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我的童年和青少年

这一章要说说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说说从出生到我考上清华之前的往事。分两部分谈，第一部分主要谈在烟台的事，主要是童年的事；第二部分谈在上海和北京上中学期间的事，算是青少年时期的事吧！

一、 我的童年

生在济宁

在我出生的前三年，光绪三十二年，祖母去世，父亲丁忧去职，全家也离开了广东。光绪三十四年，父亲为祖母守丧期满，改任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兼管黄、运两河事宜，上任之前，把家暂时安置在济宁。第二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撒手人寰，国家也改元为宣统元年。这一年为己酉年，闰二月十四日（1909年4月4日）我就出生在山东济宁。

民国元年，父亲应山东都督周自齐之召，到济南署理山东提法使，不久，又改任都督府秘书长，兼筹备国会省议会选举事务所所长。这期间，我们家也随父亲安置在济南。民国二年，父亲任胶东观察使，兼外交部烟台交涉使。官制革新后，观察使改称为道尹。道尹衙门在烟台，我们家在我四五岁的时候也就迁来烟台。父亲在道尹的任上一连做了十年，所以我家后来也就一直在烟台生活。在我的儿时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道尹衙门，是我们的私塾，父亲的书房等，而关于我的出生地济宁和幼年时曾经生活过的济南，却没有多少记忆。下面就是我对儿时生活环境和一些活动的片断记忆。

道尹衙门

道尹衙门原先是一所师范学校。它的东墙外是安仁街，安仁街一直往北，可以通往烟台山。

整个道尹衙门可以分为南北两个区域，两个区域之间有一条走廊联接。从整个建筑来看，走廊不在正中间，而要偏东一些。走廊也是通道，走廊南头东边对着大门。进大门往西走十几米，就到了与这条走廊交叉的路口。从这个路口一直往西，可通往职员们的住处；往南，可以进入道尹衙门的南半部分，可以进入操场，操场西边是内宅；往北是道尹衙门的北半部分，由这条走廊把北院分成东西两片。

南半部分的东侧，是一个很大的操场。逢年过节大的娱乐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母亲去世后，焰口台也搭在这里。操场的南边约占操场四分之一的地方，有一片草地，草地上立着根很高的旗杆。操场南半边西侧，是洗相室和大厨房；北半边西侧是一个跨院，跨院里有正房和东西厢房，东厢房和上房之间，还有个小厨房。平时，父母他们住正房，我们住厢房，我就住在东厢房。操场北面是过厅，母亲学琴和弹琴都是在这个过厅里。在过厅和跨院之间，有一座古墓，当地人叫“丘子”，不知道是什么人的遗骨，暂厝在那里，四周砌着矮墙，里面长满了荒草。

道尹衙门的北半部分，原来可能是学校教职员办公的地方和教室，所以有很多间房子。走廊东片的房子大约是原来的办公室、教研室，只有一排，都是朝西开门；西片可能是原来的教室，有两排。用作道尹衙门之后，东片最南头是办公室，当时叫“签押房”，是父亲处理公务的地方；签押房的外间是父亲的书房，里面放满了书架，书架上放着各种图书和文件；再往北是西餐厅；西餐厅北边是几间住房，其中有木工房，里面有木匠师傅们干活用的长凳，以及锯子、刨子、锤子等各种工具，几位木匠师傅也住在那里；再往北，就是北院的最北头，是私塾，也就是我和兄弟姐妹们读书的地方。西片的两排房屋，挨近走廊的一排，即前面的一排，跟签押房对着的是一般办事人员办公的地方，跟西餐厅对着的是洋花厅。后面的一排，是职员们的住处。

私塾里边的布置是，我和兄弟姐妹的座位在房间的最北头，背北面南，老师的桌椅在我们对面。西边有一张方桌儿，是我们和老师一起吃饭的地方。东北角上搭了一张木床，木床上常常支着一顶帐子，那是老师休息的地方。

走廊的最北端，是秋千架，自北向南排列的有爬绳、绳梯、木梯等运动器材。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活动身体。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爬绳。

这就是我能够回忆起来的道尹衙门，就是我儿时生活活动的主要地方。这里曾留下我快乐的笑声、伤心的泪水。在这里，父母为我定下了娃娃亲；在这里，我接触了照相这样的新技术，养成了对新事物感兴趣、喜欢钻研的性格；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父亲在道尹任上的一些所作所为；在这里，我经历了丧母之痛的人生大不幸。总之，这里是我由一个懵懂无知的幼儿，成长为一个心智初开的少年的地方，从这里走上了我人生的漫漫路程。

