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以来对于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认识

▶一、西学输入与西学中源

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的记载，公元前6世纪至11世纪，世界上的主要科学成就、包括发明创造共有231项，其中有135项出自中国，占总数的58．4%;从11世纪到16世纪，世界上重要的科学技术成就共67项，其中中国占38项，占54%。可见，中国科学技术水平曾长期领先于西方。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18世纪期间，为数众多的中国技术发明，其中包括中国独创的六大发明，丝绸、陶瓷、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先后传播到欧洲等地[3]，其影响如李约瑟所说，“改变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并因而也确实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4]。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即从明朝万历至清朝康熙的一百多年间，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中国。虽然中西文化在近代的交流始终是双向的，但是，双方的文化科技优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生逆转，中国从原先主要以输出为主转变为主要以输入为主。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是来华教士。伴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资本主义社会迅速地在欧洲发展起来，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国外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的掠夺活动结合在一起。16世纪初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便开始对远东和中国进行侵略;1514年葡萄牙的海盗船第一次闯入广东，于1557年强租澳门，随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相继侵入中国。西方传教士紧随其后，其目的则是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配合欧洲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行为。这些传教士经过多方试探，逐渐熟悉中国社会的内部情况，找到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途径，正如利玛窦所言，“再没有更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上天在运用科学来使中国的学者相信。”[5]从16世纪到17世纪中期，来华的传教士中很多人均具有科学技术修养，他们向中国引介的科学技术知识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天文学、地理学、解剖学、数学、力学、光学、实验仪器和水利、测量、机械、采矿、兵器等技术。西方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科学技术即结束了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开始了在中西文化的反复冲突中学习和消化吸收西学的艰难过程。这些来华传教士在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也把他们在中国的见闻以书信的形式托寄给在欧洲的教士。这些书信结集出版后成为当时欧洲士人之间大量流通的读物，有关中国的知识成为文化界的常识，借此中国的文化传遍欧洲并为欧洲所尊崇、吸收和利用[6]。

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已经是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有的还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例如，在天文学上传教士们介绍了第谷的宇宙体系，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传入天文学的实验仪器如天球仪、经纬仪、望远镜等，写出了《五纬历指》、《坤舆全图》等书，并广泛运用这些天文学知识以协助徐光启编制《崇祯历书》及《皇朝礼器图式》;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们编制世界地图，介绍了地球的经纬、赤道、五带、新大陆的发现等近代地理学知识;数学上，《比例规解》首次介绍了伽利略比例规，《筹算》首次介绍了耐普尔筹算，《崇祯历书》编入了三角函数表;在解剖学方面，介绍了近代人身解剖学的初步知识，并编有书籍《人身概说》和《人身图说》;力学上，《远西奇器图说》介绍了重心、比重、杠杆、斜面等概念，以及运动力学和机械力学的基本原理;光学上，《望远镜》较全面地讲解了光的直射、反射、折射等几何光学知识;在技术方面，《远西奇器图说》介绍了代表17世纪初西方机械技术最高成就的自鸣钟，《火攻挈要》介绍了各式火炮和制炮技术;等等。总之，“西方在17世纪初及其以前取得的成果，基本上都在明末传入了中国”[7]。

对于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知识的输入，中国士人们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自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利玛窦来华后，其他一些具有科学技术知识的著名传教士陆续来华，对于这些传教士以及他们所传播的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当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人持积极欢迎、大力合作的肯定态度。徐光启于1604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学习，其时他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测量、水利等科技知识，利用所学修订历法，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在西学输入上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相反，对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徐光启却持否定态度。与徐光启的态度相反，明末的冷守中与清初的李光先等人，则极力维护儒家传统文化，他们不仅反对传教士们的传教活动，而且也极力诋毁传教士所引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对于西学，他们不论其精华与糟粕，一概盲目地排斥、否定。与这两种极端的态度不同，黄宗羲、方以智等人首倡“西学东源”说，而后王锡阐、梅文鼎等人试图论证之，他们认为西学尤其是天文历法之学乃是取法中国发展而成的[8]。

“西学中源”说的荒谬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在士大夫中却受到广泛的欢迎，流传了两百余年之久，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事实上，从1723年清雍正帝下令把西方传教士赶出中国始，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止，清朝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采取文化高压与利诱措施的同时，又顽固地施行闭关锁国政策达一百多年，从而使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几乎完全陷入静止状态。而在此期间，西方的科学技术一直保持极快的发展态势，相形之下，中国的科学技术益发落后了。一直要等到鸦片战争，在血的教训之下国人才重新开始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知识。

