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过的星期天

离开北京进藏工作，到处有一种新鲜感，排练、演出、行军……忙起来时，觉得很有意思，生活很充实。可是，一闲下来就不对劲了。在昌都的整训期间，我最怕过的是星期天。刚调来时的那种新鲜感，渐渐消退，而一种人事间的生疏感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有所增强。那时昌都没有繁华的街道，也没有可玩的地方。由于社会情况复杂，不能随便请假外出，有事或者上街买什么东西，必须三人以上，还得带上武器。尤其女同志外出，须有两个男同志相随。结了婚的或有了恋爱关系的人，一对对地找地方谈情说爱去了。可是我们这些单身汉们和几个结了婚又不和爱人在一起的同志，却苦于没有着落，只好凑在一起打打扑克、聊聊天、看看书，或去分区机关借阅报纸看看，但报纸也都是20天以前的“新闻”。说起看报纸，有两个人最有特点，一位是胡学尧同志，他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哪怕是一些我们都不在意的小国家，那里的领导人是谁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都一清二楚；一位是刘立武，他对我国各省市主要领导和军队的元帅、将军（包括少将以上）的名字记得一个不落，真算是一绝。所以我喜欢和他们俩聊天解闷。有一天下午，远处传来藏族唢呐和鼓声，抬头远望，对面山上一队喇嘛打着经幡，簇拥着一群藏民向山上走，一位分区干部说这是在进行“天葬”仪式。过去只听说藏族有一种特有的丧葬形式——天葬，此时多想跑过去看看呀，但是不行。因为藏族有规矩不准外人看，部队也有纪律不能去，有人找来了望远镜，左对右对也看不到什么。

在高原上工作，我们这些文工团员都觉得星期天难过，可想而知这里的部队和机关干部的文化生活该是何等的单调与枯燥了，所以文工团所到之处就特别受欢迎，尤其是在星期六分区礼堂举行的舞会上，机关干部们那个兴奋劲头就别提了，因此他们不大理解我们的生活。有一次在舞会上，后勤部某副政委，听我们女同志说已经连着几个星期天不休息了，他竟然反问：“你们还要休息？你们不是天天都在吹吹打打，唱歌跳舞吗？多开心啊。还要什么休息！”

难过的星期天，也使我不禁回想到中南海的时日：周六晚上不是在春藕斋就是在西楼，为中央首长举办舞会，表演节目，有时毛主席还要调看电影新片，我们就一起跟着沾光。遇到节日就安排些游艺项目和首长们一起玩。管理局分配给各单位的小木船，到了星期天我们可以到船坞去划出来游玩，热天还可以划到对面游泳池去游泳。每个星期天还要自费去老师那里上专业技术课，我是分别一个星期去天津学笛子，顺便回家看看；另一星期到北京新影乐团向长笛老师郭玉勇求教。或者有时间上街去看电影，听音乐会、看戏逛书店。那时是何等充实与丰富啊。但又觉得这些可不能多想，因为回想多了怕影响长期建藏思想的稳固。

我对星期天里那些谈恋爱的同志很羡慕，心中也有个“目标”，很想追求她，但由于自己的懦弱，不敢表达，很是苦恼。我失眠了。记得那时我在一篇日记中写了几句：“室外大风狂，寂屋独身凉，偷火写日记，不眠恨夜长。”反映了我当时的情绪。因此练乐时我精力不集中，常常出错，受到张指挥的批评，开团小组会经常作检讨。后来张指挥以建立民族乐队编制为由，决定叫我和杨庆获（长号手）同志一起改学拉特琴（藏族民间乐器，同二胡相似）。笛子是我多年的专业，不让我吹，却让周义之同志去吹，小周是个多面手，二胡、板胡拉得都很好，若让他学拉特琴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样决定，我认为是故意找别扭，对我进藏的热情是个很大的打击，情绪一落千丈。越到星期天越加感到孤独难过，要不是我在毛主席面前下过保证，简直难以度过这种令人煎熬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