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文化逻辑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合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本身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亲缘性和相通性，不仅同共产主义理想相融相通，而且同新时代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的新实践新创造相契合相适应，从而形成了中国气派、凝成了中国品格、炼成了中国精神。

习近平指出，中国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16]。他还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17]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8]马克思主义是具有西方文化特质的外生性理论形态，要在传统文化土壤深厚的中国落地生根，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契合，与中国人民文化心理相融合，获得中国的民族形式和表现风格。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引进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注重文化上的相融相通，注重运用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和中国化，从而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文化层面的转化落地。要把握中国道路的文化基因，就要注重从文化演进的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及其在中国的落地过程，研究中国道路形成中的文化对接、文化生成和文化转化。

（一）追求一统的共识与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一统”的整体国家观和民族观，即中国人都是中华儿女，中国历来是一个追求统一的国家。从公元前10世纪的周朝开始，诸夏就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朴素观念。中国历代思想家都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大一统观念。春秋时候，周王室衰微，礼乐崩坏。对此，孔子主张“拨乱反正”，恢复一统。孟子见梁襄王，王问曰：“天下恶乎定？”孟子答曰：“定于一。”就是说天下归于一统，就会安定。荀子也把“一天下”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认为“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大儒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十分强调文化上的大一统。

中国文化是在漫长历史的持久而艰难的统一过程中不断历练而成的。在夏、商、周三代之后，中国就形成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趋于统一的中原地带。尽管“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但这些小邦都与当时的夏、商、周保持着一种从属关系，每一小邦国都受宗主国的保护。自秦朝开始，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形成，“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此后，政治上的长期统一、短期分裂，形成了古代中国在经济、文化、伦理道德上的统一。短期的分裂并没有造成长久分裂的基因，没有一个霸主真正想划而治之，都毫不例外想兼并对手，以成天下之王，分裂局面反而更加强化了帝王统一国家的意志。千百年来，上至帝王贤哲，下至底层百姓，都有强烈的统一愿望。国家政权虽屡次更迭，间有盛衰，但中华各民族在迁移、聚集和战争中形成的民族大融合却从未中断过。因此，中国文化中始终有一种追求统一、追求大一统的文化倾向。

中华文化这种大一统的整体国家观和民族观，催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产生了“天下为公”的情怀，培育了集体主义的文化心理。中国古人特别推崇为国家和社会担当大义的仁人志士，作为民族良心的爱国人士更是具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意识和追求。屈原“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爱国忧民之心影响长远。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为公情怀。中国古人还特别看重仁义思想，形成了重仁义轻私利、重君子轻小人的价值取向。孔孟认为，为了追求仁义，人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说真正的仁人志士没有为了贪求生存而损害仁的，只有牺牲自己而成全仁。孔子还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思义而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对中国人影响也很大。

追求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强调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的绝对个人主义、反对维护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反对社会极度不平等。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上看，社会主义是为了广大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具有“为公”的性质；社会主义突出强调公有制，具有反对私有制、反对个人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强调集体主义，强调被压迫阶级的联合，具有团结统一的思想主张等。社会主义这些特质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追求一统的精神取向、“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重义轻利的民族志趣有着内在的相通性和亲缘性。

中国共产党人在把社会主义理念引入中国时，充分考虑了中国文化、中国国情和中国问题，既强调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使得社会主义在中国落地过程磨合比较顺利，加上经过艰苦的中国革命磨炼和长期中国建设的探索，社会主义逐渐成为中国人所熟悉和能接受的政治理念和道路选择。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来运用，同时强调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使社会主义落实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李大钊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性，“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9]。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人在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反对封建主义而强调张扬个性、倡导自由、宣传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到强调个人与社会相融、赞成集体主义的转向过渡。李大钊认为“个人”与“社会”并不矛盾，他在《自由与秩序》中说：“个人与社会，不是不能相容的二个事实，是同一事实的两方面。”^[20]并在《平民主义》中指出：“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21]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注重进一步把社会主义中蕴含的集体主义、公有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优秀思想相融合，塑造和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历来旗帜鲜明反对个人主义，强调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观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强调：“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22]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3]中国共产党从无产阶级肩负使命的高度，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立场和党的性质宗旨，使“天下为公”传统理想得到了历史性超越和现实性体现。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章中开宗明义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我们的共产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4]中国共产党还从社会主义的性质角度探索实现社会发展理想的途径，提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创造。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5]这就使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契合得更紧密。

