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吐蕃传》中唐朝与吐蕃关系述论

吐蕃是中国古代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1]，在汉晋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没有直接与吐蕃有关的汉文文献，因此《新唐书·吐蕃传》就成了研究吐蕃历史最早的汉文历史文献之一，本文以《新唐书·吐蕃传》作为讨论问题的基点，使用的材料也以《新唐书·吐蕃传》为主。

在《新唐书·吐蕃传》中唐朝与吐蕃的关系以政治、经济为中心展开，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吐蕃向东发展的战略及所有相关的行为，以及唐朝所进行的应对遏制，双方的关系以和亲、结盟、战争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新唐书·吐蕃传》既记载了唐朝与吐蕃在战与和中交错展开的复杂关系，也记载了吐蕃向东发展的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还记载了吐蕃融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唐朝与吐蕃的和亲及吐蕃利用和亲向东扩展

吐蕃在松赞干布时代已经把甘青高原和西域部分地区的诸羌民族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开始了吐蕃向东发展的历史，走上了融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道路，一开始的方式就是希望与唐朝和亲。

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吐蕃第一次派遣使者到达唐朝，唐朝政府仅仅有一个书面的回复，后来松赞干布听说突厥、吐谷浑等民族都已经与唐朝和亲，娶了唐朝的公主，“乃遣使赍币求昏，帝不许”^[2]。吐蕃请求和亲没有成功，使者回去之后没有实话实说，“妄语曰：‘ 天子遇我厚，几得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遂不许，殆有以间我乎？ ’”对此松赞干布大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尽取其资畜。又攻党项、白兰羌，破之” 。

吐蕃请求的和亲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成就了吐蕃向东扩展的一个历史机遇，所以松赞干布在攻取了吐谷浑、党项羌、白兰羌之后，向东攻击唐朝，“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命使者贡金甲，且言迎公主”。还对部下说“公主不至，我且深入”。 虽然唐朝派兵迎战，但是反为所败，而且许多羌人也都纷纷归附松赞干布，吐蕃的势力大大向东推进。

对此唐太宗命令“吏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出当弥道，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出白兰道，右武卫大将军牛进达出阔水道，右领军将军刘兰出洮河道，并为行军总管，率步骑五万进讨。进达自松州夜鏖其营，斩首千级”。吐蕃大败，这是唐朝和吐蕃发生的第一次战争，战争发生的地点在今天四川成都市西北松潘县一带，由此可以看出在唐朝初年吐蕃的势力已经进入今天的阿坝藏族自治州，但是由于当时这一带也是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所以对唐朝的威胁还不是很大。

吐蕃的这一次向东进攻，“连岁不解，其大臣请返国，不听，自杀者八人”^[3]。面对来自吐蕃内部的压力，松赞干布开始感到情况不妙，于是撤军，并且派遣使者来谢罪，仍然坚持请求和亲，唐太宗许之。松赞干布于是“遣大论薛禄东赞献黄金五千两，它宝称是，以为聘”。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这是唐朝与吐蕃的第一次和亲，唐太宗和松赞干布都非常重视，松赞干布亲自“率兵次柏海亲迎，见道宗，执婿礼恭甚，见中国服饰之美，缩缩愧沮”。正是有文成公主、有对汉文化的吸收，由此加强了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唐太宗进攻辽东时松赞干布派遣使者上书，而且还以黄金铸造了一个鹅献给唐太宗，吐蕃使者禄东赞上书说：“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高丽恃远，弗率于礼，天子自将度辽，隳城陷阵，指日凯旋，虽雁飞于天，无是之速。夫鹅犹雁也，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此外，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出使西域，途中被人掠夺，松赞干布马上征发精兵进行攻击，夺回了唐朝被掠夺的人和物，这些事说明当时双方的关系不错。

就此来看，唐太宗时期吐蕃利用和亲的机遇向东发展，与唐朝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特别是对汉民族文化产生了一种仰慕，在服饰上“自褫氈罽，袭纨绡，为华风，谴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4]。在其他的民俗文化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良，例如“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这样的变化，如果从短时段的研究角度来看，就是某一个历史事件，导致了一个民族文化元素的变迁或者说消亡，吐蕃的赭面习俗变化就是如此。