娃娃亲

我三岁时跟着家里住在济南，四五岁时才去的烟台。在济南生活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一生的大事。在我三四岁时由我的父母做主，给我说下了一门亲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三四岁时，父亲到任之前曾经在济南生活过一段时间。济南是山东省城，人物荟萃，父亲因此结交了很多颇有作为的朋友。其中一位就是我后来的岳父梅光羲。梅光羲当时是地方法院的院长，又是一位佛学大师。听说在他公署衙门外墙，立着一根很高的旗杆，旗杆上还点了灯，旗子上写着四个大字：“阿弥陀佛。”还听说他要求监狱中的犯人都要念经礼佛。他精通的不是密宗，是法相宗，是唯识论。

在济南的时候，父亲免不了要出席一些宴会。有一次宴会，父亲带着我去参加了。父亲的朋友们看着这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像是挺机灵的样子，让我表演一个节目。记得我当时练了一趟八段锦，一下子被梅光羲看中了。他有十几个孩子，大多数都是女孩儿。他说：“我的女儿，你挑一个，嫁给老大或是老二都行。”父亲说：“老大已经有人家谈过了，就老二吧！年龄要配，总要男大女小吧！”现在的人们大概很难想像，三四岁甚至一两岁的小孩子，就要谈婚论嫁了——当然是由父母代替的。

我九岁时，父亲在烟台任道尹，梅光羲到烟台来办公事，趁这个机会，就为我们定了婚。定婚仪式还挺复杂，双方要互送一些定婚的礼物。我们送女方些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女方送给我不少礼物，其中包括袍子、马褂、靴子之类的东西，但都是大人穿的。我当时不懂事，又淘气，躲在一边悄悄地试穿，觉得很好玩。心里高兴，主动地给我这位未来的老丈人剥了一个橘子。惹得大人们拿我打趣，说：“这孩子真会来事儿，现在就知道拍他丈人的马屁。”

梅光羲也带来了这女孩儿的照片。记得是一张集体照，好像是梅家的全家福。大人们指着坐在前排的一个小女孩儿说：“看看吧，这就是你的媳妇儿。”我一眼看见一个哭着脸、样子挺丑的女孩儿，一边喊着：“我不要，不要她做我的媳妇！”一边哭着跑开了。后来才知道，照这张相片的时候，她哭着闹着不愿意照，硬要她照，结果就照成了这个样子。她比我小两岁，定婚那一年才七岁。

两个不懂事的孩子的婚事就这样被决定了。这完全是一种包办婚姻。但就是这桩由父母定下的娃娃亲，竟决定了我的终身大事。就是这位叫梅静明的女孩儿，最终成了我相濡以沫的结发妻子。虽然从儿时定婚到长大后成亲，这中间出现过一些波澜，但就是她跟我生儿育女，跟着我颠沛流离，陪着我担惊受怕，与我一起度过了将近三十年的坎坷岁月。与她在一起生活的许多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留待后面再陆续补出吧！

鸬鹚咳

大家看我活到了一百岁，而且看上去身体还挺好，总以为我从小身体就比一般的孩子都好。其实这是个误会。我小时候身体并不好，可以说是体弱多病，健康状况甚至连一般的孩子都不如。为了祈求神佛保佑，记得在我的床头挂着一张济颠和尚的画像。小灾小病不大记得了，至今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大约五岁的时候，我得过一种很麻烦的病——“鸬鹚咳”。

鸬鹚是一种水鸟，有的地方又叫墨鸦，通称鱼鹰。“鸬鹚咳”这病听起来挺雅，咳起来真的很难受。这种病的第一个特点是喘得厉害，尤其是春秋两季，更加厉害，喘的时候，喉咙里发出一种像是野鸭叫声一样的很难听的声音，我想这大概就是它被命名的原因吧。它的第二个特点是连续不断地咳，几乎不分白天和黑夜，一直不住地咳。它的第三个特点是非常顽固，很难治愈。

为了给我治病，最辛苦的是我的母亲。在烟台到处求医问药，不见好转，没办法，为了给我看病，她带着我坐轮船从烟台到天津，又坐火车从天津到了北京。

在天津，我们住在梨站，在劝业场隔壁，是天津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我们住在二楼上，窗外就是大街。有一天，忽然听见有人喊：“发水了，快跑呀！”再一看，坏了，水已经把一楼淹了，客厅里都是水，下不去楼了。我们只好从二楼窗子里爬出来，坐船逃生。后来就到了北京。

