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包孝肃公祠

包拯，字希仁，死后谥孝肃。世人称包孝肃公，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在其从政生涯中，执法如山，大公无私，刚直不阿，其事迹一直为黎民传颂，历久不衰。作为司法工作者，我早就想去古庐州（今合肥市）晋谒包公祠，寻觅这位司法老前辈的踪迹，从中汲取教益。1994年去南方开会时，曾路过合肥，因大雨滂沱，失去机会，直到今年夏初，方有机会成行。

在合肥城南，汽车穿过条条宽畅的大道与排排新楼，便来到一个流水潺潺、绿树掩映清凉世界，这便是合肥市宜人的包河景区。在那绿柳成行、菱荷漂浮的碧波之中，有一个狭长的小岛。岛上名树繁茂，奇花斗艳，贵竹叠翠，鸟语娓娓，似画似幻。在一片片树竹荫翳之中，秀水环抱之所，隐现出一座白墙青瓦、质朴典雅、南国园林式的古朴庭院，这便是作者心仪已久、蜚声内外的名胜古迹—包孝肃公祠。祠中展示出包公像，历代名家楹联、匾额、诗词，诸多文物、典籍记载了包拯为政的主要业绩。同时也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据当地群众讲，这秀丽的绿水之中，田田的荷叶之下，长出的鲜藕洁白无丝，便是包拯廉洁无私的象征。须知洁白是廉洁的标志，无丝（无私）是廉洁的内涵呢。

包拯出身贫寒，生于内忧外患困扰的宋代。29岁考中进士，初授大理评事、知县，之后在家奉养双亲，39岁复出，任扬州天长知县，此后出任过端州、赢州、扬州、庐州、池州、江宁、开封知府。京东路、陕西路、河北路的转运史，监察御史、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三司史、枢密副史等职。包拯一生经历了北宋真宗、仁宗两朝，从知县、知州，到封疆大吏，直至履职中央，辅佐帝王，有杰出的治世才能与丰富的行政经验。在他的执法生涯中，清正廉洁，铁面无私，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清官代表，长期为广大黎民传颂，成为老百姓心中一尊不畏强权、公正廉洁的神，成为戏曲、小说、诗歌讴歌的对象。

历史上众多的文人墨客游览包公祠，观瞻包公的遗迹，留下大量的楹联、匾额、诗词，颂扬包公廉明公正、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崇高品质。步入祠内，迎面殿檐下有一横匾“高风岳立”，为清代康熙年间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天馥敬题。“高风”颂包拯的气节与人品高尚，“岳立”比喻包拯的气节与人品像巍峨的山岳站立。殿檐下两侧有一副对联：“凡吾辈做官，须带几分骨气；谒先生遗像，如亲三代典型。”殿堂内，但见包拯坐像一尊，高八尺，着古铜色，包拯蹙眉平视，胸前长须飘拂，高大威严，正气凛然，使人敬肃之情油然而生。坐像正上方，悬一匾额“色正芒寒”，为清廷大臣李瀚章所题。“色正”指包公有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浩然正气。“芒寒”即锋芒所向，令魔鬼胆寒。还有不少楹联，颂包拯清正廉明、执法如山。如中堂两侧柱子上有一副长联：“照耀千秋，念当年铁面冰心，建谠言不希后福；闻凤百世，至今日妇人孺子，颂清官只有先生。”陈州百姓赠联，颂包拯秉公执法，救济黎民，颇有新意：“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悲无量，依然菩萨心肠。”清嘉庆年间，庐州知府的楹联情景交融，也很难得：“一水绕荒祠，此地真无关节到；停车肃遗像，几人得并姓名尊。”对包公秉公办案的司法操守与道德人品发出由衷地赞叹。

在包公祠旁有一六角亭，亭内有古井一口，名曰“廉泉”，亭壁嵌有石碑一方，碑文为清代光绪年间举人李国衡撰。碑文记述了一个传说：昔日有一太守来此游览包公祠，喝此井水，而头痛不止，原来这个太守是个赃官，才得到了这样的报应。故而给此井起名“廉泉”，不廉者饮此水会头痛的。后人由此引申，不廉者不仅不能喝此井的水，就是游览包公祠也是有愧的。“千载丰碑民敬仰，贪官晋谒愧颜红”。其实，贪官到这里来看，受受教育也是有好处的。“愧颜红”不是翻然悔悟的前提吗？

电视剧《少年包青天》展示庐州才子青年包拯有趣的办案轶事。他办了一系列惊动朝野的大案，铲除了一批恶霸豪强，挖出了这些横行不法鱼肉乡里的罪犯的幕后支持者、操纵者，其中有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有作奸犯科的贪官污吏，也有阴谋篡国的皇亲国戚。体现了包拯铁面无私、不畏权势，执法如山的“阎罗气象”和保卫良善的“菩萨心肠”。有趣的是，在合肥的包公祠中，展示了包公大堂三口铜铡。这三口铜铡是：龙头铡，专铡犯死罪的皇亲国戚；虎头铡，专铡犯死罪的贪官污吏；狗头铡，专铡犯死罪的土豪恶霸。三口铜铡，炯炯生辉，使很多观瞻者驻足。作为一个司法工作者，我对铜铡目视良久，深为包拯“除暴安良”的决心所感动。口占诗《铜铡吟》一首：

