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僚人述论

僚人是中国南方的古代民族，从《魏书》开始给僚人立传，当代学者多有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翁家烈在《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的《贵州古代濮、僚、越族属初探》，在2008年第4期发表的《简论巴蜀僚人》；田曙岚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6期发表的《骆、僚研究》；张雄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发表的《唐代岭南僚为壮、瑶先民略考》；王文光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发表的《僚族源流考释》等。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围绕僚人的民族源流问题展开，而对唐代僚人的内部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发展问题、与朝廷的关系问题、文化冲突问题等关注不够，故本文就这些问题试论述之。

唐代，中国南方僚人开始发生分化，具体表现为出现了带“僚”字的不同族称，这种民族名称的变化，事实上是僚人内部社会结构变化的反映，是唐朝对僚人深入治理的结果，僚人与朝廷的冲突也是因为僚人对汉文化的不适应而产生的文化冲突。

一、唐朝对僚人的治理

从唐朝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唐代的僚人在分布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分布在剑南道的正州，与汉民族发生着密切接触的剑南诸僚各部；第二类是分布在正州当中的山区、朝廷对其的控制相对松散的僚人，例如葛僚；第三类是分布在岭南道邕州都督府、安南都护府境内的僚人诸部。对此，朝廷便对他们采用不同的治理策略，例如对剑南诸僚是采用正州的全国统一的政策进行治理；对于在正州山区的葛僚则采用较为灵活的政策治理，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诉求；而对于边远地区的僚人则以羁縻制度进行治理，例如对僚人当中的西原蛮，在满足他们政治诉求的同时，对于他们与朝廷的对抗则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以军事的方式解决。正是唐朝这样的政治统治和民族政策，促使僚人内部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唐代，剑南诸僚主要是指上一个历史时期进入蜀地的僚人^[1]，历史学家们根据剑南节度辖区之内有众多僚人这一现象，便以剑南节度作为一个前缀，将剑南节度辖区内的僚人称为剑南诸僚。

具体到剑南诸僚内部，一般是按所在行政区名称来称呼，于是有了巴州山僚、眉州僚、益州僚、东西玉洞僚、巫州僚、钧州僚、明州山僚、洋州僚、集州僚、壁州僚、罗州僚、宝州生僚、雅州僚、邛州僚、琰州僚、纳州僚、桂州山僚、嘉州生僚等名称。上述各州基本上都是正州，不是羁縻州，许多州辖境内的民众已经是以汉族民众为主，例如嘉州、眉州、邛州、雅州等州，朝廷已经把这些地方的僚人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系统当中，这对于僚人的发展来说具有许多积极意义，因此剑南诸僚在政治上的发展基本和当地的汉族同步，共同接受正州官员的治理，这既有利于国家的建设，同时也有利于僚人自身的发展。

岭南道的南平僚也是僚人当中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部分，他们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曾经做过重大贡献。唐朝建立之后的武德初年，南平僚^[2]首领长真“以宁越、郁林之地降。自是交、爱数州始通”^[3]。因为长真的行为对于统一多民族的巩固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唐高祖授其担任钦州都督，这样的信任给了其他上层首领以极大的影响，又有南平僚的首领归顺唐朝“宁宣亦遣使请降”。尽管“未报而卒”，但是唐高祖仍然“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为南越州刺史”。唐高祖武德六年（625年），长真向唐高祖进献大珍珠，这个行动在整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上层首领中产生了连带效应，“昆州刺史沈逊、融州刺史欧阳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览亦献筒布”。虽然唐高祖认为国家政权刚刚建立，不能劳民便以“道远劳人”为理由拒绝了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的进献的礼物，可双方已经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南平僚的首领长真等在归附政府后积极为政府出力，参加平定其他少数民族首领的反抗事件，当时南越州刺史“道明与高州首领冯暄、谈殿据南越州反，攻姜州”^[4] 。南平僚宁氏家族的政治首领立刻参加了战斗，“宁纯以兵援之。八年，长真陷封山县，昌州刺史庞孝恭掎击暄等走之”。在南平僚宁氏家族的帮助之下，南越州刺史“道明为州人所杀”。但是，唐太宗时期冯暄、谈殿等人依然不断发动叛乱，朝廷官员请求唐太宗用武力解决，被唐太宗拒绝，而是派遣“员外郎散骑常侍韦叔谐、员外郎散骑侍郎李公淹持节宣喻”。这样的政治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冯暄、谈殿等人与当地所有的僚人首领全部归顺朝廷，“南方遂定”。至此，唐朝岭南道南平僚分布区全部成为唐朝政府有效控制的区域，南平僚也就在唐朝岭南道各州之内发展，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员。像长真那样忠于国家的南平僚首领也被国家一直关注，在长真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宁据继承刺史的官位。由此也说明，虽然唐朝岭南道的僚人全部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管理，但还是实行二元政治治理，国家统一对所有的事务进行管理，而在少数民族内部仍然由其首领进行管理。