唐高宗即位以后，对松赞干布封官晋爵，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这就奠定了唐朝和吐蕃更加良好的政治关系，吐蕃甚至愿意参加唐朝的军事行动，松赞干布曾经在给长孙无忌的信中说：“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5]并献金琲十五种以荐昭陵。在发展政治关系的同时，吐蕃还向唐朝请求给吐蕃蚕种和酿酒的技工，这些都得到了唐朝的许可，这对于吐蕃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

唐高宗永徽初年，松赞干布去世，唐朝中央政府派遣使者前往吊祠，因为松赞干布没有嗣子，由禄东赞相其国。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吐谷浑归附唐朝，禄东赞对此十分恼火，带领军队攻击吐谷浑，就在唐朝出面调停的时候，禄东赞去世，他的兄弟一起管理吐蕃，从这个时候开始吐蕃就不断向唐朝进攻，而且还把吐蕃的实际控制地区又向东扩展，“尽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6]。唐高宗总章年间，吐蕃“灭吐谷浑而尽有其地”^[7]。由于吐谷浑政权的灭亡，所以吐蕃在青藏高原没有了和他博弈的强大政治力量，因此吐蕃又一次向东扩展。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吐蕃赞普派遣大臣论吐浑弥到唐朝请求修复双方的关系，但是唐朝政府不许。因此第二年吐蕃“攻鄯、廓、河、芳四州，杀略吏及马牛万计”。由此可以看出吐蕃对待唐朝的策略是有和则和，有机会就进攻，向东发展是他们的总体战略目标。

此外，吐蕃还与西突厥联合起来攻击唐朝的安西重镇，虽然唐朝奋力反击，双方各有胜负，但是效果不佳，唐朝政府总体上处于劣势。对此，唐高宗充分认识到吐蕃向内地的攻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在朝廷中广泛征求如何战败吐蕃的谋略，求所以御之之术。但是朝廷中的官员众说纷纭，根本没有一个具体的战略思想，说明到了唐高宗时期，唐朝的政府官员基本就没有对吐蕃有足够重要的认识，这与中国民族关系的重点长期以来都是在北方有关，唐朝官员们重北轻南的思想还没有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代与汉代相比较而言，唐代民族关系是多中心、多重点，十分复杂，北方民族已经不是主要的民族关系方面，即除了北方的突厥、回纥，还有西部的吐蕃，西南的南诏。

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吐蕃一方面和唐朝和亲，同时趁机向今天的陕西、甘肃、四川、青海扩展；另一方面联合南诏攻击唐朝的剑南川西节度，同时向西部攻击与唐朝关系友好的大小勃律，在北边联合突厥攻击唐朝的安西都护，此后吐蕃成为西部的一个分布区广大的民族，“并西洱河诸蛮，尽臣羊同、党项诸羌。其地东与松、茂、巂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圆余万里”^[8]。在这个过程当中，吐蕃在漾濞江上架了铁索桥，目的是联系西洱蛮，如果吐蕃进入洱海地区，那么唐朝的剑南西川就要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唐朝派唐九征为姚巂道讨击使，毁掉了吐蕃在漾濞江上建立的铁桥及其相关建筑，所以吐蕃没有能够进入洱海地区。

总的来看，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事件在唐朝经历了唐太宗、唐高宗两个皇帝，在吐蕃经历了松赞干布时代。唐朝与吐蕃建立了甥舅关系，从事件的本身来看，吐蕃通过和亲与战争的方式，以消灭吐谷浑政权为标志，获得了第一次向东扩展的战略目标；如果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历史高度来看，则是吐蕃融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开始。

