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寻东湖书院

邬小辉

滚滚赣江水，浩浩鄱阳湖……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然东湖在哪？费尽周折，方知即百花洲也。

再一探听，才知道，随着城市的东扩，东湖已据南昌故城之西隅了，侧畔文物众多，有宋代高士苏云卿之苏圃，有祀奉汉代高士的孺子亭，有灌婴开疆拓土之系马桩，有澹台灭明墓，还有唐诸司李寅所建的涵虚阁……

后来又有了香火缭绕的佑民寺和教徒礼拜的志道堂。

一碧秋水，一片绿荫，闹市中的一片寂静之净土。

多少次在梦中寻觅东湖书院，梦境中的东湖书院，是何景况呢？那是何等的巍峨雄伟，那是何等的湖光美景，那是何等的绿树成荫，那是何等的鸿儒云集……粉墙黛瓦，飞檐翘角，楼亭台榭，在水一方……然而，梦与现实有多少的距离呢？

深秋的某一天，终于找到了一位会说几句南昌话的向导，穿街走巷，环桥绕水，路过了最具南昌特质地名的 “瓦子角”“建德观”。南昌人对“建（靓）”字有特别的解读，那就是个溢美之词“好”的意思。如果特别好，还要加上“全靓”。向导用她并不“全靓”的南昌话，询问当地的老人。在老人的指引下，我们费尽周折地找到了东湖书院旧址。

说心里话，没来时心中充满了梦想和美好，见到时反差甚大，黯然神伤，更不忍心下笔，描写现在东湖书院的凄惨景状……

我先来撷写一段史料，让读者感受一下，东湖书院的过去——

南宋嘉定初年（1208），当时在南昌郡城任通判的丰有俊，以涵虚阁既经久废，因而请求将该阁址改建为书院，他说：“古者学校既设，复有泽宫，今长沙之岳麓，衡阳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丽泽，服膺古训，皆足以辅佐学校所不及。”此呈送到当时的江西计使兼镇隆兴府事胡襭（庐陵人）手中，胡大加赞同，鼎力支持，并委任郡博士刘馀庆亲主其事。兴建书院的工程从嘉定四年（1211）秋动工，至冬季落成。

又在湖畔增建东西房屋十多栋，南北十九栋，门庭堂宇，宏丽高深。

在书院之外，长堤回环，柳荫四合，水光照耀，芙蕖舒红。院中则古木参天，与院屋飞梁相掩映，佳景绝胜，确是四方莘莘学子读书的极好场所，无怪乎当时的一些江西学人莫不称道“美哉此景” ！

因为书院位于东湖西畔，所以树匾额曰：“东湖书院”。当时，还征集了十一郡县图书，使学子能得纵观博采，撷其精华。

后来，江州知府严燮（字和叔），提举江西，权知隆兴府事。上任后，对东湖书院的发展颇为关心，他深恐后世人们不明了笃学求道之大义，把东湖书院变成单纯游欢宴乐的场所，特撰一篇《东湖书院记》，以昭告后人。

东湖书院曾经辉煌，曾经繁盛，曾经名噪一时，然而，时过境迁，非同日而语。现如今书院的古建筑已荡然无存……

当我们来到东湖书院的旧址时，心里感到十分的悲凉与酸楚。

沿着杂乱无章的巷道，从东湖的西侧，找到了东湖书院的旧址，高高的残墙上钉有一块路牌，上书“东湖书院巷”。青砖裸露，树藤攀沿，一棵不知名的杂树，既看不出古老，也看不清年轮，树沿着高墙向高处去与四周的高楼争夺阳光，所以有些畸形和扭曲，一副倦怠和无精打采的样子，让人感到无比的衰败。

一块小小的路牌被横七竖八的电线缠绕和遮挡，连拍一张完整的照片都十分不易。巷子的深处有一个号称书院的宾馆，直呼“书院宾馆”。门洞极其隘窄，光线黯淡，门可罗雀。倒是旁边的一片“书院香烟”的小摊偶有人问津。

巷道十分的拥挤凌乱，连过一辆三轮车都十分不易，几个老人在巷道中闲聊，与我同行的向导问及老人世故，老人与几个街坊面面相觑，满脸的茫然，踽踽地领我们到了两栋握手楼之间的狭道，指着说，“我听过了世的老人讲，这就是曾经的东湖书院原址。”

我的心一阵悲苦，一阵难过，一阵酸楚。为什么东湖书院会是今天之惨状？

我也曾查询过一些史料。

东湖书院在历史的长河中的确几经兴毁，但历代贤臣对修复书院矢志不移，葺修不辍。

元代末年，东湖书院仍然相继不衰，伯颜子中、黄译（字楚望）两人，先后担任东湖书院山长。黄译任东湖书院山长时，曾经揭六经疑义一千多条以教学生，后以年迈归家，不复教授。

