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边城的改革开放

从明到清这一过渡期间，马边民生凋敝、政务废弛。

清朝建立后，全国归于一统，社会渐渐有序，但马湖地区的行政管理在刚开始一段时间沿袭了明制后，很快就发生了大的变化。康熙元年（1662）裁马湖府安边厅，只保留了马边营；雍正五年（1727），“省郡入叙，移厅驻建武，虽营建都司不治民事”，也就是只留武职，专司营务，马边营主要防范的是继踵而至的“外来无业民人”。

这时的马边营长官有一些变化，官阶得到了提高，改守备为都司，说明马边的防卫功能加强了，但却削弱了行政功能，衙门形同虚设，而这都是乱世留下的后遗症。

这又说明，明朝那个重文轻武的时代真真实实地一去不返了。

到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马湖府被裁，置叙州府，马边归属于叙州府下的屏山县管辖，这又是新的变化。

但新的问题也出现了。由于生齿日繁，人口逐渐增加，打架斗殴、偷盗行窃、追债讨偿等官司越来越多，但都得要到屏山县去审理。而两地“相距辽远”，其间就是押解犯人和接送相关的“牵连证佐”都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沿途皆是疲于往返于屏山衙门的升斗小民，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长途跋涉。

笔者曾经沿着马边经过靛兰坝、荍坝、中都镇、新市镇一线开车到屏山县，这条道路是过去两县之间的交通干道，总共有一百多公里，均为国道、省道，虽有个别地方路况不好，但还算畅通，但就这样也要近三个小时的车程，其间一直是在山路中蜿蜒而行，可想当年的交通状况下不知要走多久才能到达目的地。

当然，屏山知县的日子也不好过，诉讼日增，官司堆积如山。“屏山县马边营地方辽廓，民夷杂处，命盗事件移县查办，殊觉莫及”（《清实录》）。怎么办呢？只好新设了一名县丞分驻马边，审理民事纠纷，这样一来情况便大为改观。

其实，行政功能的分施，反映的正是马边自明朝万历十七年后一个边地邑城的正常需求，在和平时代回归后，那些曾经被战争打乱的正常生活需要回归，原有的秩序还得重新恢复。当然，开朝以来的强国之治也通过这样的细微变化，才显露出了一些新的气象。

过去，马边一直是属于马湖府管辖，马湖府也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但到了康熙初年马湖府的行政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裁掉了六品以下的同知、推官、照磨和县丞；雍正七年（1729），又一纸裁文到，从唐代起设立了几百年的马湖府知府也给裁了，而马湖府也改府为县，其原治辖的诸县、厅全部归入了叙州府。

而赋税也有相应的变化，但总体来说是轻徭薄赋。

以雍正七年（1729）为例，马边“上中下田地已达1453顷，田赋银为1899两，平均亩载粮仅0.013两”（胡汉生《四川近代史事三考》）。所以，管辖马边的叙州府都认为“圣清轻徭薄赋，丁口有加，岁征如故，意美法良，户饶家裕”（《叙州府志》）。应该说雍正为大清盛世开了个好头，康熙时就定下的“续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得到推行，但更明显的变化只有等到年轻的乾隆继位以后了。

在历史上，乾隆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卓越的帝王，文治武功，真正开创了康乾盛世。而从世界范围内看，17世纪是世界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政局混乱，社会动荡，如明朝灭亡、满人崛起、奥斯曼帝国崩溃等，而清朝是17世纪危机中最先走出来的，“清廷以异常的速度重建中央政府的权力，得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的主要国家都更早地从17世纪危机中恢复过来”（魏斐德《中国与17世纪危机》）。

我们通过马边这一个边远小城的角度，就能够看到清朝从定都北京的一百年后才逐渐步入鼎盛的，这是什么时候呢？乾隆二十九年到三十九年这十年。

可以通过马边这十年的人口增长来观察其间的变化：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荞坝、上溪、下溪等乡有粮户1760户，新辟大竹等乡输入485户；三十年（1765）又输入299户；三十三年（1768）输入548户；三十五年（1770）输入1221户；三十九年（1774）输入813户。也就是说在这十年间，新旧花户增加到了5126户，而人丁是14859人。

这就回到开头我们说到的“外来无业民人”，他们实际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显然，他们并非都是莫名其妙地涌入马边的。那么，这样的变化是如何来的呢？

这得从当时的四川总督阿尔泰说起。

乾隆二十八年（1763），阿尔泰升任四川总督。

阿尔泰是满洲正黄旗人，早年是个副榜贡生，即在乡试录取名额外的备取生员，在考试中享受了少数民族政策。这个人很走运，在雍正年间，阿尔泰幸运选入专门管理皇家宗室事务的宗人府内当“笔帖式”，也就是高级文书。“笔帖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职，其实是仕途远大，清王朝一直都重用有能的旗人，想在旗人中培养能臣，所以“笔帖式”多为旗人内部子弟担任。果然，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就当上了山东巡抚，又因在此期间遇大水，他积极治水有功升任四川总督，成为大清的八大封疆大吏之一。