▶二、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直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才初次明确地提出和讨论中国科学的落后问题。以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一文为开端，此后十年间梁启超、蒋方震、王琎、冯友兰等相继发表文章，或在自己的著作中讨论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他们的文章都很简单地认定，更确切地说是假定，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科学的。其次，它们对此问题的讨论都比较简短，论证相对简单、浓缩，没有充分展开论题。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在对中国科学史有详细地研究基础上提出上述论断的。事实上，当时中国科学史尚处在萌芽阶段，西方科学史虽然已经有很长历史，但由于典籍浩繁，而且新发现层出不穷，因此国人甚至西方汉学家对它的了解都很粗略，在这种背景下，要详细地、具体地讨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征自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无可避免地需要与古代西方科学发展作比较。因此，上述文章的观点，即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之于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等，大多不过是有待证实的猜测。

相反，少数不是科学家的人文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例如熊十力、钱穆等。后者认为中国古代虽无科学之名，但有科学之实:“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建筑烹饪长期发展，亦人文，亦艺术，但不得谓之非科学。自房屋建筑，进而有园亭，有山林名胜，有河渠桥梁，深发自然风情之结构，遍中国精美绝伦者到处有之，谓非有一种科学精神贯彻其中，又无可臻此。”[9]在坚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所有人中，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英国人李约瑟了。他在1944年贵州湄潭大会上做了有关中国科学的主题演讲，不但直接批驳“泰西与中国学人”所谓“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观点，认为“古代之中国哲学颇合科学之理解，而后世继续发扬之技术上发明与创获亦予举世文化以深切有力之影响。问题之症结乃为现代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于西方而不于中国也”，他同时宣传，问题的解决“当以坚实物质因素中求答。……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于欧洲，……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10]李约瑟在这里所表达的观点就是日后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的雏形。十年之后，李约瑟与合作者王玲、鲁桂珍等开始发表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等人的这项鸿篇巨制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整体面貌，在其所提供的翔实的证据面前，古代中国无科学的观点已经不攻自破。

1964年李约瑟在一篇论文中对“李约瑟问题”作出经典论述:“我认为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或者印度)文明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 随着岁月流逝，我对中国科学与社会的了解渐增，就意识到还有第二个最少同样重要的问题，即是: 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以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将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的效率，要比西方高得多?”[11]一方面，李约瑟认为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曾长期领先于西方，另一方面，现代科学却出现于此前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的西方，此乃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李约瑟认为，中国与西方科技水平戏剧性逆转的根源在于: 中国历史上高度的理性化的“官僚封建体制”阻止了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出现，西方的“军事—贵族封建体制”却没有那么坚强，它在文艺复兴时代就崩溃了，由此导致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的出现。对于李约瑟而言，中国古代曾经在科学技术方面长期领先于欧洲，但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性质上还不是现代科学，后者确乎是由欧洲人于近代创造的。因此，如果以现代科学标准，则中国古代也可以说是没有科学的。

然则，按照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逻辑，如果没有受到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影响，是否会独立地发展出类似于现代科学这样的理论形态呢? 按照李约瑟的观点，现代科学并非由西方文明或者其中的数理科学单线发展出来，它的形成犹如百川汇海，是由众多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千百年来在许多不同方向所作的努力，点点滴滴积聚而成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正如西方、印度等古代科学技术一样，对于现代科学的形成也有积极的贡献。而中国在近代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近代哲学，并非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自身性质的限制，而是因为外部因素，亦即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约束了它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的转变。更细致地研究对李约瑟的这种观念提出挑战，“在我们看来，社会—经济变革虽然对于科学发展不无影响，但将现代科学这样基本上属于思想与智性的活动完全或者主要归因于社会因素，则颇难令人信服”;“西方科学是一个历时悠久，覆盖宽广，然而并无固定地域中心的大传统，现代科学则是它经过两次革命性巨变之后的产物”[12]。换言之，如果我们接受李约瑟的观点，即中国古代也拥有自己的悠久科学技术传统，那么，我们也不能把这种科学传统与现代科学或西方古代传统相等同。“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与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为一体。”[13]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异于西方科学的另一种传统。