武则天即位时，虽然吐蕃与其他少数民族一同朝贺。但是武则天的战略思想还是要遏制吐蕃向东扩展，因此就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在西域方向，武则天命令右鹰扬卫将军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总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攻击吐蕃，大破其众，夺回安西四镇，又在龟兹设了安西都护府，派兵镇守。于是吐蕃首领勃论赞与突厥可汗阿史那俀子南侵，与孝杰战于冷泉，败走。碎叶镇守使韩思忠攻破泥熟没斯城。

就在此时，吐蕃内部出现了权力的争夺，其原因在于钦陵专权太久，常居中制事，整个家族的人控制着军队，赞婆控制着东境将近三十年，成为唐朝的边患。此时器弩悉弄已经长大，希望自己管理政权，“渐不平，乃与大臣论岩等图去之。钦陵方提兵居外，赞普托言猎，即勒兵执其亲党二千余人杀之，发使者召钦陵、赞婆，钦陵不受命，赞普自讨之。未战，钦陵兵溃，乃自杀，左右殉而死者百余人”^[9]。

钦陵自杀之后，赞婆及其部下投奔唐朝，唐朝派遣羽林迎接，授予赞婆特进、辅国大将军、归德郡王，其他人也分别获得相应的官位，唐朝让赞婆领兵戍守河源，赞婆死后，追赠为安西大都护。又派遣左肃政台御史大夫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总管，率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攻击吐蕃，吐蕃赞普亲自带领万骑攻悉州，都督陈大慈四战皆克。由于吐蕃在战场上失利，所以向唐朝进献马、黄金请求和亲。此时，吐蕃内部又发生内乱，赞普在平定的过程当中去世。

由于赞普去世，吐蕃的诸子争立，国人立犀德祖赞，虽然犀德祖赞才七岁，但是按照惯例仍然派遣使者向唐朝告丧，并且请求结盟，此外还派遣使者悉董热固向唐朝请求和亲，这些都说明当时吐蕃是承认与唐朝有政治臣属关系的。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吐蕃更遣使者纳贡，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请昏。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赞咄名悉腊等逆公主”^[10]。但是吐蕃“外虽和而阴衔怒，即厚饷矩，请河西九曲为公主汤沐，矩表与其地”。即吐蕃贿赂了唐朝的将领请求把河西九曲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之地，此请求得到了许可，“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近与唐接”^[11]。从此以后吐蕃更加向东推进，更加容易发动对唐朝的攻击，所以吐蕃又一次借金城公主和亲的机会向东扩展。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吐蕃的相坌达延上书唐朝宰相，请求盟誓，但是，盟誓还没有进行，坌达延就将兵十万寇临洮，“入攻兰、渭，掠监马”。唐玄宗命令薛讷为陇右防御使，与王晙等共同出击，“晙等战武阶，斩首万七千，获马羊无虑二十万。又战长子，丰安军使王海宾战死。乘之，虏大败，众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为不流” ^[12]。唐朝的军队取得了大胜，由此可见，唐玄宗一开始就是以遏制吐蕃向东扩展作为一种战略思想，清醒地意识到吐蕃是利用和亲来进行扩展，所以唐玄宗对于吐蕃的战争策略是以强硬的军事攻击来保证双方的友好，于是唐朝开始了对吐蕃的一系列进攻，吐蕃大败。

在这样的博弈格局之下，吐蕃派遣使者曩骨（曩骨，犹千牛官也）到达唐朝与吐蕃交界的地方，请求议和，一开始唐玄宗并不同意，但是因为与吐蕃议和可以起到“以纾边患”的作用，所以唐玄宗同意与吐蕃议和。议和之后，吐蕃又请求在赤岭、甘松岭进行以马匹为中心的互市，实际上这也是吐蕃向东发展的一个策略。当是时，唐朝的崔希逸为河西节度使，镇守凉州，希望双方能够去掉壁垒，方便民众，让边境地区的民众有个较好的发展空间。

