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理论证，精深透彻

事理论证，是以演绎推理为主的论证形式，其主要特征是根据已知的一般原则推导出具体的结论。这种论证方法的直接效果之一，是精深透彻，使一个新结论或新观点，建立在科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前提基础上，因而大大增强了文章理论色彩。文章得出的结论往往也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力量。

毛泽东很善于吸收人类精英们的思想智慧。他常以马恩列斯的经典论断、古今中外名人名言以及被人们普遍认同的原理为前提，推导出新的结论或证明一个新观点。这种推理形式的直接效果是精深透彻，使一个新结论或新观点建立在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的基础上，因而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权威性和理论色彩。

毛泽东在《矛盾论》第二节论述“矛盾的普遍性”时，提出了以下的观点：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14]

这是一个重大的哲学命题。它要告诉人们，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分别引用了革命导师恩格斯《反杜林论》和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中的论断，作为理论根据。显然，这些根据具有权威性，是令人信服的。毛泽东这样写道：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5]

也许毛泽东认为上述引证还不够充分，或者略显笼统。他又引用了恩格斯的一些更加具体的论述：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地机械地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生产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16]

不仅如此，他还引用了恩格斯和列宁列举的关于在高等数学、初等数学、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社会科学等学科中存在的矛盾现象，以证明矛盾的普遍性问题。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重要论述，说明了矛盾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存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众多的科学领域。甚至，生物体的每个瞬间都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生命的整个过程也就是生与死这对矛盾相互斗争的过程。这种到处存在矛盾，随时都有矛盾的现象，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普遍性的论点无比科学和正确。

毛泽东的采用事理论证方法写出了大量理论文章。有时则直接依靠典型的演绎推理，得出新的结论。请看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的一段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17]

这段文字里，毛泽东想要论证的是张思德的死比泰山还要重这个观点。我们清晰地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演绎推理，从中可以抽取出一个完整的三段论式：其中，“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是大前提。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是小前提。

“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是结论。

这个结论有一个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大前提，并且经过严格的演绎推理得出，所以它深为人们接受。

毛泽东的事理论证经得起现实和历史的检验，他的结论具有不容辩驳的伟大力量。如果我们把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比作一部历史巨著的话，那么，毛泽东在书写这部巨著时，无疑是以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思想或行动指南，结合中国国情和具体革命实践，得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历史性结论。实践证明，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