（二）贤能治国的传统与党的领导的道路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中国历来讲贤治善治。贤治就是要把最能干的人选上来治理国家。墨子在《尚贤》中指出：“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早在尧舜禹时期，中国人就十分注重“选贤与能”，把精英人才选拔到国家政治体系中。之后，中国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封建社会的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及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近代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文官考试及公务员制等。古代中国特有的人才选拔制度，一方面维护了传统的政治标准和价值体系，使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大一统思想、仁政、德治主张及忠义等封建社会的伦常观念，沉淀为中国人的共同心理认知，为统治阶层有效控制社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证；另一方面，相对公平和有效地把一些有才学、有抱负的精英人才选拔出来了，特别是把大批中下层地主阶级士子及普通百姓出身的读书人选拔上来，进入官僚和乡绅的仕途之列，参与和掌握各级封建统治，成为历代中国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政治素养的社会英才。这既给普通百姓提供了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也造就了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社会对国家政治精英的认同感和信服感。

贤人的第一个标准是有德。道德在传统中国被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以德配天”“太上立德”“明明德”“止于至善”被看成是不朽的事业，成为中国人的最高追求。孔子把“仁”即爱人，作为人才选拔培养的第一标准。而以礼乐教化为中心内容的道德理性，也成为中国文化早熟的明显标志。这种道德性的觉醒不仅代替了宗教的地位，而且由它衍射到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形成中国文化的泛道德特征^[26]。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要说恭己、修己以提高道德修养，这样才能起到“安人”“安百姓”的政治作用，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即所谓“众星共之”或“正南面”^[27]。因此，百姓对当政者历来是以道德标准来要求的，也认为从政者理应都是有道德的人，都是在恭己、修己上做得好的人。孟子认为，尊重有道德的人，使用有能力的人，杰出有为的人都有官位，形成了这种优良的政治风气，那么，天下的士人都会兴高采烈，愿意到那个朝廷做官服务。荀子在《儒效》中提出人才培养的“俗儒”“雅儒”“大儒”的区别，认为“俗儒”就是其仪表行为与世俗之人相同，胸无大志，目光短浅；“雅儒”尊崇礼义而看轻诗书，做到尊贤畏法而不怠慢，但不能触类旁通；“大儒”则极为智慧而有才学之士，对一切事物的处理和判断都干净利落，恰到好处，“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是最美满的理想者。因此，这些思想也成为历代知识阶层和政治英才所追求的目标和社会公认的人才准则。

中国的皇帝自古以“真龙天子”自称，作为最高权力的代表，居于中国政治系统最上层，成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政治结构。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社会，早期农业灌溉、兴建水利的需要，产生了最初的团结合作意识。加上农业社会常常遭遇游牧部落的侵袭，由于对外御敌、对内安定的需要，逐渐产生了建立统一的、权威的封建制国家的需要，形成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秦汉以后，百代皆行秦政制，实行郡县制，使皇帝具有绝对的权威，中央集权式的统治成为中国政治的常态。皇族里面的皇子具有直接继承权，全社会都承认其合法性。百姓与皇帝、皇族之间是相对隔离的，中间隔着的是庞大的官僚系统和乡绅、地主阶层，他们上对皇帝负责，下操纵整个社会。皇帝的权力都通过这两个阶层作用于百姓。因此，依靠一个政治阶层来治理国家、协调民众需求，也是中国政治长期演进的产物。这个由父权统治发展来的君王权威，使中国的普通百姓都有心理上的认同，造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主义性格。反映到文化，就形成了一种认可合法权威、服从政治权威的文化心理，在民族心理上也习惯于有一个强力的政治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道路的基本标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奠定的。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无产阶级作为最先进的社会力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合起来，冲破重重难关，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战火考验中，无数共产党人牺牲奉献，在战争洗礼下留下了中国革命的精华。这些共产党人不仅传承了中华文化传统中爱国志士的优秀品德，而且在革命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革命精神，形成了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勇于牺牲的高尚情操、百折不挠的顽强品质、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在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过程中，形成了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改革创新精神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者、弘扬者和培育者。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老一辈共产党人牺牲奉献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勤劳勇敢和杰出中国人的代表和体现。

