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派

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派，是普罗诗派。

普罗诗派（“普罗”是英文proletariat的音译缩写，意即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诗派，是1928年左右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应运而生，这是政治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一翼，“普罗”诗歌也形成一股空前壮阔的潮流。该派以蒋光慈、殷夫、蒲风等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一些诗人为主干，还包括我们社、前哨社、引擎社、汽笛社以及中国普罗诗社等一大批普罗诗歌新军。

普罗诗歌消解了新诗初创时期作品强烈的主观性与个人性，把其“平民化”的趋向发展到极端，使之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普罗诗派的主要诗歌形态——政治抒情诗，侧重严酷现实斗争生活的反映和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呼唤与鼓荡。歌颂十月革命，歌颂中国革命，并把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结合起来，是这派诗作的重要主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拓荒者的蒋光慈，最早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从大时代的人民革命斗争中汲取诗情，自觉地将自我消融于群众的波涛之中。他于1925年出版的诗集《新梦》开创了无产阶级诗歌的先河。郭沫若《恢复》（1928）显示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初期诗歌创作的实绩。而站在普罗诗歌艺术顶峰上的殷夫，以他的红色鼓动诗《别了，哥哥》《血字》等，像集束炸弹般投向敌人营垒。其他如钱杏邨的《暴风雨的前夜》、冯乃超的《流血的纪念日》、冯宪章的《梦后》、洪灵菲的《在货车上》等，无一不是掷向敌人的投枪。可见，普罗诗人们以表现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力量、推动实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己任，在诗歌中展示了高昂的革命热情和“浪漫蒂克”的革命信心。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难能可贵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流派，却在20世纪30年代初逐渐沉寂下去。究其原因，客观上是白色恐怖的压迫，创造社被查封，太阳社解散；主观上则是他们鼓吹的“飞行集会”、罢工游行、暴动巷战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不合形势要求；同时，过分强调诗的社会功利性，大部分诗作陷于概念化、标语口号化，忽视了艺术审美特征，存在明显的直露、粗糙和缺乏个性的弊病，即普罗诗歌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有意主观片面地描写“现实”，将现实理想化。他们的诗里只有胜利没有失败，只有对革命光明前景的憧憬而省略了革命斗争的残酷、复杂和曲折。这种革命的“浪漫蒂克”将文学简单地视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却忽略了诗歌本身的艺术特质，而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之间严密的支配与依附的关系，则给以后的政治抒情诗写作留下了隐患。

总的来看，普罗诗派的创作思想意义大于艺术价值，是个复杂的历史性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