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孩子都是农活好手。我生于农家，自幼下田劳作，赶车、送粪、犁地、播种无所不会；锄地、追肥、收割、打场等，无所不能。但都是旱田作业，插秧等水田活儿，虽然在南方农村有所体验，但正儿八经补上水田劳动课，主要是在大学毕业之后。
我是20世纪60年代初迈进大学门槛的。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逻辑，我们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培养，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大学毕业，就被北大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配到3359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农场位于吉林省舒兰县长白山麓，主要是种水稻。农场采用部队建制，建立学生连，由解放军的团、营干部当我们的连长，连排干部充任我们的排长，班长由学生充任。我被指定为学生连九班班长，大家以“老九”呼之，有的竟然忘记我的本名。解放军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端正思想”课，照例是“大批判开道”，说我们“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亲爹娘”，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末代子孙”。对此，我们虽然口头上也不得不接受，私下却不敢苟同，心里不大服气，暗中和农场军人较劲，好让“教育者”不敢小看这帮“臭老九”。
长白山地处北国，无霜期短，春天积雪融化时，备耕就紧锣密鼓。主要是浸种育秧，选择向阳的水面和坡下农田，先将盛稻种的麻袋放到水里浸泡，再把秧畦放水打好，等稻种裂嘴后再撒到秧苗畦中，盖上塑料薄膜育苗。一麻袋稻种经过浸泡，足有几百斤，我们用肩膀扛到秧田，一口气走上半里地，水顺着棉袄向下流，里面的衬衣也被汗水浸湿。春寒料峭，我们穿着里外透湿的衣服，浑身都是泥水，深一脚浅一脚地干活，大家都乐呵呵的，还相互开玩笑。连指导育秧的老农民都赞叹不已，说我们这帮青年人，比当地农村的小青年都能干。
最艰苦的要数插秧。我在湖北荆州农村社教时，下过水田，没觉得苦过。但在北国腹地插秧，要比南方苦得多。时令虽然已到6月，长白山区大田才解冻一尺多深，光脚下去，直踏冰底，冰凉透骨。插秧20分钟后，膝盖上下，双腿麻木，就不再知道冰凉了。我的膝关节炎，就是那时插秧患下的。难受的还有上边的蚊子、小咬儿的叮咬。当地是深山老林，蚊子、小咬儿猖獗，而且蚊子、小咬儿个大嘴长肚圆，大白天就轰然出动，能隔衣服咬人，一口下去，你身上就起一个拇指大的红扁包，奇痒不止。我们在泥水中躬身插秧，蚊子、小咬儿就专叮你的后背、脖子，由于双手入泥，无法驱赶。到这时候才知道，“马尾巴的功能”了得，牛马经常在旷野，全靠尾巴驱逐蚊蝇，“人要是能有个尾巴，干活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我们的幽默，减轻了劳累。插秧第一天，腰酸腿疼，一周下来，就不知道累了。
我们干了一周以后，慢慢已经适应了，插秧得心应手，所插的畦垄也不再歪歪斜斜了。这时不知哪个不服输的“臭老九”提出建议，让学生和带队的解放军干部，各自选派代表，进行插秧比赛。我是学生推出的代表，解放军推出的代表是副连长—我的河南老乡。那时候部队提干，不大讲究学历，带我们干活的部队连排干部，都是从战士中选拔出来的尖子，很多是农村兵，不乏插秧好手，副连长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们当干部多年，干农活相对少了。而我们这些“臭老九”，经过了几个月的劳动锻炼，体力大为增强，插秧也过了疲劳期。从政治上副连长是教育者，我是受教育者，我不如他。要说插秧，我不怵这个农村老乡。一开始，副连长插秧还行，和我并驾齐驱，我故意示弱，让他拉下几米，副连长很得意，还哼了一段小曲儿。插一会儿以后，我开始发力，迅速超过副连长，到了终点，我拉下他半条垄。比赛结果，学生领先。自以为给“臭老九”挣了面子，从此部队干部干活时再也不敢小瞧“臭老九”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也由青年变成老年，但那一段生活仍不时回味。特别是那次插秧比赛印象颇深，它唤起我在特定的历史年代的自信，使我在被政治矮化的情况下，重新认识自身价值。尽管我不能同意对建国17年来的教育路线及其成绩的全盘否定，但是我仍然肯定大学毕业到部队或者农村劳动锻炼的必要性。认为是年轻人人生重要的必修课，有助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以便在艰苦卓绝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担当起重大的社会责任。有一次我和一位老同志闲唠，他当年下过乡，到农村“修理过地球”。他也认为到农村锻炼一段有益，并且告诉我，以后如有条件，打算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当年下乡的地方生活一段。这几乎是当了父母的人的共同认识。
2006年9月写于沈阳嘉麟“寻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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