在北京，我们住在奭良家。奭良是旗人，清朝遗老，民国年间，参与过修订《清史稿》。他的太太，我要喊她“干娘”。看病的医院，当时叫德国医院。这家医院在台基厂路东，是现在北京医院的前身。这里曾是曾纪泽的毅勇侯府。侯爷府在曾纪泽去世之后，又过了些年，遭了一场大火，几乎被夷为平地。侯爷府着火的时候，父亲早已离开了那里，对这场火灾的情况知道得不多。再往后，德国人就在侯爷府的原址上开了这家医院。

给我看病的大夫是个外国人，叫狄卜尔。他的医术很厉害。他是外治内治相结合。外治要贴芥末膏，把些什么药跟芥末掺在一起，涂在纱布上，制成胸口那么大的膏药，贴在前胸和后背上；内治是往肚子上打针，很粗的针管儿，里面是黄色的药水儿。最后我这病还真就给他这样治好了。

现在想想，这种病也许就是肺结核吧，当时的人们都不了解它，中医们拿它没办法。

私塾和父亲的书房

我没有读过新式小学。大约是五岁左右，比现在孩子们上小学略早一点，我开始在私塾里读书。我们的私塾，实际上就是道尹衙门最北面东侧的一个房间。我和哥哥、姐姐都在这里读，到后来，弟弟、妹妹到了开蒙的年龄，也在这里读书。当然，兄弟姐妹年龄不同，学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各有各的进度。

教书先生姓沈，常州人，前清时中过举，旧学根底不错。他教我们念些儒家经典，《诗经》《论语》全要背，《孟子》挑着背，《礼记》念过其中的几段，《左传》只讲左氏传，不讲《春秋经》，《尚书》和《周易》没有念过。念这些书的时候，只是要求背诵，很多内容，当时并不理解。

小时候淘气，不好好背诵，有时喜欢出点花样儿。比如背《诗经·卷耳》“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还要再加上一句“青菜萝卜汤”。给老师听到，免不了要挨板子。

在私塾里念这些东西，说不上怎么抵触，也说不上多么喜欢，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学下来了。但仗着小时候记忆力好，念的东西，许多现在还能背得出来。我的这点儿古文基础，都是那时打下的。不仅如此，念的那些书，其内容当时虽然不完全懂，但回首百年来的人生路程，可以看到，它们对自己一生思想行为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平生在思想上受儒学和佛学影响最大，儒学的影响实种因于此。

七八岁时，私塾老师教作诗，也是先要求背，再模仿着作。先五言，再七言。很多诗的内容，实际上是似懂非懂，有些诗甚至是完全不懂。虽然如此，我还是被旧体诗优美的旋律深深地打动、强烈地吸引了，由衷地喜欢这些诗。在古代诗人中，我最喜欢李白。说不上是喜欢他那狂放的性格，还是羡慕他的天纵之才，总之就是喜欢他。

在百年生活的途程中，常常有诗歌陪伴着我，觉得生活过得有滋有味。逢到兴之所至，不禁要动笔以诗歌的形式寄托自己的情感。直到近些年，也还是时不时地写几首旧诗。这些都跟小时候受到的诗歌方面的教育有直接关系。

沈老师教了我们三年，就离开了我家。换的一位新老师姓张，张荔裳。张老师主要教我们读《古文观止》，学着写文章。张老师懂些新东西，除了文史知识之外，还教我们数学。原来只学过珠算，现在要学算术等知识。数学课本也是线装书，从加减乘除一直学到开平方，也学了点儿初等几何。学数学不仅让人识数，也帮助人学会思考，分析问题。

除了老师教的知识之外，也看些课外书。父亲办公的签押房的外间，就是父亲的书房。书房里有很多书，我们可以随便翻阅，父亲从来不干涉。那时头脑里虽没有四大名著的概念，但现在回忆，那时看了不少的书，而那四部书也都是那个时期看的。大概先看的《西游记》，喜欢孙悟空，找根棍子当“金箍棒”，仿佛自己就成了孙悟空。后来先后看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看了《水浒》，佩服武松，武松打虎，武松杀嫂，又有本事，又讲义气，真是个英雄。看《三国》最佩服关羽和诸葛亮。关公跨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驰骋疆场，神勇无比；坐在灯下，手捋长髯看《春秋》，义气千秋。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知天文，晓地理，神机妙算。书中把这些英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终身的印象。看《红楼梦》喜欢贾宝玉，看到拷打宝玉的情节，想起自己挨打的情景，觉得自己就是宝玉；母亲去世后我到了上海，与舅舅家的表妹朝夕相处，又觉得表妹就是黛玉……

