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与文的问题上，徐铉有明显的重道轻文的倾向。但在儒道不济时，徐铉还是看重诗歌吟咏情性的一面，还是讲求诗文要写得格高气逸、词约义微、音韵调畅、华采繁缛。如他在《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中就说道：
君子之道，发于身而被于物，由于中而极于外。其所以行之者言也，行之所以远者文也，然则文之贵于世也尚矣。虽复古今异体，南北殊风，其要在乎敷主泽、达下情，不悖圣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务，如斯而已矣。至于格高气逸，词约义微，音韵调畅，华采繁缛，皆其余力也。[44]
文章（包括诗歌）要宣扬君子之道，要“敷主泽、达下情，不悖圣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务”，做到如此，就足够了。但“行有余力”，儒道不济之时，还是可以追求“格高气逸，词约义微，音韵调畅，华采繁缛”的。徐铉赞成诗文要写得高逸含蓄、富艳流畅，但更推崇自然成文的写作状态，反对人为刻意雕琢。他在《文献太子诗集序》中说：
鼓天下之动者在乎风，通天下之情者存乎言。形于风，可以言者，其惟诗乎？……体有古今，理无用舍。夫机神肇于天性，感发由于自然。被之管弦，故音韵不可不和；形于蹈厉，故章句不可不节。[45]
同时，徐铉论诗重“精诚”、重“天成”，诗歌还要有感而发，不可为文造情，矫揉造作。他在《萧庶子诗序》中说：“人之所以灵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其或情之深、思之远，郁积乎中，不可以言尽者，则发为诗，诗之贵于时久矣。虽复观风之政阙，遒人之职废，文质异体，正变殊途，然而精诚中感，靡由于外奖，英华挺发，必自于天成。”[46]只有发自天机的、灵性的诗作，才会英华挺发，异代流芳。
徐铉的直抒胸襟、率意而为，与元白的“率意放辞”有明显相通之处。但徐铉毕竟是饱学之士，更深知后世学白者失之粗疏的弊病，因而也注重诗歌的含蓄蕴藉，以达到“取譬小而其指大，故禽鱼草木无所遗；连类近而及物远，故容貌俯仰无所隐”[47]的境界，即诗歌要以小指大，以近喻远，借眼见之物，传言外之理，做到典雅含蓄。
徐铉认为诗才是上天赋予的，非积学所能至。语言要清丽，用韵要自然。他说：“若夫嘉言丽句，音韵天成，非徒积学所能，盖有神助者也。”[48]徐铉精通音韵，诗作以近体为多，对仗工稳，音韵和谐，形成清丽流畅之美。
追求清丽流畅是五代文学的共性，儒道式微，政权跌宕，折断了许多文人正常的人生轨迹，使他们从传统的儒家政治责任中解放出来，或情愿或无奈地走向纯文学的创作殿堂。这是对晚唐以来崇尚苦吟雕琢、取境荒僻瘦硬之风的反拨，也是对南唐宗白诗风中过于浅切的补救。
徐铉诗论中的“矛盾”与不足，在白居易身上也存在。徐铉过于强调自然为文，反对必要的细琢以致流于粗疏。因而，晁公武评价其作品时说：“凡有撰述，常不喜预作，有欲从其求文者，必戒临事即来请，往往执笔立就，未尝沉思。”[49]虽然如此，徐铉在乱世中对崇道明教的坚持、对缘情自适的肯定及其对清丽流畅诗风的推崇，使其文学思想在五代宋初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尤其是关于诗歌自适功能的阐述，对宋人自适心理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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