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年轻人的思想开出鲜花

此时，西方电子彩色印刷技术仍占领着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市场，技术和市场的竞争仍然非常激烈。

1993年春节前夕，像往年一样，王选闭门搞设计。年后，他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回来时，王选把设计拿给他看。

“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用。”学生刘志红25岁，看过后对导师说，“IBM的PC机主线上有一条线，您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王选愣住。因为他明白了，自己苦苦钻研了两个星期的设计，被学生的一句话否定了。这是王选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

“本来，我以为自己做一线的工作可以做到60岁。”现在，犹如看见一个海边的黄昏，往事潮水般在夕照中涌来……从投身这项科研至今，18年了，他奉献了所有的寒暑假，所有的节假日，“18年来可以说一口气都没有歇过。”他为自己始终能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沿感到自豪。可是，“今天，我看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我已经不如年轻人了。在我不那么熟悉的领域，岂不是更差!”

这似乎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已经是黄昏的太阳了。”但是，就在这年，王选56岁获得了一个“觉悟”，他作出了一生中第六次重要抉择:让年轻人来挑重担!

他表扬了刘志红:“你这个主意非常好。”接着也批评他，“你这好主意，为什么自己出不来，非要我花两个星期，用一个馊主意才把你的好主意逼出来呢?”

这是非常有力的一问，这更像是一句对自己的追问。这是由于你还没有把他放到一个担负重任的位置上去，你自己还在扛着，他的大脑中就不容易产生出新思想新方案。

王选的抉择在这一问之后发生了裂变!一个特别宝贵的亮光出现，这亮光——不在于发现自己做一线的工作已不如年轻人，今后可以由自己出思想，年轻人出干劲……不，不是这样，而是应该创造一种氛围、一种气候，这种气候要能让年轻人自己的思想里不断开出鲜花来，才会硕果累累。

是的，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一个人，只有当他的主体意识，他的心愿与心情，他的精神与体力都活跃起来时，他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生机勃勃的富有创造力的人、一个主人。能这样让学生去实现自己，这就是教授所应该做的。

就在这一年，王选把几位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同时推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比如36岁任彩色系统研究室主任的肖建国，27岁任栅格图像研究室主任的阳振坤……培养学生是王选教授的又一项大工程。

肖建国28岁就读于北大计算机系研究生班，王选发现了他的创造力，留下了他，并竭力扶持他，使他先后主持完成了大屏幕中文报纸组版系统和彩色照排系统的软件设计。被任命为彩色系统研究室主任后，肖建国又主持完成了彩色调频挂网算法并实现高保真彩色印刷，从而实现了彩色技术的又一重大突破。再后来，肖建国成为博士生导师，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

阳振坤生于湖北一个被称为雷场的农村，18岁考入北大数学系，24岁成为王选的博士生，王选把一个研制新一代栅格图像处理器的博士论文题目交给了他。这使阳振坤很惊讶，栅格图像处理器的英文缩写是RIP，前五代RIP都是王选老师亲自主持研制的，作为照排系统的“心脏”，那是我国照排系统取得辉煌成功的关键，现在，阳振坤是个刚刚进门的博士生，王选为他选择的课题是要他来超越王选……这可能吗?

阳振坤成功了。

1994年，阳振坤的大脑里突然萌生出一个新的奇想:能不能开发纯软件RIP呢?他忍不住去对导师说:“王老师，我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服您同意，但我有一个直觉，纯软件RIP将会成为未来的主流。”

彻底抛弃RIP里的硬件，完全由软件来支撑，这不啻是个非常大胆的奇想，如果成功，就是对王选“欧洲专利”的彻底超越。

是惊，是喜?王选曾期望年轻人思想开花，现在他终于看到了奇景，听到了花开的声音，自己所该做的就是:支持。

王选曾在《如何使研究生作出一流成果》的文章中写道:“研究生大多希望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好的结果:从事基础理论或应用基础研究的，追求文章发表在权威刊物上，并得到别人引用；从事应用方向的则渴望最终得到广泛推广，真正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达不到上述目标，被称为‘不上不下’。”

这种“不上不下”，正是科教同企业相脱节在我国高校内的一种反映，结果常常是培育出“盆景”似的成果，无法真正“成才”。为了避免这种“不上不下”，王选身体力行，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都是十分显著的。

1997年7月18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王选向新闻界、学术界报告了他的学生阳振坤主持完成的这一重大发明:“23年来我们研制了七代RIP，每一代差不多全部重新设计。前五代是在我主持下研制的，后两代是在年轻的阳振坤博士主持下完成的。其中第七代是纯软件RIP，代码几乎没有任何继承。”又说，“今天，我们可以宣布，新一代RIP的高技术水平，已经进入世界最先进行列，所以我们郑重地把它命名为:方正世纪RIP。”

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1995年6月，一个叫邹维的年轻人来投奔王选。他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因无法转化为社会化的产品，他从中国科学院辞职去“外企”从事美国产品的汉化工作。换句话说，他是替美国产品搞“转化”，由此将美国产品打入中国市场，并将中国的同类产品打垮。不久，他感到这样的工作虽然工资很高，但心里不舒服。王选收下了他。

王选交给他一个开发“卡通动画制作系统”的选题，还交给他一个小组由他领导。历时一年半，邹维小组开发成功了，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台、北京电影学院等影视部门率先使用这套系统，并开始为西班牙的动画片制作所用。这是邹维第一次看到自己主持的科研直接变成了中国自主品牌的社会产品，中间没有“转化”一说。

此后，邹维担任过方正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负责数字视频的科研开发。这是一个有如革新传统印刷业那样，将对传统广电业进行革命性改造的重大领域。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邹维领导的科研队伍开始首先在香港亚洲电视台承担“数字视频”项目。

王选说:“一般电视台都是从模拟代到数字代，从数字代再到视频服务器、电脑系统……我们走跨越式的发展道路，跳过了初级阶段，一下子就跨越到了第三代。”

作为教授，王选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时称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年)。他说:“我忽然成为计算机界的权威。一年戴一顶院士桂冠，一下子成了三院士。这时我57岁了。可惜，在我年轻最需要的时候，没有得到承认。在高新技术领域，年轻人有明显的优势，55岁以上的专家，创造的高峰期绝对已经过去了，哪里有57岁的权威呢?”

我们能感觉到，王选是在用心地为年轻人的成长制造舆论，创造条件。他还说:“要找60岁左右，像我这种年龄犯错误的可以找出一批来。”然后举了计算机领域“三位赫赫有名的伟大的发明家”为例:第一位是美籍华裔电脑巨匠王安，另两位是被誉为“巨型计算机之父”的克雷和创办了“小型机王国”的奥尔森，他们都在60岁左右因自己曾有巨大的成就而犯了同样大的错误，使公司从辉煌跌入困境。

他也想到了曹操五十多岁作《龟虽寿》，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曾激励不少老骥，使人总想在晚年继续作出重要贡献。他说这种心态是好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以为，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为人梯’实现自己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

王选与年轻人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生命就在自己的身心依然绿油油地生长，而不是变成那种人称的“泰斗”。从前苏东坡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我发现56岁以后的王选在往年轻的方向活，这是一种让时光倒流的活法，非常高妙。

王选的学生们陆续开发出的产品，为方正系统进取我国香港和台湾，乃至日本市场作出重要贡献。一系列创新成就，均得益于年轻人在第一线能随时随地积极地思想。王选在感到自己不如年轻人的时候做出的第六次抉择是他人生中最智慧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