738年，金城公主去世。第二年，吐蕃为其发哀，并且派遣使者到长安，重新请求议和，但是唐朝不同意，于是又引发新一轮的矛盾冲突，“虏乃悉众四十万攻承风堡，抵河源军，西入长宁桥、安仁军，浑崖烽骑将臧希液以锐兵五千破之。吐蕃又袭廓州，败一县，屠吏人。攻振武军石堡城，盖嘉运不能守”。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使唐朝政府由盛向衰转变的“安史之乱”已经在酝酿之中，唐朝对于吐蕃的遏制渐渐无力，明明是吐蕃与南诏国阁罗凤联兵进攻泸南，但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却上报唐玄宗说：“破蛮众六万于云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献俘口。”^[13]天宝十四年（755年），吐蕃赞普乞黎苏笼腊赞（即犀松德赞）死，子挲悉笼腊赞嗣，便派遣使者向唐朝表示愿意重新建立好友关系，唐朝政府派遣京兆少尹崔光远持节赍册吊祠。就在此时安禄山叛乱，“哥舒翰悉河、陇兵东守潼关，而诸将各以所镇兵讨难，始号行营，边候空虚，故吐蕃得乘隙暴掠”。唐玄宗时期唐朝处于主动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

以金城公主和亲为中心，唐朝经历了武则天、唐中宗、唐玄宗三个皇帝，吐蕃也经历了器弩悉弄等赞普，吐蕃通过这次和亲向东扩展到了“九曲之地”，地理上更加靠近唐朝，在融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道路又迈进了一大步。

二、唐朝和吐蕃的盟誓及吐蕃的向东扩展

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是以和亲为主线展开的，而到了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时期，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则是以盟誓为主线，在战与和的交替过程中展开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吐蕃向东的扩展速度加快，占领了唐朝边境的更多土地。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吐蕃常常处于主动的地位，而且还深入到南诏边境，把与吐蕃相邻地区的吐谷浑、党项民众也纳入其统治，还不断发动对唐朝的进攻，出现了吐蕃军队进入到唐朝的关中地区，甚至进入长安的情况，故史载：“惟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14]

唐肃宗至德元年（764年），吐蕃一方面派遣使者与唐朝修好请求盟誓；另一方面仍然不断发动对唐朝的进攻，“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门军。使数来请和，帝虽审其谲，姑务纾患，乃诏宰相郭子仪、萧华、裴遵庆等与盟”^[15]。尽管有了盟誓，但是吐蕃对唐朝的进攻反而更加频繁。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吐蕃进入长安是对唐朝发展影响最大的事件，当时“代宗幸陕，子仪退趋商州”。所以高晖趁机引导吐蕃军队进入长安，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子仪入长安，高晖东奔至潼关，守将李日越杀之。吐蕃留京师十五日乃走”。唐代宗返回长安之后，吐蕃仍然在长安附近活动，给唐朝造成了空前的威胁，特别是心理上的威胁，当时吐蕃在原、会、成、渭之间的行动，犹如在自己家中一样自如。唐朝军队与吐蕃军队在长安附近进行了拉锯战，在此过程当中，唐朝的凉州失守。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又请求议和，唐代宗命令宰相元载、杜鸿渐与吐蕃使者结盟。此时仆固怀恩引导吐蕃、回纥、党项羌、吐谷浑、奴刺犯边，吐蕃首领尚结息、赞摩、尚悉东赞等众二十万至醴泉、奉天，“邠将白孝德不能亢，任敷以兵略凤翔、盩厔，于是京师戒严”^[16]。长安又面临危机，一时间整个唐朝的军队都行动起来，连唐代宗都亲自到两军阵前，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就在此时，吐蕃的仆固怀恩死，吐蕃首领与回纥首领争夺领导权，进攻长安的吐蕃、回纥军队内部出现了内讧，回纥反过来向郭子仪请求攻击吐蕃，“子仪许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于灵台西，大破之，降仆固名臣，帝乃班师”。一个偶然的事件，使长安得以解围。