除了四大名著之外，还有两种书对我影响比较大。一种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一套书，从第一本到第八本，书名记不清了，好像是《共和国教科书》吧，记得其中有骆宾王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第二本头一课，有个小孩子到罐子里拿糖，手进去抓了一把糖，结果手拿不出来了，大概是教育人不要贪心吧！战国时齐国的田单利用火牛阵大败燕军的故事，给人印象深刻。小孩子的心理，见什么就想学什么，我家没有牛，就把家里养的猫拿来作实验，在猫尾巴上绑上鞭炮，点着之后，鞭炮一响，吓得猫一边尖叫，一边拼命奔逃。大人知道了免不了一顿责打。记得第八本有铁达尼游船（即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事，看了之后令我震惊，我不明白，那么大的船怎么会沉呢？这样的故事让我对新的事物产生兴趣。那时候我有一个上了发条就能跑的小汽车儿，不明白为什么用钥匙拧几下儿它就能跑，心里好奇，忍不住想拆开了看。不想发条的力量很大，突然弹了出去，一下子把顶棚冲了个窟窿。顶棚是房顶上用秫秸搭的架子，糊上纸，又隔热，又隔音，有了它，房顶也显得好看些。糊顶棚是件挺麻烦的事，把顶棚弄破，当然是闯了祸；加上那小汽车儿虽说是玩具，在当时买，也要花好几块钱，算是件比较值钱的东西，把它弄坏，也要受到惩罚。结果二过并罚，受了一顿重责。这便是我那好奇心惹的祸。但是责打并没有压制住我的好奇心，相反，我一生对各种新鲜事物感兴趣，什么东西都喜欢自己动动手的性格，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养成的。读清华，学市政工程，在大学里玩摄影，参加乐队，工作后从事过多种行业，包括搞电影，搞仪器设备等，一直到最后几十年专门搞实验语音学，都是受这种性格的影响。到现在，我虽然已经一百岁了，但仍然喜欢摄影，可以用电脑写东西，可以上网查资料，收发E-mail，感觉还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是得益于我的这种性格。

再有一种书就是《吴友如画宝》。这套书内容非常丰富，又非常有趣，画儿画得生动传神，很适合小孩子的口味。记得里面的图画有古今各类人物，各种风土人情，奇闻佚事，以及多种珍禽异兽等。有些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比如汉高祖斩蛇起义的故事、伯乐相马的故事，过去从别的书里读到过，但在头脑里不够具体。这部书专门有“高祖斩蛇”、“伯乐相马”的画片，借助这些生动的图画，这些人物、这些故事在自己头脑里一下子活跃起来，让人觉得特别亲切。当然，书里表现的一些事情，和自己成人后所了解的世界不尽相同，但它对打开小孩子的眼界所起的作用，真是不可低估的。

父亲书房里除了书籍之外，还有不少古今名人字画。郑板桥的、刘石庵的等等，印象最深的是一幅写着“放下”两个大字的条幅，写在一张很大的圆纸上。那是谛闲和尚为父亲写的。谛闲和尚属净土宗，是父亲的朋友，对佛法有相当精深的研究，因此父亲很敬重他。父亲也信佛，是在家修行，他有个道号，称“显光居士”。父亲在官场上做久了，难免遇到些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推想“放下”这两个字，就是老朋友为帮助他排遣那种郁闷心情而写的。父亲把它挂在书房，当然与欣赏它的书法艺术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父亲深深认同这两个字所传达出来的那种佛学思想，那种禅意。这两个字虽然是写给父亲的，但它们对我一生也有很大影响。像我这样一个生于清朝末年，饱经沧桑的百岁老人，可以说是世态炎凉，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如果没有“放下”的心态，怎么会有今天的我呢！

