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开放，气势豪迈

以上说明了孟子公共价值思想的形成与孟子对古圣先贤思想的继承有重要关系，同时与孟子所代表的阶级和个人的愿望有重要关系。孟子公共价值思想的形成还与孟子的个性和气质密切相关，这是促成其公共价值思想形成的辅佐条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思想的开放性和个人气势的豪迈性。思想的开放性要述说的是他的学术方法的秉性，气势的豪迈性要述说的是他的学术形式显现的个性或者是他学术表述方式的特性，这里所述说的是孟子的哲学语言。

前面提到孟子思想特质具有开放性，以开放的眼光去继承和发展古圣先贤的思想，不采取固定的思维定式，凡是有利于公共理性思想形成的学术观点和事实都可以开放地吸纳、兼容并包，同时又不违背基本的原则，即孔子提出的“仁”的原则，这必然使孟子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较好的包容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利于其公共价值观念在社会政治领域的推行。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时期，各种学术观点交织和各种议论层出不穷，百家争鸣并没有结束，在这样的时代，学术兼容是大势所趋，固执己见的单一思维很难让学术立足，孟子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以开放性的姿态提升自身的学术地位。

孟子在思想上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体现在多方面: 一是以开放的姿态包容不同的思想，强调随机应变。比如当嫂嫂陷入困境时不要拘泥于固定的礼节而要对嫂嫂援手相救。淳于髡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说: “礼也。”淳于髡问: “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说: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21]按照礼节，男女应该遵循授受不亲，但对嫂嫂的救援则要冲破这一礼节限制，因为嫂嫂生命处于危机时刻，如果不冲破礼节就是对嫂嫂不仁不义，突破礼节的限制体现了大仁大义，又表现出对轻重缓急的权衡，随机应变。这表现了孟子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固执地坚持传统伦理框框的限制，主张与时俱进，像这样的事情在孟子的著述中有很多。孟子讲人性本善，以开放的观点讨论人做“不善”的原因，“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22]。孟子说: “富岁，子弟多赖; 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23]即是说由于受到社会其他原因的干扰而导致做坏事，并不是本身的本性所致，这些观点体现了开放性和灵活性。

孟子的思想体现了“和”的特点，既考虑到统治者的需要，也考虑到黎民百姓的需要，还关注了时代变化的需要，通过权衡思量，做到与时俱进，从整体上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开放性表现为采纳古圣先贤的思想和综合各家的思想，例如孟子思想中强调“圣”的境界和特立独行的“大丈夫”人格理想，这与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的“真人”境界有一致性的地方。孟子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者，反映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必然具有兼容各家思想的性质。儒家学说不同于墨家学说中只关注黎民百姓的问题，儒家的视野更开放和广阔，着眼于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既解决黎民的问题，又解决政治统治的问题，既符合官方层次的需要，又符合普通民众的需要，可以称之为上下皆宜，因此儒家比道家“避世”的思想、墨家只关注下层百姓的思想更受欢迎。“墨家虽然提倡非攻、节用，关心百姓疾苦，但不为官方阶层认可，导致墨家思想只在下层群众中流行。儒家思想比墨家思想更具有普遍意义，儒家最后得到社会独尊是必然的，因为致用思维的现实性决定了这一结果。”[24]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做到了普世性，而道家和墨家只关注了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不可能在思想上具有普世的价值，因此二者走向衰落是必然的，儒家思想后来走向强势，不能不说是“和”的特点使然。

孟子的语言具有直白的特点，做到一针见血，这种语言特点利于其思想的发挥。孟子见梁惠王时，梁惠王问: “叟!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直接说: “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 ‘何以利吾国?’大夫曰: ‘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 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25]孟子的“仁义而已”“何必曰利”是直白的话语，一针见血，直接陈述了思想。孟子说: “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6]君王如果直行仁义没有不能称王的。孟子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很多话语都以“不王者未之有也”来结束，的确达到理想的思想表达效果。以直报怨是儒家的传统，孟子继承了这一传统。孔子说:“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注释说: “德，谓恩惠也。”“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于其所德者，则必以德报之，不可忘也。”[27]“直”的特点利于思想的表达，更能达到公而无私、铁面无私。