到了唐代宗永泰、大历年间，吐蕃与唐朝的关系仍然是在战与和中交错展开。面对吐蕃如此频繁、激烈的进攻，唐朝军队应接不暇，这样的势态必然消耗唐朝和吐蕃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吐蕃可以从唐朝境内掠夺财富，但是在战争中必然会有人员的伤亡，这对社会生产力的损害也是巨大的，因此唐德宗即位之后开始改变对吐蕃的策略，希望和吐蕃建立友好关系。吐蕃的赞普乞立赞面对唐德宗的政策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他说自己有三个遗憾：“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丧，不及吊，一也；山陵不及赙，二也；不知舅即位，而发兵攻灵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即发使者随伦入朝。帝又遣伦还蜀俘。虏以伦再至，欢甚，授馆，作声乐，九日留，以论钦明思等五十人从献方物。”^[17]唐德宗积极的民族政策所产生的结果，是使用战争手段无法得到的。当然，对于以向东发展作为基本战略的吐蕃来说，战与和都是需要的，关键是看双方的力量对比，机会的恰当。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唐朝派遣殿中少监崔汉衡出使吐蕃，吐蕃赞普提出吐蕃与唐朝是舅甥之国，但是却在诏书中使用臣礼是不恰当的，同时还请求把云州西尽贺兰山作为吐蕃的辖境。吐蕃的使者论悉诺罗来到长安，向唐德宗讲述了赞普的希望，还引用景龙诏书中的话：“唐使至，甥先与盟，蕃使至，舅亦将亲盟；赞普曰‘其礼本均。’”唐德宗马上表示认可“以‘献’为‘进’，‘赐’为‘寄’，‘领取’为‘领之’。以前宰相杨炎不通故事为解，并约地于贺兰。”^[18]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却使吐蕃的心理得到了许多宽慰，而且是在制度上再次确认了双方的甥舅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唐朝与吐蕃结下了著名的“清水之盟”。

在“清水之盟”中，唐朝和吐蕃双方约定了各自的边界，但是“清水之盟”总体上是有利于吐蕃的，其在西南的辖境已经到了与磨些蛮分布区及大渡河地区，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双方划定了一个“毋创城堡，毋耕边田”的中间地带。

唐朝与吐蕃通过“清水之盟”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又因为唐朝失约而发生矛盾，于是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又变得复杂起来，重新进入战和交替重复往返的格局之中。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在长安哗变，拥立原来是卢龙节度使的朱泚为帝，年号应天，唐德宗出奔奉天，史称“朱泚之乱”。在此情况下，“吐蕃请助讨贼”^[19]，为了尽快平定“朱泚之乱”，唐朝与吐蕃约定“得长安，以泾、灵四州畀之”。但是因为碰上大疫，吐蕃军队没有参加战争返回。可是等到平定“朱泚之乱”，吐蕃来要求约定的土地。唐德宗认为吐蕃没有出什么力，仅仅是“第赐诏书，赏结赞、莽罗等帛万匹，于是虏以为怨”。所以从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开始，到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吐蕃不断发动对唐朝的进攻，由于唐朝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吐蕃“分捕山间亡人及牛羊率万计，泾、陇、邠之民荡然尽矣。诸将曾不能得一俘，但贺贼出塞而已。连云堡，泾要地也，三垂峭绝，北据高，虏所进退，候火易通”。于是唐朝与吐蕃相连接的边境城镇都被吐蕃包围着，唐朝边境的百姓外出“每艺稼，必陈兵于野，故多失时。是岁，三州不宿麦”。由此可见战争对于农业民族的破坏有多大。

综上可见，整个唐代，唐德宗时期是吐蕃对唐朝的进攻最频繁、掠夺最疯狂的时期，吐蕃的向东扩展战略得到了进一步实施，军队进入了长安附近；此外，吐蕃把向唐朝的进攻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每一次进攻的目的就是要掠夺物资和相关财富，在所有的战争中唐朝与吐蕃相连接地区的人民深受其苦，对双方的社会经济发展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三、唐朝、吐蕃的衰落与吐蕃向东扩展的结束