▶三、另一种科学技术传统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立的、一直没有中断过的整体，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以传统社会文化为背景，我们不能以西方科学观念为标准把中国文化整体中对应于西方科技的那一部分内容从文化整体中割裂出来，并且按照此标准来评价中国古代科技。事实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表现在科学技术上自然会有各自特殊的风貌。不同文化背景的科学家在面对同一自然现象或问题时，可能会采取迥然互异的研究取向，文化背景、现实社会境况以及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科学家对自然与社会的理论解释。即使我们承认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在认识与改造世界方面的强大功效，试图学习和吸收其长处，我们也不能像此前那样，完全弃自身的传统于不顾。我们需要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有一个同情之理解。

中国自秦统一中国形成中央集权制之后，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制度就一直延续下来，它保证了中国版图的统一、中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稳定发展。中国政治的相对稳定性，使中国科学技术缓慢进步，同时也未见间断。由于地理上的相对隔绝、政治上的相对独立稳定，古代中国人所创造的科学技术也具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独到的体系。构成这一独特科学技术体系的有农、医、天、算术等学科，以及陶瓷、丝织和建筑等技术。

总体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中技术成果占据了主导地位。可以说四大发明，即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代表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它们都是技术创造，而非理论形态。而中国古代技术的发明、推广以及技术创造的类型、路径选择都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相适应。自秦汉之后中国的“大一统”的政治结构最终决定了中国经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形态，而中国古代的技术结构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古代中国的许多技术创造，例如四大发明、大型水利与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等，都直接与中国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有关[14]。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大型手工作坊、大型工程建设，大多是直接由官府组织和管理的。这使得中国一方面可以集国家的力量保证技术的保存、延续与继续开发，导致中国在长时间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技术体系的封闭性，技术的发展趋向、效用往往仅仅取决于官府的需求或支持。

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的结构则与文化传统，亦即以儒家为正统道家为补充的文化结构相适应。儒家认识世界的模式，是个人经验(包括社会的和心理的诸方面)的合理外推，即把家庭结构外推到国家，把父子关系推广到君臣，这种直观外推模式也深入到中国科学家的思想方式之中。这种思维模式一方面使得中国的科学理论带有明显的经验论、无神论的色彩，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古代科学理论具有直观和思辨的特点，特别是儒家伦理中心主义使科学理论趋于保守、缺乏清晰性。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科学家，例如董仲舒、王充、朱熹、沈括等，都以人的行为和感受外推来解释自然现象。这样就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在那些用日常经验和直观外推能够解释的科学领域，古代中国科学理论都有过精彩的论述，如对于流星、化石、彩虹等现象的解释;而对于超出直观所能把握的领域，中国古代科学理论就显得含混不清，甚至堕入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例如“气”和“阴阳”这两个科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是理论中最抽象的，但都没有摆脱感性的特征，而且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始终是含糊不清的，借此而建立起来的解释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也就不可能具有必要的清晰性。儒家思想不仅影响古代科学家的思想方式，其价值取向也实质性地影响了科学理论的内容和发展趋向。中国古代，科学理论，特别是天文、数学和政治密切结合，对自然的理论解释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科学理论不注重事实，不注重逻辑，而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思想工具。同时，儒家的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精神，也造成科学理论技术化的倾向，注重技术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不注重理论体系的自我完善。

[1] 金观涛、刘青峰: 《金观涛与刘青峰集——创造与反思》，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4—185页。

[2] 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一直到18世纪中叶，一般都认为中国远胜于欧洲，不论在科技或在经济上皆然。或许实情亦复如此。”参见: 埃德蒙·莱特斯，《哲学家统治者》，《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

[3] 陈凡著: 《谈实用科技》，辽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103页。

[4] 潘吉星主编: 《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5] 何高济: 《利玛窦中国札记》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4页。

[6] 张允熠: 《“中学西渐”与马克思主义》，参见: 吾敬东等主编，《对话: 中西方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0、71页。

[7] 童鹰: 《世界近代科学技术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

[8] 江晓原: 《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载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第7卷第2期(1988)。

[9] 钱穆: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页。

[10] 李约瑟: 《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科学》28卷1期(1945)，第54—55页。

[11] Needham，Joseph，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London: Allen＆Unwin 1969， p． 190． 转引自陈方正: 《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上)，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8页

[12] 陈方正: 《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上)，第39、42页。

[13] 同上书，第ⅩⅦ页。

[14] 金观涛、刘清峰: 《创造与反思》，第289—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