孟子的语言表达体现了顺水推舟、水到渠成的论说方式，达到顺理成章的效果。孟子在论述人性“善”时与告子论辩就是顺水推舟，达到了自己论说的目的。告子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的问题。告子说: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於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於东西也。”孟子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 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 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28]从这一段辩论可以看出，孟子在论述时运用了顺水推舟的方法，告子以水的流向无所谓东西说明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孟子则顺着告子的观点说明水的流向无所谓东西，但必然向下，人性本善就像水无不向下一样。这一论述体现了孟子思想转换迅速，善于抓住对方的漏洞，直奔要表达的主题，体现了孟子的聪颖和智慧。

孟子的思想高屋建瓴，直指大道仁义和仁政学说，凸显了思维的至上性，思维不限于小事情和小道理。孟子研究人本性的问题、政治的本质问题、公共价值的建构问题，实现了天地人三者相统合的逻辑架构。思维的至上性是智慧高远和才气宏大的体现。孟子的思维气势磅礴，给人以气吞山河的架势。孟子见梁惠王直指仁义，孟子与告子论辩人性问题都以宏大的气势震撼对方，达到理想的思维效果。孟子论述“气”气势磅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29]。孟子的“气”不是小家子的“气”，是“浩然之气”，这种“气”具有宏大的特点。孟子提出“大丈夫”的人格思想，气势威严，“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30]。孟子的语言气势宏大，论述精当透彻，给人以思想的震撼，以清晰的条理、缜密的逻辑，达到了思想发挥的目的，具有很好的效果。

正是基于孟子思想的开放性和语言气势的豪迈性，使孟子在思想上达到了与众不同的效果，体现了孟子的哲学个性和个人气质。孟子的个性与气质导致了其学术主张对政治的强大张力和穿透力，导致了其思想范式在学术上的广泛影响力和人格本身在民众中间的极佳感染力。孟子公共价值思想的产生与孟子的这些个性和气质分不开，应该说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孟子公共理性思想产生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对古圣先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由于孟子本人具有的个人条件和个性气质，使孟子思想实现了时代超越。孟子思想继承了孔子等古圣先贤的仁义思想和《诗经》《尚书》《周易》等经典思想，使其思想具有公共理性的特质。同时孟子所处地位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满足统治者和黎民百姓的双方需要，而提出公共理性主张，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孟子在思想发展上采用了兼容并包的方式，以开放性吸纳不同的思想补充自己的思想主张，同时孟子的语言运用方式具有气势磅礴和宏大的特点，以独特的语言个性增强了思想的发挥，并提升了思想对社会民众的张力和对社会政治的干预力，以达到公共价值在社会推行的目的。

[1]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第758页。

[2] 《孟子·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4～235页。

[3] 《孟子·万章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15～316页。

[4] 《孟子·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4页。

[5] 《孟子·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3页。

[6] 《论语·为政》，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53页。

[7] 《礼记·表记》，《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39页。

[8] 《礼记·缁衣》，《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47页。

[9] 《论语五·为政篇上》，卷二十三，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533～534页。

[10] 《尚书·周书·泰誓》，《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81页。

[11] 《拾遗·近思录拾遗》，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376页。

[12] 《岳阳楼记》，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13]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14] 《孟子·尽心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52页。

[15] 《孟子·万章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10页。

[16] 《孟子·滕文公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58页。

[17] 《孟子·离娄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77页。

[18] 《孟子·离娄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75页。

[19] 《孟子·滕文公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72页。

[20] 《孟子·公孙丑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50页。

[21] 《孟子·离娄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84页。

[22] 《孟子·告子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28页。

[23] 《孟子·告子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29页。

[24] 参见李长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生态和合论》，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41页。

[25] 《孟子·梁惠王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1～202页。

[26] 《孟子·告子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41页。

[27] 《论语·宪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57页。

[28] 《孟子·告子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25页。

[29] 《孟子·公孙丑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1页。

[30] 《孟子·滕文公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65～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