中国共产党不仅自身是中国先进阶层的代表，而且特别善于在领导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中，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领导力。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吸纳新党员，能够自下而上地从城市和农村精英中吸纳新党员，以推动新一阶段的改革，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党的事业的拓展，共产党“加强干部的教育和培训，使他们能够处理客观信息，分析出现的紧张局势并以非常专业的方式转换政策”^[28]。这一奇妙的国度能够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得益于扎根深厚的三种力量：灿烂的文明、中国人的潜力和广袤国度的力量。将这些力量凝聚起来，拓展到极致，变成具体成果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29]。中国共产党执政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帝王统治。中国共产党是在推进中国独立和建设的过程中，由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不是历史上的封建专制，而是具有现代政治特征的集体领导体制，这一体制最大的优势是克服了个人统治在才学、性格、感情等方面的局限性，克服了中国长期的王权政治的历史周期律。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精英，保持了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理解了中国共产党，就能理解为什么苏俄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在中国找到土壤，就能理解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活力。

特别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是实行‘一党专政’。这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中共权力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并没有哪个个人、家族、团体垄断权力。中共领导层的成员是通过实干才晋升到现在地位，同时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出身平民，并无特殊的资源。这与我国传统贤能政治试图从平民中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治理国家做法，并无不同”^[30]。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参与政治治理和国家政治，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既合作又监督的关系。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优秀特征与中国贤能治国的传统有着许多内在的契合点，党的领导才能在当代中国有如此坚实的民意支撑和巨大的权威性、影响力。

（三）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改革开放的道路

自强不息是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之久的重要原因。《周易》认为天地万物最大特点是生生不息，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明自然界的运行是刚健强劲、生生不息的，有追求的人就应当效法“天”的品德，奋发图强，奋斗不止。《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就是说人只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最终必然能战胜愚笨，胜过柔弱。中国的历史上有不少优秀儿女，愈是处在困顿之中，愈能体现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和坚韧毅力，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担纲者。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赋《离骚》等。

自强不息不仅表现为百折不挠的刚强勇毅，而且表现为与时俱进的革新意识。“与时俱进”源于《周易》的“与时偕行”“与时消息”。《易经》讲道：“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就是说，给人民大众带来利益，就像高天降下雨露，大地滋生万物，没有什么固定的方法。如果抓关键，就是随时令前进，把握时机施行。“与时俱进”由来已久，1910年，蔡元培把散见于中国古书中的“与时偕行”“与时俱化”“与时俱新”等激励人的说法概括综合为“与时俱进”。

汤之盘铭曰：“苟是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说每天都要自新，只有不断地自我改造，才能实现个人在道德和事业上的进步。这种革新意识还表现在中国社会的改革和革命上，古人称之为“鼎新革故”“布新猷，除旧政”。每当社会发展出现问题和矛盾时，总会涌现一批改革家，勇敢为国家寻找出路。商鞅说：“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就是说法度要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国家体制要根据实际的要求而设立，切不可故步自封、因循守旧。《易传》所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则柔相推而生变化。”^[31]中国历代都强调改革变法以图强，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康有为变法等，体现了中国人复古更化、反古开新的思想和精神追求。

