至积极参加和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蔡元培的斗争锋芒方多转向于对付国民党当权派，那是后期的事了。

再有，蔡元培对于苏联向无好感。一个佐证，一九二五年他从欧洲返国，李大钊（时为北大秘书长）建议他从陆路经苏联回来，以便在苏联参观访问，而路程亦较海路为近。李请他速作决定，以便通知苏联安排。蔡元培拒绝了，托词身体不好，不能作车行。仍舍近求远，走海路绕道归来。⁽¹¹⁾

种种端端，蔡元培之赞成清党，并非不可理解，也不是他政治上的失误，恰正是自由主义者的表现。但是，蔡元培毕竟不同于国民党其他主张清党的人，他和他们仍有所不同。他主张清党应按法律办理，不可乱杀。这也正是这个自由主义者的本色。

知人论世，述蔡元培办理北大所奠传统及支持清党二事之初步认识如上，容有未当，高明正之。

《蔡元培传》中有一些事实错误，也有一些叙述不周，兹按时序分条简作补充和纠正，读者察之。

一、原书谓蔡元培二十岁时，受聘在同乡徐树兰家校书。此是根据萧瑜《蔡孑民先生自传一章》所写。现据已公布的蔡氏《自写年谱》，实受聘徐树兰弟友兰家，为其子以愻伴读。⁽¹²⁾

二、原书述蔡科举生涯，应增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再往杭州应乡试，不中。⁽¹³⁾

三、蔡元培于光绪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年）入京应会试，得中，为贡士，但他并非庚寅科进士，而是两年之后的壬辰（一八九二年）进士。为什么他在得中贡士之后，没有参加殿试，离开了北京。我当时根据多种记载，认为是他听了乡试考官李文田的话，以为不会得中，不待榜发即离京。后据近年发现的李慈铭《郇学斋日记》，《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海波一文，指出蔡元培离京原因是“未习楷书”（殿试应写楷书，尤重馆阁体）。我乃求证于蔡元培之子怀新先生，求他查核蔡元培《自写年谱》。怀新寄来三页详细答复，《自写年谱》与《郇学斋日记》所记相符，蔡之不参加殿试，确为练习书法。我即写了《两部失而复得的近代史重要资料——兼为传播谬说自责》一文，以谢海波，文亦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现将这篇文章重刊于本书，作为附录，以正视听，求读者一阅。

四、书中《昌言革命》章，写蔡办报经历，应补入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与张元济等在上海同办《外交报》旬刊，蔡任撰述，张为董理。这年一月四日创刊，至一九一一年一月停刊，共出三百期。时蔡已出国。（据《张元济年谱》）

五、原书谓“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即发表于一九一七年二月之《新青年》，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起而响应……”，实际首创文学改革的是胡适（尽管他当时不称为文学革命），陈独秀是接着胡适的主张而加以发展，正式宣称为文学革命的。⁽¹⁴⁾

拉杂写来，大致如此。原书中还有一些错字（远比现在出版的书中的错字少），好在非属要害，也就不列举了，请谅。

原想对于《蔡元培传》全面增订，怎奈年老力衰，不复有此精力，写这篇《前言》，聊作代替，算是对于此书读者、编者的一个交代。而当年这本小书出版后，承蒙朋友不弃，谬加赞许，为此书写评论的老友陈旭麓、沈以行，均仙逝有年，不胜怀念；远在加拿大与法国的两位中国近代史专家陈志让、巴斯蒂夫人，当时远道来函，鼓励有加，志让兄且责我为什么不在书上写一个前言后记。此话常印心间，今天写了这篇迟到的《前言》，不知志让能见到否，不胜依依。

除了这本《蔡元培传》，有关蔡元培的论文和文字，还写了几篇，其可参照的论文可举如下三篇：《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蔡元培北上迎袁考略》、《从两次辞职事件论蔡元培》。我的蔡元培研究尽于此，这篇《前言》如果也可以称作研究，当是献给蔡孑民先生的绝笔，请鉴之。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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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

(2) 以上所引均见广益书局一九三二年版《蔡元培言行录》，“言行杂记”页一二。

(3) 蔡元培《李季著〈马克思传〉序》，上海神州国光社一九三三年出版。

(4) 《全国教育会议开幕词》。

(5) 《为五四运动引咎辞北大校长职》。

(6) 《中国现代史初编》，香港国泰公司一九四〇年出版。

(7) 《西潮》第一二二页。

(8) 《粤宁汉之分裂与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经过情形》。

(9) 《中央党务学校特别区分部成立的意义》。

(10) 《受北平学生围困后答记者》。

(11) 蔡元培一九二五年三月卅一日《复蒋梦麟函》，载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四页。

(12) 参见此处。

(13) 参见此处。

(14) 参见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