西原蛮是岭南西部僚族中的一支。西原蛮虽然称呼为蛮，但是其民族来源是僚人族属，是以州名来作为民族名称。西原本是安南都护府一个羁縻州的州名，西原蛮原来仅仅指西原州的僚人，随着僚人政治力量的发展壮大，渐渐成为整个邕州、桂州西部所有僚人的名称，他们是今天广西壮族的先民之一，整个西原蛮都分布在岭南道、黔中道和南诏国的三连接地区，相当于今天广西西部、贵州南部和云南东南部的三连接地区。这是先秦至秦汉时期骆越的主要分布区，也是唐宋时期僚人的主要分布区，是今天以僚人为主体发展而来的壮侗语族相关民族的主要分布区。

唐朝初年，西原蛮地区的僚族势力较为强大，唐王朝在其分布区先后设置了羁縻州、县，任用他们的首领担任都督、刺史、县令，大姓贵族有宁氏、黄氏、韦氏、周氏、侬氏，其中的宁氏长期以来一直是世代相传的豪族，其他的大姓贵族都隶属于宁氏，到了天宝初年“黄氏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唇齿”^[5]。可见这些贵族大姓经常发动对政府的反抗，“为寇害，据十余州”，或者是内部相互兼并，例如“韦氏、周氏耻不肯附（归附黄氏）”，于是“黄氏攻之，逐于海滨”。就在西原蛮对唐朝且叛且服、内部不断的矛盾斗争过程中，表现为西原蛮地区的民族关系十分紧张。面对这样的环境，唐朝中央政府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西原蛮首领开始与政府直接对立。

如果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上述僚人由于接受了唐朝廷的治理，僚人的文化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是因为纳入唐朝的行政区当中，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开始有具体的姓氏，例如西原蛮的黄姓、韦姓等等，对比《魏书·僚传》，当时的僚人是“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6]。这种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其次，居住的房屋也从巢居变为干栏式楼居，魏晋时期僚人的民居是“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而到了唐代僚人的民居发生了许多变化，“人居楼，梯而上，名为干栏”^[7]。虽然都依然叫作“干兰”，但是在修建方式上已经从“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发展为具有一定汉族特点的“人居楼，梯而上”。

二、僚人对朝廷治理的反应

随着朝廷对僚人分布区治理的深入，僚人的政治上层开始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反抗。对此，我们认为对于这些武装反抗可以分为朝廷直接统治区僚人的文化适应与文化冲突问题、山区僚人对于地方官员盘剥的反抗、羁縻州僚人政治上层的地方民族主义与朝廷的冲突三种类型。

第一，由文化适应与文化冲突问题引发的反抗。朝廷直接统治区僚人的政治首领及其民众在一开始有一个不适应的历史过程，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僚人的反抗，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适应的问题。僚人几千年以来有自我的一套社会控制制度，但是因为朝廷统治的深入，州县的设置，僚人被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之中，这就需要有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而文化的不适应必然会引发文化冲突，外显为战争的形式。

唐高祖、唐高宗时期，在剑南诸僚分布区设置了巴州、眉州、洪州、雅州等，一开始就引起剧烈反抗，僚人首领大肆进攻所在地的政府官员，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采用以军事手段镇压的方式来解决剑南诸僚的反抗。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数寇暴州县者不一。巴州山僚王多馨叛，梁州都督庞玉枭其首，又破余党符阳、白石二县僚。其后眉州（今眉山市）僚反，益州行台郭行方大破之。未几又破洪（今洪雅）、雅（今雅安市）二州僚，俘男女五千口。是岁，益州（今成都市）僚亦反，都督窦轨请击之。”^[8]在历史文献中唐朝初年剑南诸僚的这些反抗是产生于什么原因，没有历史记载，但是从唐太宗的话中可以知道是由于地方官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常常采用高压的政治军事手段，激怒了剑南诸僚，从而引发矛盾冲突，所以唐太宗曾经这样说：“僚依山险，当拊以恩信。胁之以兵威，且为人父母意耶？”当然，唐太宗的话并没有引起剑南道地方官的重视，所以唐太宗贞观年间不断发生剑南诸僚的反抗。^[9]