自强不息是中国道路开创、建立和成功的重要密码。早期的中国革命敌我力量悬殊、生存环境险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大革命失败后，引兵井冈，敢闯新路，最终走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文化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做到独立自主、孜孜不倦、坚忍不拔、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因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前赴后继、不懈奋斗，尝尽艰辛而无悔，历尽挫折而不馁。这种自强不息精神已融入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追求，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固精神支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20世纪50年代，为彻底改变近代以来国家贫弱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摸索，以期找到一条符合实际的正确道路。从最初的“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到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认真汲取之前30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历经的诸如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通过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进行拨乱反正，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实施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摸着石头过河”，克服了前进过程中的各种困难，不断在新的实践中创新探索，终于成功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因此，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国人历经曲折、坚持不懈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寻得的发展道路，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并得到社会各阶层的高度认同。

改革创新、对外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开创中国道路的鲜明品格。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和热烈参与，是因为它契合了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同时蕴含着新的时代精神，给中国带来了繁荣富强的希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美好生活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历史时期，特别需要弘扬改革开放的精神和勇气，弘扬中华民族锐意变革、革故鼎新的优秀传统精神，以此凝聚全体中国人的意志力量。

（四）追求大同的理想与小康社会的道路

小康社会、大同世界的理想，是中华民族追求社会进步和美好梦想的生动体现。小康最早源出《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百姓倘若也能有劳有休，就可以说接近小康水平了。到了东汉末年，儒家的代表人物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提出，社会的发展要有三个阶段：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其中第二阶段升平世，就等于是“小康社会”。近代以来，康有为作《大同书》，全书二十万字，梁启超概括为十余条，描绘出人类未来“大同世界”的美妙蓝图，也反映了中国人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和向往。可以说，小康理想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一个梦想。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道路是指引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光明之路，这条道路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表现为过程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相融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将“小康”这个概念引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普遍心理共鸣。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使用“小康”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32]

邓小平用小康社会阐释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后，“小康”“小康社会”“小康水平”成为中国道路发展战略的标识性概念。此后，1987年4月，邓小平全面阐述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思想，生动表达了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赋予中国道路基础性价值内涵。此后，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从邓小平“三步走”战略出发，确立了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目标体系，即从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到初步达到小康，到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的目标体系把社会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人民的理想追求结合起来，使理想目标的追求成为贴近现实的历史活动，转化为党和人民每一天的实践和每一步的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使中国道路的目标任务更加宏伟。从小康社会、大同世界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生动展示了中国优秀政治文化的内在品质和恒久生命力。习近平指出，到二○二○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33]。并强调，全面小康，覆盖的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天地之大，黎元为本。”要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着力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34]。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都深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打上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烙印，既深深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理想，更是接续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传统，特别是近代170多年来的无数中华儿女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故而广为人民群众所认可、认同和接受。

（五）民惟邦本的价值与人民本位的道路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仁德”是十分重要的价值观。中国文化重仁亦重爱。最先第一级是“爱”，如爱动物，爱花草树木。爱的进一步便是“仁”。仁是对人与人而言，层次比较高。“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德”的核心是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并以此作为处理国家、君主和人民关系的价值取向。老子认为“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孔子指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强调“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他指出，治理国家的圣人是“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者，主张“仁政”以“裕民”为前提，治理国家的人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孟子更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此后，民为国本、政得其民成为历代中国统治者的为政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强调为政以民，而且认为人民比天大，人民能决定民族未来。“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又特别敬畏人民，主张贵民、安民、利民、裕民、养民、惠民和恤民，甚至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把人民比作上天，有时认为人民比天还大。这种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是中国道路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强调这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在新的形势下，习近平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35]。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各项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把“坚持共享发展”作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大基本理念，强调“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鲜明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理念与实践，赋予“以民为本”“民惟邦本”传统政治文化更加深刻的现实内涵和时代价值，使中国道路具有牢固的社会基础。

