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知识贫困

时间：2022-01-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知识贫困是导致农村经济贫困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一个以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为基本标志的现代社区教育，正在取代工业社会时代制度形态的现代学校教育。

美国当代社会学者山龙在他的《阅读贫困》中分析西方社会贫困时指出：“扶贫包含着某种政治意识，扶贫的概念与方式是体现这种政治意识的，贫困个体或家庭在政府的每一次扶贫行动中，其生活不是出现转机而是出现恶化，并且这种恶化是伴随各种机构的扶贫行动出现的，这些行动几乎没有使贫困者真正走向开发自我潜力与自身创造财富的正途。”[1]“从某种意义上说，穷人没有抛弃经济，而是经济抛弃了穷人，政府与机构提供了许多机会，虽然这些机会足以让穷人达到中产阶级收入水平，但是穷人却缺乏获取这些机会的能力。”[2]山龙这里揭示了两个普遍性问题：一是过去关于扶贫的概念与方式大多是体现某种政治意识或是政治需要，在解决贫困的具体措施上选择了经济补偿策略，没有从根本上、从长远上解决贫困问题。某些人在追求政治绩效与经济GDP的功利情绪中，更多地选择了投机主义与形式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思考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导致农村贫困的根源。二是在解决经济贫困的制度安排中，表面上看，虽然在形式上体现了机会上的平等，即所有的机会与价值面向了包括贫困地区在内的所有人群，但是，穷人却因出身的差别，包括后天环境、文化传统与经济地理的差别，他们缺乏获取这些机会的能力。所以，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穷人表示了极大的怜悯之心。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高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坚持“博爱、补偿与互惠”原则，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群。

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对于农村与城市的不均衡，更多的是采取经济补偿策略。虽然这对农民的经济生活与国民的社会心理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从城乡贫富差距来看，各种扶贫政策与措施似乎杯水车薪，未能使情况有根本改变，甚至使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城乡贫富悬殊因制度变迁而越发严重。人力资本理论早就揭示，贫困者之所以收入低下，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对人类基本知识、能力和权利的认识和拥有。这就是说，农村贫困的根源是知识与能力的贫困，及其对拥有知识的能力和权力的意识。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断言：“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3]世界银行1998年度报告《知识促进发展》认为，落后国家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就必须有效地提升获取知识、吸收知识和交流知识的能力。“穷国区别于富国、穷人区别于富人，不仅由于缺少资金，更由于缺少知识。”[4]因此，“现存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准线是社会成员所接受教育水平的有与无、高与低。接受教育时间越长、接受教育的等级越高，则一个人或一个人群在社会层级结构中所据的地位就越高，因为现代社会中个人或群体所能够掌握的各种社会资源（如发展机会、资信占有、相当收入与相当职位等）的能力与受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比关系”[5]。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知识贫困是导致农村经济贫困的决定性因素。终身学习是扩展人的知识、提高人的能力、消除贫困的工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提供多次选择机会，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要，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6]由此可以证明，终身学习“立交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获得了广泛认可，并且已经纳入国家教育决策的宏观视野，它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形式，代表我国教育变革和发展方向，是推动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社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手段，是发展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切入点和有效载体。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一个以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为基本标志的现代社区教育，正在取代工业社会时代制度形态的现代学校教育。它承认杜威所倡导的“以民主的理念为共同的明确生活意识”的观念，有别于实利主义和权力主义，“目的是发展社会的态度和敏感性，他们希望创造最小的社区和团体方案，在这一学习型社区中，学习者可以分享兴趣，尊重多元化，追求共同目标，并参与重要社会议题和非正式讨论”[7]。它为现代农民提供基本知识、能力和权力，农民在共同学习与群体互动中，不仅形成反思的实践的经验系统，获得现代农业科学知识技能，而且明确共同解决问题的责任、义务与意识，从而探寻摆脱贫困的必要手段与行动策略，以此提供在贫困环境中人的发展机会，促进农民的事业成就与人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