第二，山区僚人对于地方官员盘剥的反抗。剑南诸僚当中有一个部分叫作葛僚^[10]，发展较为缓慢，他们“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11]。说明他们分布区虽然自然环境较好但是距离唐朝的政治中心比较远，正是因为如此，和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剑南诸僚其他部分相比较，政府对葛僚的管理比较松散，所以葛僚“俗喜叛，州县抚视不至，必合党数千人，持排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12]。葛僚虽然没有建立强大的政治集团，但是已经有一定的政治组织，能够和政府进行对抗。

到了唐宣宗时期，由于唐朝的地方官员强买强卖，引起了葛僚的反抗，具体情况是：“大中末，昌（今四川大足）、泸（今四川泸州）二州刺史贪沓，以弱缯及羊强僚市，米麦一斛，得值不及半。群僚诉曰：‘当为贼取死耳!’刺史召二小吏榜之曰：‘皆尔属为之，非吾过。’僚相视大笑，遂叛。”^[13]葛僚的反抗影响不小，他们首先立酋长始艾为王，攻击梓州、潼州，“所过焚剽”，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派刺史刘成师进行诱降，其间杀了大小首领数十人，于是反抗的人“遁至东川”。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剑南节度使柳仲郢亲自出面招降，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葛僚的首领始艾“稽首请罪”，柳仲郢给予他们较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让他们返回故地生活。

第三，羁縻州僚人政治上层的地方民族主义势力与朝廷的冲突。安史之乱后，整个唐朝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岭南地区也因官吏的残暴引发了民族斗争，最有代表性的是从至德元年（756年）起，西原黄洞的僚人反抗。西原黄洞的僚人活动范围多在邕管羁縻州内（今广西左、右江流域和云南文山），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已出现了能左右时局、对抗朝廷的贵族大姓，而且这些地方民族主义势力常常利用南诏来作为攻击唐朝的一种政治砝码，使唐朝处在更加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

唐肃宗至德初年，西原蛮的黄氏贵族黄乾曜、真郁崇与陆州、武阳、朱兰洞蛮一起反抗政府，大规模进攻岭南道的桂管十八州，大有要建立政权的态势，所到之处“焚庐舍，掠士女”，唐朝中央政府花了四年的时间都没有平定这次规模巨大的反抗。于是西原州、环州、古州的僚人首领方子弹、甘令晖等五百人请求出兵帮助政府讨伐武承斐等，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岁中战二百”，说明了战斗的频繁。最后斩黄乾曜、真郁崇、廖殿、莫纯、梁奉、罗诚、莫浔七人。“承斐等以余众面缚诣桂州降”，对此，唐朝政府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反而“尽释其缚”，按照首领的级别赐给布帛，然后让他们返回各自的故地。

其后，又有张候、夏永兴与僚人梁崇牵、覃问以及西原蛮的酋长吴功曹联合起来反抗政府^[14]，攻下了道州，并且占据了道州五十余日，唐朝的桂管经略使邢济“击平之，执吴功曹等”。但是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余众复围道州，刺史元结固守不能下”，于是又“进攻永州，陷邵州，留数日而去”。而在此时，唐朝官员内部也发生了矛盾冲突。当是时，唐朝中央政府派遣湖南团练使辛京杲让大将王国良戍守武岗，由于“京杲贪暴” ，王国良便带领数千人反叛，“侵掠州县”，唐朝中央政府“发使招之”，但是因为“京杲贪暴”等类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所以王国良是“且服且叛”。一直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叙州附近修建了一座城来隔断西原蛮并且围困王国良，在此情况之下王国良降。