中国道路是人民奋斗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就能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融汇人民的智慧。中国道路是人民幸福的道路，只有沿着这个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民族才有前途、人民才有幸福。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哪怕“黑云压城城欲摧”“我自岿然不动”，安如泰山、坚如磐石^[36]。

（六）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与面向世界的道路

《中庸》记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是沟通天地万物最普通的思想。中国古代没有国际观，只有天下观。中国古代文化不但追求家庭和睦、社会和谐，还试图把国内社会秩序的和谐推行到整个世界，以谋求世界秩序的和平与稳定。中国绝大多数封建王朝在对外交往中，都注意止戈息武，强调“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天下太平”。西汉以来的“和亲”政策，就是古代外交实践中对外倡导“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理想的集中体现。即便是实力鼎盛的唐朝，也将“和亲”政策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手段，因而才有“文成公主入吐蕃”的佳话。在“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治时期，唐朝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社会文化也呈现出开放、宽容、大度的特点，中华文化的辐射力空前强大。尽管如此，唐代中国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对外征服。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曾指出：“在中国的全盛时期，中国在全球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国家，这是指没有其他大国向中国的帝国地位挑战，甚至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张，也没有任何其他大国能够抵挡中国的扩张，但中国还是比较有限地使用武力。”^[37]在古代中国，无论是发展的顶峰时期——唐朝，还是“康乾盛世”，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和平才是主色调。总之，中国在历史上处理对外关系时所采取的天下主义文化模式无不体现了“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理想追求。

为了进一步实现“协和万邦”的理想，自汉代开始，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们就按照儒家关于社会秩序的思想，在东亚构建了一套礼仪制度，即“朝贡体系”，希望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在“朝贡体系”中，作为中心的中国始终坚持以自己的文化规范来处理与各个国家间的关系，把“仁”（天下一体意识）和“礼”（宗法伦理秩序）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把“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德怀柔远人”作为基本准则，把“协和万邦”作为它的理想目标。虽然在“朝贡体系”中，属国的统治者向“天朝”“朝贡”或“称臣纳贡”，但这只是一种接受“天朝”“洗礼”的象征，中国与四邻的关系只是一个形式上、道义上的“宗藩”关系，中国并不否定属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属国的内政。中国所希望的，则是在“朝贡体系”中“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这正是“协和万邦”的文化追求。“协和万邦”所强调的是彼此之间的交往要以文明的方式构筑秩序，而尽量不要诉诸武力。在这里，安全的需求与文化的追求是高度一致的。

中国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到“构建和谐社会”，再到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步确立了中国道路的和平发展理念和面向世界的胸怀。党的十八大后，围绕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在各个场合阐释中国道路的和合理念。习近平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强调“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38]。

中国道路正走在追求“协和万邦”的延长线上，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一条合作共赢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秉持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文明传统，把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转化为对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认识规律，拓展了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知，而且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面向世界、追求和平的中国道路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广泛认同，而且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及人民所认识和欣赏。这既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使中国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同时也赢得了世界各国对中国道路越来越多的理解认同。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63—664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200页。

[4]《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473—474页。

[5]《论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摘编》，学习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第10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64页。

[7]《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09—110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22页。

[9]《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12页。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3，第96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4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01页。

[1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64页。

[1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39—40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71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3—534页。

[19]《李大钊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页。

[20]《李大钊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62页。

[21]《李大钊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66页。

[22]《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417页。

[2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4—1095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04页。

[2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23、364页。

[26]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华文出版社，1994，第169页。

[27]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华文出版社，1994，第170页。

[28]白果、［法］米歇尔·阿格列塔：《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与帝制传统》，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305页。

[29]韩国KBS《超级中国》编组：《超级中国》，千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第227页。

[30]鄢一龙、白钢、章乐东、欧树军、何建宇：《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8页。

[31]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珍藏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118页。

[3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37页。

[3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822页。

[3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811页。

[35]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求是》2013年第1期。

[36]《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第43页。

[37]［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3页。

[38]《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