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瓷器店中的猛牛”

写作完《中国近代史》后不久，新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就委任蒋廷黻重新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是年7月，蒋介石秘书通知蒋廷黻参加一次晚餐会。众人在餐桌上讨论起苏军与日军在张鼓峰发生的军事冲突，《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认为新的日俄战争即将开始。

其他人发言后，蒋介石点到蒋廷黻说:“你对苏联的情况很了解，你分析一下张鼓峰事件。”蒋廷黻回答说:“这只是一次边境冲突，起于双方的带兵官，并非是双方政府命令他们开战的。”对此大部分人持反对意见。蒋介石最后表态:“廷黻说得对，我们要自己努力，就当张鼓峰事件没有发生。散会吧。”

蒋廷黻重新出掌政务处长后，依然我行我素。他对怕承担责任、遇事马马虎虎，以及文牍满天飞的旧官场习气深恶痛绝。他斥责道:“公文处理的方式像宝塔一样”，“所有公文都要在这个宝塔中的每一层履行一遍”。“政府的低效还反映在相互指责和推诿上”，“中央政府怒责地方政府人员无能，反过来，地方政府人员也抱怨中央政府人员漫不经心，没有头脑”，这是一种“缓慢而无效率的官僚政治”。

为了公务他经常很尖锐地向同僚和朋友发难，包括老好人翁文灏在内。朋友们只能连连摇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他在重庆时曾提出分层负责制的建议，蒋介石也表示赞同。但在行政院会议上这个议案却引起激烈辩论，院长孔祥熙和秘书长陈仪竟当面吵了起来。表面上这个提案被通过了，但不久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蒋廷黻不无感慨地说:“像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应该把聪明用在研究人类心理和实际管理人方面。就私人关系方面，我认为中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文化水准。但就公共生活方面，我却不敢说已经达到理想地步。”“在中国对人的管理一向是依靠道德理想主义的。历代的领袖人物都高唱牺牲精神和无条件服从长官。此种做法，如果不断予以强调，就人性好的一面来说，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也有危险和限度。理想主义可能成为空口说白话，也可能被现实的想法所代替。”

在财政工作方面，蒋廷黻的基本原则是请院长支持财政部长。他认为:“除非院长如此，否则财政部长将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有些事我比财政部长本人还卖力气，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傻瓜。好几位朋友都劝我放弃上述原则，因为省下的钱是公家的，得罪人是私人的。然而，在那段时间中，不仅可以看出我的见解正确，而且也可以看出我的为人公平。”为此他得罪了大大小小不少的部门和官僚。

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廷黻为一有能力而不爱钱之人，但因其夙为孔庸之工作，为子文所不喜。”“廷黻在联大十多年，辩论能力诚非中国一般外交人员所能逮，但对中外人士似均无‘人缘’，且虚荣心似亦太重，此其弱点。”与他曾经在联合国共过事的澳洲外交官这样形容蒋廷黻:“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莽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具有深厚西方文化学养的蒋廷黻对中国传统文人的弊习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传统的知识分子重文字而轻事实，多大道理而少常识。他们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