在父亲的书房里见到过的一封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封与秋瑾有关的信。信是辛亥革命前写的，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民国几年了。信里有一张印着秋瑾小照的明信片，大概是用作宣传用的。照片里的秋瑾穿裙子，手里拄着一把闭着的阳伞，戴着一顶东洋人的帽子。信是秋瑾的结拜姊妹吴芝瑛写给父亲的。吴是位颇负盛名的才女，比秋瑾大几岁，跟母亲比较熟。写信的目的是想要营救秋瑾。秋瑾犯了事，吴芝瑛和她的丈夫廉泉等人以为父亲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上话，所以托父亲为秋瑾说说情。从今天了解的情况看，秋瑾于1907年7月13日在绍兴被捕，只隔了一天，15日便在当地英勇就义，其间根本容不得别人开展救援活动。所以父亲当然不可能为挽救这位女侠的生命做些什么事情。虽然如此，这件事情在今天看来还是颇耐人寻味的。父亲是吃着清王朝俸禄的地方官，而秋瑾则是一位造清王朝反的革命家，从大的历史背景看，双方本是势同水火的敌对阵营的人。秋瑾被捕入狱，她的朋友们怎么会找父亲帮忙开脱呢？父亲又为什么要保存与这位清廷反叛有关的信件呢？我想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这些革命者的眼里，父亲是比较开明的、对革命有一定同情的人，是遇到事情可以求助的人；而秋瑾被捕，事出仓促，吴芝瑛等人为了营救秋瑾，尽了最大努力，动用了各种可以动用的关系，哪怕有一线希望，也要力求让秋瑾免于一死。而在父亲眼里，秋瑾这位女中豪杰大约也是一位值得敬佩、值得纪念的人物。

签押房

签押房是父亲办公事的地方，虽然去私塾读书的路上总要经过那里，但我们平时很少进去。常见父亲手下的办事人员从那里出出进进，不知道大人们整天都忙些什么事。但记忆中我也进过签押房，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大约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天很晚了，父亲还不回家休息，母亲不放心，让我们去喊父亲。从我们住的院子到签押房，中间要经过操场北边的那个古冢，黑灯瞎火的，姐姐、哥哥都不敢去。母亲问我敢不敢去，我心里虽然也有些害怕，但嘴上还要逞一逞英雄，说：“我不怕，我敢去！”

我一个人提着灯笼，出了跨院儿，走过那个古冢时，嘴里不住地叨咕着“我是鬼，我是鬼……”好像听谁说过，如果这样说，鬼知道我和它是同类，就不会来伤害我了。走过古冢和过厅，到了走廊，就看见签押房里透出的灯光了。

我进了签押房，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握毛笔，凝神苦想的样子，桌上高高地堆着一摞一摞的卷宗。我问父亲，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不回去睡觉？父亲指着这些卷宗说：“这些是各县报来的死囚的案卷，人命关天，一笔下去，就是一条人命啊！”那时候道尹的权力相当大，可以决定人犯的生死。各县处决人犯，要上报道尹核准执行。每逢决囚的时候，都是他最辛苦的时候，他都要反复考虑，看有没有理由不处死刑。

挨打和受奖

男孩子淘气，小时候做了错事，轻则挨骂，重则少不了要挨打。挨过多少次骂，为什么被责骂，早就记不清了。挨打的事，像上文提过的因为不好好背《诗经》挨老师的板子，因为弄“火猫阵”、因为拆坏了小汽车儿又弄坏了顶棚挨大人的打等等，至今都还记得。这几次由于自己的过错挨的打，打得都不是很重，但有一次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了不起的事，却被打得很重。后来看《红楼梦》，看到拷打宝玉的一段，就自然联想起自己这一次挨打的情景。

那次挨打的起因，大约是因为与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娥娟闹矛盾引起的。苏姨——她的生母，父亲的姨太太在父亲面前告了我的状，父亲当着母亲的面，夸赞姐姐，而批评我“没出息”。在父亲眼里，我就是一个经常淘气，只会耍点小聪明儿的没出息的孩子。听父亲这样的责备，对我来说早就不止一次两次了，没想到这一次让母亲真的动了怒。从没见母亲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她把我按倒在地，亲自动手，暴打了一顿。最后是外婆拼命保护，才把我救了下来。

庶母苏姨是父亲在广东时下属们为了巴结他而送给他的女人。她虽然因为出身贫寒，没有资格做父亲的正妻，但作为为了讨好上司而送给他的“礼物”，她不是个普普通通一般的女孩儿，颇有几分人才。加上她比母亲年长，经历的事情多，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更长等，所以这位姨太太在家里还是有一定地位的，父亲对她的话也是比较重视的。母亲虽然是明媒正娶的嫡夫人，但结婚时年龄太小，还只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孩子（已详第一章），加上在盛家那样的家庭里，从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不会服侍人，不会讨好人，因此在吴家并没有多大的优势。愤懑的情绪积累久了，终于要爆发出来。拿孩子出气，实际上是要发泄对这种家庭生活的不满。