与此同时，黄氏贵族的黄少度等部，又攻占了宾州、峦州。元和十一年（816年），再次攻下钦州、横州，虽然邕管经略使韦悦夺回宾州、峦州，但是黄洞蛮又在崖州大肆屠杀，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面对反反复复叛乱的西原黄氏僚族贵族的反抗，在唐穆宗长庆初年，唐穆宗以严公素担任容管经略使，严公素到任之后立即向朝廷上表请求讨伐黄洞蛮。但韩愈从安抚的角度出发，认为不宜进讨，于是在朝中引起了如何处理民族问题的讨论，韩愈总的观点是，不能对“黄贼洞僚”进行一味的军事进攻，那样将会给民众和国家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破坏，同时也不能把少数民族斩尽杀绝，没有民众同样对国家不利，在处理黄洞蛮的人选上要恰当，只有“处理得方，宜无侵叛事”，天下方可太平。由于唐穆宗拒不采纳韩愈的建议，致使唐朝在岭南的统治常常处在穷于应付的境地，加之南诏又从西边给予黄洞蛮以支持，所以唐在这一地区总是处在被动的地位，黄洞蛮一方面“寇钦州，杀将吏”，一方面“遣其党陈少奇二十人归款请降”。为了缓和矛盾冲突，唐敬宗只好接受。

唐敬宗接受了黄洞蛮首领的归附之后，西原蛮的僚人政治军事势力更加强大，到了“黄氏、侬氏据州十八，经略使至，遣一人诣治所，稍不得意，辄侵掠诸州” ^[15]的地步，而处于晚唐时期的唐朝政府已经是强弩之末，像横州这样地处邕江重要战略地位的地方，岭南节度使仅仅派了五百人戍守，根本不可能有效地控制地方民族政治势力的“寇州杀将”行为。唐文宗时期，经略使董昌龄派遣他的儿子董兰发动了对西原蛮的军事进攻，“讨平峒穴，夷其种党”在强大的军事进攻面前，“诸蛮畏服。有违命者，必严罚之”。至此，西原蛮上层贵族的政治势力得到了遏制。

西原蛮中侬氏贵族集团势力也相当强大，在西原蛮上层贵族的政治势力得到了遏制之后，侬氏贵族集团仍然常常攻击正州、正县，而且把联合南诏国对付政府作为一个政治手段。对此唐懿宗采取了与南诏国改善关系的政治策略，让邕管节度使辛谠派遣从事徐虔出使南诏国，与南诏国建立友好关系；与此同时，又赠诸多物品给侬氏贵族首领以及太州刺史黄伯蕴、屯洞首领侬金意、员州首领侬金勒等，较为和平地解决了侬氏贵族首领与政府的关系。可是不久西原蛮内部又发生了矛盾冲突，员州首领侬金勒、侬仲武与侬金勒联合起来攻击黄洞首领黄伯善，“伯善伏兵瀼水，鸡鸣，候其半济，击杀金澄、仲武，唯金勒遁免”^[16]。正当双方要相互报复时，邕管节度使辛谠派人持“牛酒音乐解和，并遗其母衣服”。辛谠的做法赢得了上层首领的认可，金勒的母亲责备金勒说：“节度使持物与僚母，非结好也，以汝为吾子。前日兵败瀼水，士卒略尽，不自悔，复欲动众，兵忿者必败，吾将囚为老婢矣。”在金勒母亲的开导之下，金勒醒悟，放弃了僚人内部的矛盾冲突，从而使西原蛮地区得到了安定，但是这时已经处于唐朝末期，唐朝对这一地区的治理越来越松弛。

通过对羁縻州僚人地方民族主义势力与朝廷的冲突，我们可以看到西原蛮的不断反抗与唐朝晚期自身的衰落有关，同时和西原蛮利用唐朝与南诏国的矛盾，加强与南诏国的联合来牵制唐朝有关，所以《新唐书·南蛮传下》的“赞”才说：“及唐稍弱，西原、黄洞继为边害，垂百余年。及其亡也，以南诏。”^[17]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唐朝对西原蛮控制的松弛，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启示：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较好地处理好民族关系，解决好国内的民族问题。

三、结　语

通过对唐代僚人民族名称的变化及其与朝廷的冲突的分析论证，我们对唐代僚人的历史发展有以下认识：

第一，僚人内部的各个部分在唐朝的辖境之内已经出现了快速的发展，具体就是出现了能够与朝廷相对抗的政治集团和具有政治智慧的上层政治首领。

第二，由于僚人政治利益集团的发展，所以其和朝廷的关系常常以矛盾冲突的形式出现，而朝廷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又常常采取恩威并治的策略来治理僚人，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僚人不断对朝廷的治理进行反抗，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僚人对于以汉族为主体的汉文化的适应问题，这种反抗事实上是一种文化冲突。

