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新居

好像一场雪后，新房子就站起来了。它按照父亲母亲的意愿，离开了我们都不喜欢的村庄，在向前二里的一处向阳坡上—母亲找的地方，又经过风水先生堪舆。先是打了拉了石头，砌了根基。趁冬闲，找人垒了起来，铁锤和钳子叮叮当当了一个腊月。

雪很快就化了，天气也暖和起来，趁着农忙还没有开始，父亲和母亲拿了撅头，挑了荆篮，到一边的黄土岭上刨了、挑了黄土，一担一担，堆放在院子里，如此重复了两天时间，所需的黄土就够了。如果堆在一起，完全可以达到房墙的高度，但必须摊开来，并在它们上面挖出池塘一样的坑。

又一个好天气，父亲就找了二十来个不错的乡邻，挑水，掺了麦秸，将黄土和草芥和成黄泥，再用荆篮子吊到房顶上，一层一层抹了，再盖上石板，不到一天时间，算是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又请了木匠，在新房子里面，抡起刨子、凿子、宽斧和锯条，做了门和窗户，装了玻璃。正月还没有过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搬了进来。这时候，白天的阳光热得叫人脱掉棉袄，傍晚，细碎的霜花悄没声儿结在了窗玻璃上。

新房子一共三间，传统的石头和木头结构，坐落在向阳坡地上，显得有点孤单，尤其是在夜里，以往，邻居长一声短一声的喊叫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风走过山岭、荆柴、茅草和屋顶的发出的尖锐之声。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连从老房子一起搬过来的猪猡和鸡，叫声中也有了一些变化，往往，哼哼声大得出奇，也多了颤音……父亲和母亲似乎没有觉察出这些变化，他们两个时常站在一边的山岭上，看自己的新房子，表情忧郁，或者轻松和舒展。

我和弟弟的心情空前兴奋，尽管新房子里面还弥散着浓重的黄土气息，也避免不了烟熏火燎，白白的墙皮上有着一些黑黑的垢迹，到处都还散落着碎石、干泥和草芥。但相比老房子，它已经足够敞亮和新鲜的了。尤其早晨，曾经的村庄还在残存在阴影当中，鸡鸭和毛驴们还在梦中，早起的人打着长长的哈欠。而我们还躺在炕上，我和弟弟的身上，就有了阳光。正月的阳光，落在杜鹃和牡丹的被子上面，也落在我们的心情上面。我和弟弟常常赖在被窝里，各自伸出手指，抓挠对方，两人咯咯大笑，也会因疼痛而恼怒，而大哭出声。

站在院子里，新鲜的土还没有踩硬，尤其是边缘地方，还留着好多的草根和枯枝，浮土松软，一踩就是一个脚印。父亲有意识地去那里踩踩，脚下用力，也叫母亲、我和小弟去一遍一遍地踩。我们当然乐意，尤其是我，对这样的不用力气而有乐趣的活计，做起来总是十分快乐。不几天时间，我和弟弟的小脚就把它们踩得找不出任何痕迹了。

院子外面旱地里的杂草疯长，苗苗菜、猪耳朵、黄芪和党参等药材见缝插针，从地沿的石头缝儿里挺出颈叶，新鲜的叶子在风中忽闪着初春的太阳光芒。我们端着饭碗，蹲或者坐在院子里的石凳子上面，一抬眼就看到了它们，还有一些昆虫，在湿润的表面上快步爬行。冷不丁地会冒出几条花蛇，从草丛中蹿出，又在草丛中闪没。还有从后山跑来的野兔、野鸡和笨重的山鼠，在下边的麦子地里悄悄作业。这一年的三月，父亲用铁丝套了好几只肥硕的野兔，还捎带着勒死了三只山鼠。

春天正式蓬涌起来后，不大的村庄到处发绿，灿烂得像油画，就连村口那棵即将老死的槐树上面，也舒展了几根新枝。房后的草，一边的榆树灌木，再一边的旱地，到处都是春天的颜色和声音。在它们的喧闹和衬托下，我们的新房子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它高高地耸立在春天之上，没有依傍。我们也时常看到从前的老房子，那些梧桐、洋槐、椿树和桃树、梨树等已经超越了它，在房顶上婆娑着大片的阴凉。

父亲说，种些树吧，母亲也说，种些树吧。我和弟弟也说，种些树吧。可具体种些什么树呢？一时拿不定主意。母亲说，院子里面种些苹果树、桃树和梨树好，孩子们有东西吃。父亲说，房后种些洋槐树、椿树和梧桐，将来可以打家具用；我们说，种些松树、竹子和山楂树吧，又好看又好玩，还能吃上笋子和果实。父亲说：“那儿去找竹子呀？咱这儿土壤不适合，长不成。”而我和弟弟坚持要试试，母亲就说：“石盆村赵起立家院子里长着几棵竹子，啥时候我去问问看。”

几天后，那些移植而来的树木，离开了土壤，不到半天时间，叶子就蔫了。我和弟弟看到的时候，父亲正把它们往树坑里面栽放，我们帮着提清水，一桶一桶往里倒。父亲说行了行了，我还觉得不够，似乎水比土壤重要。我们的植树活动断断续续的一个春天，房前房后就有了一排摇曳的树影。有的树木虽然复苏得慢一些，但有足够的水和我们的关心，它们的生命总是要舒展起来，总会向着更大更高节节长成。

（2002年5月16日于巴丹吉林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