其实做父亲的教育孩子，批评孩子，基本上都是出于望子成龙的思想，嘴里骂着孩子“没出息”，正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这本是极正常的事。孩子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哪有亲生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更何况我的母亲平时对我们是那么的温柔慈爱，怎么一下子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一次挨打的事，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过来。原来母亲打我，实际上是打给父亲看的，是打给庶母看的。她嘴里骂着我“没出息”，心里的潜台词是：“凭什么我生的儿子就没出息？”我吃亏是吃在嫡庶之争，是由于妻妾不和，是受了旧的婚姻制度的害。

这次挨打的事，虽然我至今都还记得很清楚，但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怨恨过我的母亲。想起她，总是她端庄贤淑的样子，总是她带着我到处辛苦求医的样子，总是她慈祥期待的目光。母亲对我一生影响极大，以至于在我成年之后，不得不在从小定下的娃娃亲和少年时期耳鬓厮磨的小表妹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母命难违”还是对我最后决定自己婚姻大事起了重要作用。

儿时的记忆里，挨骂挨打的时候多，但偶尔也会受到表扬。有一件受表扬的事，至今仍记得很清楚。

在我家的男孩儿里，我排行在二。我哥哥吴宗兴比我大三岁，他是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小时候，我淘气，哥哥也淘气。我是明淘，他是蔫淘，闷淘。所以在父母眼里，他也许不是个淘气的孩子。但有一次，他几乎闯了大祸，幸亏我采取的措施果断正确，才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大约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一天私塾里沈老师放假回家，我和哥哥在私塾里看书学习。看着看着，我们就玩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哥哥从哪里找到了一个酒精灯，玩了起来。他点着了酒精灯，看着那蓝色的火焰一跳一跳的，觉得很好玩。不知怎么搞的，酒精流出来，蓝色的火苗忽闪忽闪地随着酒精在地板上流动，我们都觉得很好玩，很新奇。流着流着，酒精流到老师的床下。说来也巧，床上的帐子正好儿拖在地板上，“忽”的一下，被点着了。火一下子着大了，烟也起来了。哥哥吓傻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敢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我见大事不妙，忽然想起隔壁的木匠师傅，便撒腿跑出去，大喊：“不好了，不好啦！着火啦！”木匠师傅赶紧跑到私塾，一把扯下着火的帐子，丢到窗外，接着一阵扑打，把所有的明火都扑灭，这才避免了一场火灾。

父母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批评了哥哥，表扬了我，说：“看，还是老二聪明果断，要不是老二及时找了大人来，这把火不知要烧成什么样子！”这件事对养成我处事果断的性格有很大的作用，它让我树立了处理危急时刻突发事件的信心。在此后的人生途程中，不止一次遇到紧张危急的局面，全靠了我见机明白，当机立断，才得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木工房和洗相室

我从小喜欢动手，最常去的地方除了私塾，就要数木工房和洗相室了。

木工房和木匠师傅的住处是从我们的住房到私塾去的必经之地。看着那些木料在师傅们手中变成各种器具，看着那些木工工具，心里充满了好奇。我经常看他们干活，真想动手摆弄摆弄那些工具。木匠师傅对我都很和气，告诉我这是锛子，是干什么什么用的；那是锯子，是干什么用的；这是凿子，那是刨子……一边说，一边演示，但就是不让我碰他们的工具。说是那些东西都有刃，很快（锋利），伤了手，了不得。现在想想，他们不让我动那些工具，除了怕伤到我，惹出麻烦之外，也有爱护他们的工具的意思。那是他们吃饭的家伙，要靠它们养家糊口呢。

当时虽然因为年龄太小，没能亲自动手做木工活，但对各种工具的功用、使用方法，以及干这些活儿时的动作要领等，可以说是耳濡目染。成年后需要做木工活时，颇有驾轻就熟的感觉，这得益于从小不知不觉间学到的知识。“文革”中下放到干校，我专门备了一个不大的木工工具箱，专门拜木工师傅为师，在干校专门做木工活，让我的木工技术更上一层楼了。

大约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对照相发生了兴趣，原因是这样的：

父亲任胶东道尹时，兼交涉使，有些涉外的公务。其中一项，就是按照政府与俄国人的协议，往西伯利亚派劳工。当时俄国开发西伯利亚，需要征用大批劳动力。于是他们就与当时的政府签订了协议，由中国为他们提供劳工。被派去的劳工们，多是些在押犯之类的人。因为听说那里苦，去了不一定回得来，没有人愿意去，所以那些劳工都被戴上手铐、脚镣之类的东西，一批一批地到烟台来，又从烟台坐船被送到海参崴。