阿尔泰到了四川后跟在山东的情况大不一样，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戍边，而非治水。但显然，对他来说，戍边好像不如治水好办，他本来是个李冰式的人物，却奔波于边疆，劳苦而功不高。

当时在四川最不稳定的是大小金川，而他的一生就与这个地方纠结在一起了，因为一度平定金川而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并回京入阁，风光无限。但后来金川土司再度反叛，乾隆帝再次令他出领四川总督，这次他却犯了大错，在上奏朝廷提出建议时没有得到龙心欢悦，被认为有偷安之嫌而被罢免；后又因留军督饷有功而复职，但在移督湖广时，因转运粮饷不力被认为是塞责推诿，再次惹怒乾隆皇帝，即查出他有贪赃和欺君之罪，被赐死。

阿尔泰固然是个悲剧性人物，但他在四川当总督时也并非一事无成，其实他也做了不少的事情，如平治道路、疏浚水道、招佃垦田、置仓备储等；特别是在四川的边地垦荒储粮上颇为尽心，这点从马边一地的情况就能看出他的功绩来。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也就是阿尔泰到四川的第二年，他就听人说小凉山的马边一带有良田万顷，于是就吩咐永宁道知府孟端、普安营参将哈廷梁两人领队，率领泸州州判阮树、叙州府丞王启焜、马边营都司李云龙、马边县丞周芳斗、右角巡检葛泰等人一同去考察。这一考察的结果是，发现马边有可耕地“十万六千六百余亩”，数倍于四川屏山县征粮的全部田亩数，非常可观。

这一消息让阿尔泰异常兴奋，他当然不会放弃这样一个耀眼的政绩，这个曾经在山东以治水闻名的官员，自然想在四川也有所作为。于是他上书《分设马边疏》，请求对马边进行分治。

那么，就得派人去详细考察一下马边的真实情况。最早去勘查马边田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孟端，一个是哈廷梁。

孟端是山西三韩人，进士出身，乾隆二十九年（1764）到永宁道任道员。当时的永宁道是康熙八年设置的，领叙州、马湖二府，直隶泸州。

道员一职也就是省与府之间的地方长官，俗称道台，按照清朝官制，不低于正四品，略等于现在的正厅级干部，要是在京城，有资格参加皇帝的早朝。孟道台在受命于阿尔泰清丈马边田地时，“草昧初开，躬履险阻，陟冈度隰，备极辛勤，计口授田，分疆划井，留边数月，民至今蒙乐利焉”（《马边厅志略》卷四）。

孟端不仅清丈田地，还留下来“招商引资”，前后招来了1500多户垦殖户，成效斐然。后来孟端也不忘写下《新垦马边记》，行文感慨万千，说他去的地方是“狐狸豺狼之所”，有“猿愁鸟绝之遥”，而他是“毅然以身先之”云云，仿佛自己是出师表中的诸葛亮。

不过他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阿尔泰看重。

当时四川马湖一带盛产良木，“山林孕毓既久，所产巨木良多，至今百余年，宫室桥梁悉取资于此”（《雷波厅志》）。朝廷每年在四川采木的经费高达数百万两银子，花费巨大，但对阿尔泰来说这又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绩工程，每年他都要亲自去山里跑木头，不辞辛劳。但木头采出来要运到北京，这是个劳民伤财的事情，负责运送的官员也是责任重大，阿尔泰便想到了孟端，决定让他进京为朝廷运送皇木。在运送过程中，孟端与京城高官多有来往，言语间不免吹嘘奉承，不想勾连出了一段故事，后来竟然与阿尔泰之死也有关系。

《清实录》中是这样记录的这件事：那年，京城天坛内的望灯竿年久失修，需要更换，但因这灯竿是巨木所制，围长丈尺甚大，一时难得合式木材，便屡次行文催办。就在这时，孟端到北京去见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就询问他“该省采办木植一事”，他就回答阿尔泰正在马湖一带山中“采购大木，自出己力办运，现已在途”。

就是这个“自出己力办运”的话传到了乾隆的耳朵里，让他大受感动，觉得阿尔泰的事迹可嘉，便对朝中大臣说，你们看人家阿尔泰，为了朝廷的利益连自己的养廉银都搭进去了！

皇帝便又下旨说，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哪能让大臣掏腰包替国家办事，“此系坛内所需，自应动正项报销，毋庸该督自出己资”。

不久，阿尔泰就向北京运去了“长九丈五尺以外之楠木二株、杉木一株”，证实了他确是在为皇上勤勤恳恳办事，当然就受到了朝廷的嘉奖。

但是，阿尔泰的“自出己力办运”是真还是假呢？后来他在湖广转运粮饷不力而渎职，皇帝一追责，这件事就被暴露了出来。本来他是可以不死的，最多不过是夺职流放，但乾隆听了他在运送皇木的过程中有贪赃行径，龙颜大怒，认为此人是虚伪之极，便下决心将之处死。可能阿尔泰怎么也想不到孟端那句无意间说出的奉承话要了他的命，而这样的事情又怎么能不让人感叹。