第三，唐朝对僚人的治理与魏晋南北朝相比较更加深入，朝廷在他们的分布区设置了大一统体制下的行政区，僚人的各个部分都纳入了朝廷的有效治理范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即在朝廷的统一治理之下进入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体系。正是在这样的民族关系过程之中，僚人渐渐融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自身内部也开始突破血缘关系，在朝廷规定的行政区域之内形成新的地缘关系向着单一民族的方向发展。

第四，因为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及其与汉民族的接触等原因，剑南诸僚内部已经分化，那些接受汉文化比较少、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僚人，便以“生僚”呼之，例如宝州生僚、嘉州生僚等，“生僚”名称的出现，表明僚人内部也开始出现发展不平衡的社会问题，这是需要给予充分关注的。

第五，剑南诸僚在唐朝已经开始具有民族融合的趋势，在剑南诸僚的西边是吐蕃，在文化类型上与僚人相差太大，而且海拔高度、气候等都是僚人不适宜的，所以没有与西边的民族发生融合的可能，南边也是渐渐进入乌蛮的分布区，是属于乌蒙山区，也不适宜剑南诸僚生存，再加上在多次、长时期的反抗中，客观上加强了僚人与汉人的接触，所以剑南诸僚就渐渐地与汉族发生了民族融合，所以，到宋代以后，蜀地的僚人进入汉族历史学家的记载逐渐减少。正是因为如此，到了元明清以后，唐时期分布在蜀地的僚人各个群体逐渐从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中淡出，最后成为现代四川汉族组成部分之一。

第六，绝大部分僚人的分布区与南诏国的边境相连，因此绝大部分僚人的分布区也就是唐朝的边境，其战略地位特别重要。所以唐朝对僚人的治理就是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对僚人分布区的政区设置，将僚人纳入国家行政区进行有效治理，僚人也获得了与其他民族群体共同发展的历史机遇，这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对于僚人的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原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注释】

[1]剑南诸僚的分布区是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及其今天四川省的中部地区，例如益州是今天的成都市，雅州是今天成都西南的雅安市，邛州是今天成都附近的邛崃市等等。

[2]从静态来看，南平僚是分布在渝州（今重庆市）到播州（今贵州遵义）之间的僚人，但是如果我们对关于南平僚的全部文献进行深度解读之后，便会发现南平僚的分布区相当广大，包括今天的重庆、贵州、广西中部。依据是唐朝建立之初南平僚的首领长真“以宁越、郁林之地降”，这些地区属于今天广西中部，由于这些地区归属于唐朝，所以“自是交、爱数州始通”。按，唐朝的交州为今天越南的河内，是当时唐朝安南都护府的治所，而爱州又在其南，到了秦汉时期的九真郡辖地。

[3]以下皆见《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6页。

[4]以下皆见《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6页。

[5]以下皆见《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6页。

[6]《魏书·僚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48、2249页。

[7]《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5、6326页。

[8]以下皆见《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7页。

[9]贞观七年（633年），“东西玉洞僚反”；贞观十二年（638年），巫州僚反；贞观十二年，钧州僚反；贞观十二年，明州山僚反；贞观十二年，巴州、洋州、集州、壁州的山僚反；贞观十四年（640年），罗州僚、宝州生僚反；唐高宗永徽年间，琰州僚反；唐肃宗上元末年，纳州僚反抗；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桂州山僚反；唐德宗贞元年间，嘉州绥山县婆笼川生僚反。

[10]葛僚分布在唐代剑南道的戎州和泸州广大山区，相当于今天四川省宜宾市和泸州市相连接的地区，宜宾市的南面与云南省的昭通市相接，泸州市与湖南省、贵州省相接，因此葛僚的分布区处在今天四川、云南、湖南、贵州四省结合部的山区。

[11]《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8页。

[12]《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8页。

[13]《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8页。

[14]覃姓是今天壮族的大姓，本处把覃问称为僚人，与西原蛮一同起事只能说明当时的汉族历史学家并没有在意去区分蛮僚，从民族识别的角度来看西原蛮为僚人无疑，到下一个历史时期他们的民族名称又开始发生变化。

[15]《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32页。

[16]以下皆见《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32页。

[17]《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33～6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