每派出一名劳工，办理护照之类的文件时，政府可得四块钱的印花税，道尹可分得一块钱，算是外快吧。这些劳工在派出前，都要摄影备案。照相和洗相的事，都是在道尹衙门的南院完成的。我那时亲眼看见，即将派出的劳工们每三个人为一组，在南院操场东边的北墙根下，坐成一排照相，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张写着他们姓名的纸板。照了相以后，拿到操场南半部西侧的洗相室去冲洗。看着那小黑匣子对着人咔嚓一响，照了相的胶卷，在暗房里用药水冲一冲，就能出来人像，真觉得不可思议，因此我对摄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八九岁的时候，舅舅盛麟怀从上海来烟台，给我们带来一部照相机，记得是柯达牌的，在当时要花五块钱，算是了不起了。舅舅在烟台住了一两个星期，这期间我跟他学会了照相、洗相，从此更迷上了摄影。母亲去世后，我到了上海，又有了一台专属于我的新相机，玩摄影更方便了。这样，上中学，读大学，甚至做事（工作）以后，都没有放弃玩摄影。现在时兴数码相机，我也买了一部新款数码相机。摄影这个爱好，一直陪伴了我九十多年。

吃西餐

因为父亲当的官儿是道尹兼交涉使，所以处理一般政务之外，还要办一些外交方面的事，这样，我们很小的时候，也就有机会接触了一些外国人。那时在烟台的外国人，常见的主要是英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办外交的有个姓杨的，名字记不得了，他是个日本通，娶了个日本太太。我常去他家里玩。还有一个姓董，名叫董斌夫，英文很好，我跟他学了些东西。

外国领事之类的人到衙门里来，父亲要在花厅接见他们，有时还要留他们在西餐厅用餐，或是用些茶点。因为有这样的需要，衙门里专门雇了洋厨师。每逢这时候，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很开心，因为我们也可以吃到西餐，可以开洋荤了。

有时父亲也带我去回拜。英国领事馆在烟台山上，那里有一块地方，住的都是外国人。到了烟台山，有时要在那里住一两天，吃西餐，吃外国点心，印象很深。日本人对烟台极感兴趣，海岸上很多日本兵。记得一次去回访日本领事是在兵船上，第一次看到大炮，觉得很新鲜，很好玩儿。

当时感觉父亲处理外交上的事很自然，跟那些外国人有说有笑，平等对待；对日本人也不畏惧。不像后来看到的有些文学作品描写的那样，中国人见了外国人总是卑躬屈膝。

过年过节

对小时候过年过节，印象深。一年三大节，旧历年、元宵和中秋节，最热闹的是元宵节。过年时，大门口要挂国旗，用松枝、小灯泡布置。到了晚上，灯泡亮起来，到处是鞭炮声，节日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浓烈起来。

到了元宵节，要请来耍龙灯的，在南院的操场上表演。龙的前面有人引导，从龙头到龙身，再到龙尾，总有十几米长，下面约有十几个人，每个人都用一根长竿儿把这条龙举起来，行上行下，转着圈儿跑，让这条龙做出蛟龙戏珠等各种动作。舞龙的人必须配合得十分默契，特别是举着龙头的人，力气要大，身体更要灵活。龙的制作非常精巧，身上点着许多支蜡烛，在上下翻飞时，这些蜡烛既不会灭，也不会把龙身点着。除了舞龙之外，这一天还放鞭炮，放花，放盒子。“盒子”是五彩扎的戏文，有九层，布置着九出戏，大登殿、三娘教子等，很是热闹。每一层都像是一个舞台，舞台上戏里的人物都是立体的小纸人儿。放的时候先立一个很高的架子，把盒子吊上去，点着后让它自下往上，一层一层地烧。烧完一层，这一层就垂落下来；九层都烧完，这九出戏也就都展示出来了。放盒子是很稀罕的事，放的时候，不光衙门里的人们来观赏，周围的老百姓也有很多人跑来看热闹。现在想想，这东西制作起来很费力，估计得花不少钱。一般是地方上送来，父亲要给他们赏钱，给红包儿。元宵这一晚还有猜灯谜的活动。在临时拉起的长绳上，挂着很多彩色的纸条，上面写着谜面，鼓励大家猜，猜到了有奖赏。