再说说哈廷梁，此人也有点意思。

乾隆十七年（1752），恰逢太后六十大寿，特设“恩科”武举考试，考试按照顺序要通过乡试、会试之后进入殿试，弓马技勇、兵法经略样样都要出类拔萃。这年哈廷梁已经38岁，但他在考场上表现出色，一举登科，以一甲第一名当上了武状元，并立即由兵部授予御前一等侍卫，跟随在皇帝身边，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风光的时候。

十年后，他下派到地方，乾隆二十七年（1762）到四川普安营（驻防今四川雷波一带）当参将，相当于马湖军区司令员。就是这期间，哈廷梁被派到马边勘查田地，跟马边有了一段不解之缘。

在《马边厅志略》的“名宦”一目中，有关于哈廷梁的一点记载：“奉阿制台（即阿尔泰）委，协同永宁孟观察查勘马边夷界，躬亲跋涉，瘴雨蛮烟，率先冲突，迄今民多感颂。”一个武状元出现在马边这样的荒山野岭中，其威风凛凛定然不亚于美国西部牛仔片中的大侠。当然，阿尔泰在派员的时候，选择了一文一武的搭配，也不失为一段趣话。

且说阿尔泰的《分设马边疏》上奏不久，皇帝就下旨，同意把马边从屏山县划出，单独成立马边厅，仍由叙州府领，但将川秧、荍坝、上下溪等原属屏山县的地盘划出，再加上新建的官湖、回龙、烟峰等乡，一个新的县级行政机构就诞生了。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不是成立的县，而是厅呢？实际上，县与厅相差不大，但在对一地的重视程度却有很大区别，县的行政长官是知县，正七品，厅的行政长官是通判，正六品，官阶不同，俸食也有所不同；而关键是厅与县的设置有完全不同的考虑，清朝时期的通判一般是配置于府或州，所以通判又称为“分府”，功能是辅助知府政务，大多驻守在边陲的地方，以弥补知府管辖之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讲，通判是州官，而非县官，也说明当时马边在行政地位上的特殊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实录》记载的奏折中，有这样一段话：“请以叙州通判移驻马边，将应垦之地及附近马边之川秧、荞坝、上下溪一带地方划归管理。命盗案由通判审拟解府勘转，田土词讼悉由通判管理徵解，换铸马边理民督捕通判关防颁给。”这是分设马边后朝廷下的皇旨，既然行政地位变了，官印也随之而变，也就颁发了新的官印。

幸运的是，那颗换铸的“马边理民督捕通判关防”的铜印至今犹存。

这颗印是怎么发现的呢？在《四川文物》杂志上有文章讲述了这方印的发现过程：“1977年12月，成都市南郊桂溪公社莲花大队社员在菜地里挖掘到一方清乾隆时代的铜印，这方铜印镌刻有满文和汉文，印文阳刻汉文篆体‘马边理民督捕通判关防’十个字。”

马边的第一任通判是刘大治，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用这方印的人。

刘大治之前在富顺邓井关任通判，后调任于此。他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到任马边，每年俸银是60两，养廉银600两，而跟随他的门子、轿夫、伞夫、扇夫每岁工食仅6两。

乾隆三十三年（1768）韩莱曾接任，后来此人又升任成都府同知，这跟阿尔泰可能有些关系，因为在“查审阿尔泰婪索属员各款案”中，查出韩莱曾等人“俱有代办松石、金子、黑狐等物”（《清实录》），也就是他参与了行贿受贿之事，后被解任。

不过，韩莱曾在马边当通判期间，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那就是“教民播种小春”（《马边厅志略》）。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件事，在当时的马边，这是农事上的一大进步。由于马边山多田少，农作物品种单一，而小春耕种中像麦、稷、菽之类的杂粮既丰富了田产，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这里可做个比较，陈天章在任时马边公仓里的谷粮是376石8斗3升，而韩莱曾在位时是1500石6斗3升，增加了近4倍，所以此人的确是做了一些为百姓谋利之事。

乾隆二十九年（1764）马边厅成立以后，马边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阿尔泰的垦边政策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从这一时期的田亩赋税就可以看出其间的变化，如乾隆二十九年，上中下田地共76顷18亩6分7厘，征收丁条银215两2钱5分7厘；到乾隆三十年，上中下田地共1377顷75亩4分2厘，征收丁条银1683两7钱4分8厘。

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当时马边的税赋水平已在四川位于中等偏上，“纳秸贡金侔于川省中邑，殆过之矣”。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乾隆二十九年就是马边古代改革开放的一年。

孟端在《新垦马边碑记》中写道：“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滋增，到处地虞人满，荆楚豫章黔粤巴渝之民，闻此中荒莱可垦，挈妻负子，奔走偕来，愿受一廛为氓。”

百年乱世之后，人们在马边的荒地上闻到了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