唐顺宗以后的晚唐时期，唐朝皇帝基本没有掌握政权，政权主要由宦官掌握，而且由于宦官和朝廷官员的斗争、朝廷官员之间的党争，使唐朝迅速走向衰亡，无力顾及处理边疆的少数民族问题。而此时吐蕃政权也开始出现分裂，走向衰亡，各地的吐蕃政治势力开始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尽管如此，唐朝与吐蕃的联系却一直没有中断，这一时期唐朝与吐蕃的关系特点仍然是以战和交替的状态出现，双方都没有大的政治举措，随着唐朝和吐蕃的衰亡，吐蕃的向东扩展战略也就结束了。

出使吐蕃，吐蕃也回赠相关的物品，因为唐顺宗在位仅仅一年，所以唐朝与吐蕃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矛盾冲突。

唐宪宗在806年即位，也是非常重视与吐蕃的关系，当年就派遣使者与吐蕃修好，还把近年来的吐蕃俘虏归还吐蕃，同时因为唐朝与吐蕃有甥舅关系，所以还派遣使者告顺宗丧，对此吐蕃也积极回应，派遣以论勃藏回访唐朝。

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年），唐朝任命祠部郎中徐复出使吐蕃，赐国书给吐蕃的佛教僧侣钵阐布。由于徐复到了鄯州擅自返回，由副使李逢致命赞普，吐蕃“自是朝贡岁入。又款陇州塞，丐互市，诏可”^[20]。可见唐宪宗初年，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是良好的，双方都具有诚意。

唐宪宗十二年（817年），吐蕃赞普去世，吐蕃派遣使者论乞髯来报丧，唐朝任同样派遣使者到吐蕃吊祭。可黎可足立为赞普之后，归还了一些被吐蕃俘虏的唐朝官员，显然双方在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

但是就在吐蕃使者论矩立藏来朝，未出境，“吐蕃寇宥州，与灵州兵战定远城，虏不胜，斩首二千级。平凉镇遏使郝玼又破虏兵二万，夏州节度使田缙破其众三千”。面对吐蕃的进攻，唐朝的第一反应是扣留特别使者矩立藏。唐宪宗十四年（819年），唐朝释放了被扣押的矩立藏等人，而吐蕃却发动了对唐朝攻击。唐穆宗即位之后，马上派遣秘书少监田洎出使吐蕃，吐蕃也派遣使者到唐朝。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吐蕃发兵进攻灵武，灵州守兵击却之。吐蕃又进犯青塞烽和泾州，南略雅州，唐穆宗下诏方镇命令与吐蕃接者谨备边。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吐蕃听说回鹘与唐朝和亲，就派遣使者尚绮力陀思来朝，请求结盟，唐穆宗许之。以大理卿刘元鼎为盟会使，盟于京师西郊。盟言约定：“二国无相寇雠，有禽生问事，给服粮归之。”^[21]唐穆宗接受了这个盟约。大臣豫盟者悉载名于策。当然，就在举行会盟之时，“吐蕃以壮骑屯鲁州，灵州节度使李进诚与战大石山，破之。虏遣使者赵国章来，且致宰相信币”。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唐朝派遣刘元鼎到吐蕃境内举行会盟，“元鼎与论讷罗就盟其国，敕虏大臣亦列名于策”^[22]。刘元鼎返回的途中，吐蕃元帅尚塔藏在大夏川驿馆召集吐蕃节度诸将百余人，把会盟的盟策内容向众人进行了说明，要求“戒各保境，毋相暴犯”。

唐敬宗至唐文宗时，唐朝已经进入衰败的历史时期，此时吐蕃赞普也因为生病不理国事，一般事务交给大臣处理，所以唐朝与吐蕃之间出现了少见的和平局面，但是这样的和平实际上是双方已经没有太大的力量进行博弈的表现。吐蕃赞普去世之后，“以弟达磨（又记为达玛）嗣。达磨嗜酒，好畋猎，喜内，且凶愎少恩，政益乱”^[23]。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唐朝派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也“以论集热来朝，献玉器羊马”。这个时候在唐朝与吐蕃相邻地区出现了许多奇怪的自然现象，“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鼙鼓声，人相惊”。这些自然灾害的发生，加快了吐蕃政权的崩溃。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吐蕃达磨赞普去世，吐蕃论赞热等向唐朝报丧，唐武宗命令将作监李璟前往吊祠。吐蕃达磨赞普无子，在选择继承人的过程中吐蕃内部发生了矛盾冲突，“以妃綝兄尚延力子乞离胡为赞普，始三岁，妃共治其国。大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肯拜，曰：‘赞普支属尚多，何至立綝氏子邪？’哭而出，用事者共杀之”^[24]。从此吐蕃开始了更加复杂的内部矛盾冲突和权力争夺，吐蕃原来的落门川讨击使尚恐热开始争夺权力，尚恐热动乱之后，吐蕃内部又发生了恐热对宰相婢婢的攻击，使整个吐蕃陷入一片混乱。