明初以后，东湖书院又几经兴废，以其地为南昌县学。

清嘉庆五年（1800），罗山进士黎承惠（字湛溪），以星子县令调任南昌，时南昌士绅以东湖书院废达五六百年，请求黎承惠予以重建，以重教化。黎承惠虽嘉其志，终因府库空虚，无款可筹，又无适当地址可供选择，因而搁下。

嘉庆八年（1803），正巧百花洲畔有前任陶公寓馆一所，地广两百余丈，有屋仓六十多间，索价两千金出售，黎承惠得悉后第一个捐俸购买，随后一些士绅学人也争相捐款，将陶氏馆舍买下，并着手重建东湖书院。经过一番整旧改建后，共有先生讲堂、弟子斋舍一百一十间。整个工程从九月下旬开始，到腊月中旬宣告落成，从此书院又复得振兴，文风又复得蒸蔚了！

黎承惠还勉励诸生“读书志在圣贤，不以浮华饰经术，立身志在显扬，不以科明趋时誉。隐居以求处，则为乡党树训型，出则为国家备体用……”（见黎承惠《重建东湖书院碑记》）。

继任南昌县令的为陆冰。陆氏也很重视书院的建设，他继承黎氏所制订的有关书院的法规，并加以增修，规定每月朔（初一日）、望（十五日）为艺文，详加考核。陆氏认为，政贵有恒，学尤贵有恒，因而题其讲堂曰：“恒俾多士，慎修思永，共励此通经致用之才，并望后之为宰者，率由旧章，以培兹书院于久远……”

此后，东湖书院由于得到了南昌士民的积极捐助，得以继续巩固和发展。嘉庆十一年（1805），邑绅朝议大夫黄锡瑞（号索园）临死前，还拳拳以办好东湖书院、成全书院膏火为嘱。其子黄范亭、式亭兄弟，嘱遵父亲遗言，除原捐银六千两外，复加捐银二千两，作为诸生之膏火费。

道光十七年（1837），连月阴雨，院基低洼，肄业童生均苦潮湿，加上屋宇霉烂，岌岌可危，南昌知县号召大家捐资修建，将旧基拆除填高，使墙屋焕然一新。

咸丰四年（1854）以后，湘军进入南昌，分驻考棚及书院，书院的门窗、门板、地板以及桌、椅、床、凳均被湘军烧毁。南昌邑绅刘养素与考棚局司事诸君“设法鸠赀购料督工，越半年蒇事，盍书院仍旧，而费已不赀矣。”

同治元年（1862）三月，南昌硝局火发，轰然一声巨响，全城房屋皆飞，书院靠近硝局，霎时倒塌。自是而经营筹划考棚局司事又责无旁贷矣，庀 材选匠，拮据者凡人阅月，堂基斋舍，贲然改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后，西学东渐，推行变法，废科举，各省相继设立学堂，东湖书院也随之改为东湖学堂。

东湖书院在创建之初，宋袁燮在《东湖书院记》中提到：“区处周悉，宾至如归，领袖之英，金兰之契，萃十有一郡之书，纵观博采，撷其精华，所获者富矣。虽然君子之学，岂徒屑屑于记诵之末者，因将求斯到焉。”宋代理学家朱熹曾经在《招举人入白鹿洞书院状》中提到：“然则士之所以修身，以待上之选择者，岂当自谓止于记诵缀缉无根之语，足以应有司之求而遂已乎。”袁燮创办东湖书院是学习朱熹创办白鹿洞书院的宗旨。因此袁燮又提出：“何谓道，曰吾心是也。无偏无觉，王道荡荡，无觉无偏，王道平平，去其不善，而善自存，不假他求是之，为道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天理自然，人之为私，一毫不杂，是之为道，儒者相与讲习，有志于新，以养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业斯馆之作，固有望于斯也，岂非急务哉。”

袁燮之说与宋理学是一脉相承的。他之所以创建东湖书院，就是为了造就“道学”人才，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历史只能说明过去，岁月的刻刀在雕刻时代的作品。东湖书院的辉煌如今已被岁月的尘土所湮埋，我们不知道该不该为她唱一首挽歌，或写一段祭文？作为她的历史使命，她已对历史有了一个交待，作为她的遗存，人们却无法对后人做出一段独白和一个负责任的交待……

朋友的南昌话毕竟不是那么地道，她伫立在巷口无语，两个大大的眸子直盯着那块兀立于残垣上“东湖书院巷”的牌子，这已是东湖书院的全部遗存了，她眼里噙着泪水，在与我相望时，我已注意到她心里的失落和挂念。

是啊，人们总希望辉煌不会陨落，但现实总是非常的残酷，虽然我们不愿看到，但我们又必须面对啊！

中国有句俗语，“知耻而后勇”。站在古老的东湖书院旧址上，我们仅仅凭一些惋惜，发出一些叹息，唤出一些呐喊就可以吗？我们该不该有所行动呢？

我紧握朋友的手，相视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