为民动法铲豪强，

治腐惩贪卫宋邦。

留得包公铜铡在，

不教蝼蚁蛀宫梁。

在封建社会，官吏千千万万，称得上清官的也不乏其人。那么，为什么包拯事迹长期为老百姓传颂？从包孝肃公祠展示的文字资料中可见端倪。包拯政绩卓著，他作为中央与地方行政长官，关心黎民疾苦，注重兴利除弊，发展生产；他主张富国强兵，巩固国防，努力修缮城堡，充实军储，在许多方面多有建树，但老百姓传颂的主要是司法方面，在封建社会司法隶属于行政。作为行政长官，包拯在司法方面执法如山，铁面无私，被老百姓誉为“包青天”，祠堂中的资料昭示了这方面的主要事迹：

包拯主张“清心为治本”。在1037年包拯做扬州天长县知县时，写了五言律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才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悲。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诗言志，这首诗道出了包拯的政治抱负。“清心”是治国的根本，“直道”是处世的要诀。一棵好树苗终究会长成栋梁；百炼出的“精钢”，绝不做弯曲的钩子；仓库里盛满了米粮，连老鼠麻雀都喜欢；地里没有青草，狐狸、兔子都会发愁；史书上载有前人宝贵的教诲，今天我们做官的，就要做个好官，不要留下耻辱，否则就对不起后人。整个诗句里表达了包拯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刚直不屈的性格，决心做有为的清官。这首诗，成为包拯一生立身处世的座右铭，也是包拯治世、执法的格言。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史料载，包拯为端州知府，端州出产名砚，年年朝贡砚台。历届知府都乘机暴敛，征收的砚台比贡品多几十倍，以赠权贵。包拯为知府时，严令按贡品数量征收，多一片不取。任满“不持一砚归”，其清风亮节为后人钦敬。

包拯以执法严明而名垂青史。包拯主张“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必须做到“法存画一，国有常格”。当时，宋仁宗往往不通过行政机关，以个人爱憎从宫中发出命令，赦免罪犯，升降官员。包拯对此极为不安，曾上书言事，认为：“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针对普遍存在法制松弛，政失于宽，纲纪不振的问题，包拯在开封府一扫旧习，以法严治，令行禁止，颇有成效。当时，在国都开封聚集着许多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包拯当知府后，做了几件深得人心的事情。包拯改变开封府的老规矩，撤销门牌司，老百姓告状，可以直接到他面前诉说曲直。当时开封府有一位中贵人，借人财物长期不还，老百姓害怕官官相护，不敢告。后来见包拯铁面无私，立即备状，诉说原委。包拯立即责令贵人归还，贵人不理。包拯将其传讯到大堂，让他与原告当堂对质，贵人理屈词穷，威风扫地，被迫立即退还。

包拯在地方与中央行政长官的任内，整治吏治，选贤任能。他看到“冗兵冗官”是造成北宋“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官有倍之滥，廪无年之蓄。”而“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减”的危害，并提出许多整顿办法，大力裁冗员，严惩贪奢者。他看到选贤任能关系到国家强盛，认为“治乱之源在于求贤取士，得其人而已”。他提出了从宰相到县令各级官员的任职条件与产生办法，竭力纠正不经乡里评论，不经专门机构考核，仅靠几篇文章“连连擢升”的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端。同时也纠正不分优劣，论资排辈的晋升办法，主张“不待次而举”，对出类拔萃者，越级提拔。对贪赃枉法者，依法严惩，“永不叙用”。包拯在职内实行这些主张，对整饬吏治，发展生产等方面，都取得不俗的社会实效。可惜包拯这些重要的为政业绩，往往被突出其严明执法的戏剧、小说和其他的文艺作品所淹没。

包拯还有一条值得称道的地方，不仅自己清廉一世，对子孙要求也极其严格。在包公祠殿堂中的石碑上，刻有“包拯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这是包拯晚年为后代立下的家规。《宋史》中的《包拯传》有明确记载。大意是说，我的后代做官为宦的人，不准贪赃枉法，否则活着的不准进包家大门，死了的不准葬于包家坟地。如不遵从，不是包家后代。包拯这一家训，对后人影响很大。他的儿子包绶担任过团练判官、国子监丞、汝阳县令、汝州通判等职，“生平清苦守节”，他在赴任潭州通判的途中病故。人们打开他的箱子，“除诰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其孙子包永年历任县主簿、县尉、县令等职。“凡厥莅官临事，廉清不扰。”死后“了无遗蓄”，丧葬费用还是两个堂弟合力置办的。此外，包拯的儿媳崔氏等人，也尽孝守节，其他后人也多清贫，包家一门居官清白，名不虚传。

诚然，包拯是人不是神。他作为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官吏，其一言一行，着眼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其“清心为治本”、“法存画一”和其他政治法律主张，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在执法的生涯中，也不见得一点失误都没有。包拯既然是人，也有七情六欲。面对威赫的皇权，如网的关系，似水的柔情，与黄灿灿的诱惑，不见得对前程、利益、利害甚至身家性命，一点也没考虑过，不见得一点私心杂念也没有产生过。但是他贵在摈弃私情私念，公平执法。执法不公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大痼疾。“世法平等”思想，一直是有史以来老百姓孜孜以求的梦想。这就是包公事迹的产生和包公精神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今天我们繁荣富强的人民共和国如日出东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空前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为彻底实现司法公正创造了前提条件。而彻底实现司法公正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深入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者的不懈追求。我们应当改革审判方式，加强法官队伍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无私、无畏、无惧、无偏、无欺，努力彻底实现司法公正。在此形势下，我们难道不应当从古人包拯的执法精神、司法经验、道德人品中得到应有的启迪吗？

（此文系2001年去合肥参观包公祠的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