就在此时，边境上的汉族民众在吐蕃衰亡、内部矛盾冲突不断的情况之下反抗吐蕃；吐蕃在河州、渭州的守将尚延心也因为吐蕃政权破亡，归附唐朝。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年），张义潮携凉州来归。七年，北庭回鹘仆固俊击取西州，收诸部。鄯州城使张季颙与吐蕃尚恐热战，“破之，收器铠以献。吐番余众犯邠、宁，节度使薛弘宗却之。会仆固俊与吐蕃大战，斩恐热首，传京师”^[25]。至此，曾经强大几百年的吐蕃政权灭亡，不久唐朝也灭亡，吐蕃的向东扩展历史结束。

四、几点思考

从长时段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吐蕃生存的恶劣自然环境塑造了他们积极寻找生存空间的本能，于是有了吐蕃向东扩展的历史过程，并且在青藏高原的东部与汉民族发生了以和亲、战争、盟誓等多种形式表现出的关系。所以说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既是吐蕃与汉民族的关系，也是唐朝与吐蕃政权的关系，随着这种关系的不断紧密，吐蕃向东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其融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我们不能因为其中包含着战争、掠夺而轻易否定这段历史，因为对于处在恶劣自然环境中的民族来说，掠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生存方式。

从历史发展中时段角度来看，吐蕃的向东发展战略是吐蕃一边与唐朝议和、和亲，一边在这个过程中找机会向东扩展。到了晚唐时期吐蕃的扩展已经到了今天的陕西、四川、甘肃、青海相连接地区，在东南部联合南诏国攻击唐朝的剑南川西节度；在吐蕃的西边攻击与唐朝有密切联系的大小勃律；在北边有机会就联合突厥攻击唐朝的安西都护，所有这些就使唐代中国历史发展出现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和历史的偶然性。

从历史发展短时段角度来看，唐朝与吐蕃和亲即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入吐蕃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汉族和吐蕃建立友好的民族关系，其积极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虽然这两次和亲给了吐蕃极好的向东扩展的历史机遇，而且吐蕃也实现了他们的既定的战略目标，但是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吐蕃融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一个历史过程，丰富了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历史内容，同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注释】

[1]在本文中吐蕃一词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指的是吐蕃民族，第二指的是吐蕃政权，但是文中不进行特别的说明，可以根据上下文的文义断定。

[2]以下皆见《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73～6074页。

[3]以下皆见《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74页。

[4]《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74页。

[5]《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74页。

[6]《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75页。

[7]《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76页。

[8]《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78页。

[9]《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80页。

[10]以下皆见《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81页。

[11]《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81页。

[12]以下皆见《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81、6082页。

[13]以下皆见《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87页。

[14]《新唐书·吐蕃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09页。

[15]以下皆见《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87、6088页。

[16]以下皆见《新唐书·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88、6089页。

[17]《新唐书·吐蕃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92～6093页。

[18]《新唐书·吐蕃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93页。

[19]以下皆见《新唐书·吐蕃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094、6097页。

[20]以下皆见《新唐书·吐蕃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00、6101页。

[21]以下皆见《新唐书·吐蕃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02页。

[22]以下皆见《新唐书·吐蕃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02、6103页。

[23]以下皆见《新唐书·吐蕃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04、6105页。

[24]《新唐书·吐蕃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05页。

[25]《新唐书·吐蕃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