中秋节拜月很隆重，搭台子，摆供品，一直看着月亮上来。大人们可能要想到全家团圆，要思念远方的亲人……小孩子们不懂得关心这些事，只想着撤供的时候，我们就有得吃了。

在烟台经历过的最大的事，就是母亲的去世，详细情况已经在第一章叙述过了。母亲的去世，对我家影响极大，更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护送母亲的灵柩回老家湖州安葬之后，没有再回到烟台，而是跟着外婆到了上海。在上海跟盛家人在一起，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在烟台是生活在旧官僚家庭的话，那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过的就是大商人家庭的生活。在上海的生活打算在下一小节中详述。现在想把我在烟台的事情，十一岁之前的事情，做一个小结，着重说一说这一时期自己的性格、观念方面形成的情况。

回忆这一段生活，虽然当时我还只是个小孩子，但一些性格已经初步形成；很多观念还相当模糊，但对一些人生道理，也已经开始思考。这些主要是受父母特别是父亲的影响，也受老师的教育和书本的影响。

比如对新事物强烈的好奇心，看到什么东西，或从书上学到什么东西，就想去研究，喜欢模仿，像前面说过的仿照田单的火牛阵弄出什么“火猫阵”等等，这种性格几乎陪伴了我的一生。

关于善与恶观念，尤其是政治上的善恶，不是很清楚。父亲不贪。可在广东雷琼道时，下面的人送他姨太太，他也接受了。那时广东一些地方“盗贼蜂起”，他亲自下乡剿办。其中可能有打家劫舍的强盗，也有反清起义的人。像海陆丰一带，是强盗窝，也是反对清政府的革命势力聚集的地方。父亲的做法对不对，小时候从来也没有想过。

父亲在烟台做了十年道尹，北京换了六位总统，但一直没有换他，这种事情很少见。他对旧文化的执着，对佛教的虔诚，他决囚时的慎重，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

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山东的省长换了田中玉，他不喜欢父亲，父亲也不买他的账。他想要撤换掉父亲，另派了一位道尹，但中央不同意撤换，结果弄得当时烟台有两位道尹。我们的衙门在朝阳街的西头，他们派的道尹在东头，两个道尹衙门同时开府办公。这样的局面大约维持了三四年、四五年的样子，父亲终于离开了烟台，并离开山东，到了北京，把家也迁到了北京。

那位新道尹的名字想不起来了，但记得我到南京史语所工作时，租住的房子就是他的房子。世界上有些事情真是太奇怪了。

关于贫富的观念，最初是《红楼梦》给的。看《红楼梦》里写的，穷人是真穷，富人是真富。回过头来看实际生活，也是这样。对于我家来说，有些穷亲戚遇到困难，我们都是尽量周济。来到我家的，给他们吃，给他们找地方住，走的时候还要送些东西。母亲故去时做道场，放焰口，在家里停灵七七四十九天，每一七，都要搭台“施食”，撒馒头。每到这时，就有不少贫苦邻居家的孩子们在这里等着抢馒头。这些丢下来的馒头我们都不吃，不觉得稀罕，可是那些穷人的孩子一个人能抢到两三个，满脸都是高兴的样子。还有那些被送到西伯利亚的人，也都是穷人呀！我们自己吃穿不愁，本来不需要花什么钱，但过年时家里还要给一块大洋做压岁钱。这些就是我当时对贫富的认识。

也没有什么敌我的概念。因为父亲兼着交涉使，所以短不了跟外国人打交道。我曾经跟着父亲到烟台山上的英领事馆办事，还在那里住过几天。没有觉得英国人有什么不好。烟台有很多日本人，他们的兵舰就停在港口，舰上安装着大炮，但小孩子也不懂得仇恨他们。俄国人有时听大人议论，说他们对东三省有野心，也只是心里讨厌他而已。可以说在这些方面，思想上是模糊的。

对于宗教，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接触比较多。不知是不是跟我的健康状况有关系，从五六岁起，家里就要求我背诵《心经》。每天早晨还没起床，在被窝里就要开始背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背是背得很熟了，但当时并不懂。此外，大人们求神拜佛，总要带我去。所以小时候是相信鬼神的，对佛教有一种敬畏之心。

关于男女，虽然已经和梅家定了婚，虽然看过《红楼梦》之类的书，但在山东时，在这方面还没有开窍儿。直到我到了上海，接触了小表妹，才找到点少男少女情窦初开的感觉。这是后话，留待下一小节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