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吾蝉翼之知

《庄子·达生》篇第二节，讲了孔子周游楚国，遇到驼背老人粘蝉的故事。庄周先生记载：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

曰：“我有道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

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偻丈人之谓乎！”

这个故事的大意是说：孔子到楚国去，经过一片树林，只见一个驼背老人正用竿子粘蝉，就好像在地上拾取东西那样容易。孔子说：“你真是巧啊！这里有什么门道吗？”

驼背老人回答说：“我有我的办法。……当我粘蝉时，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一个竖立的木桩；我举竿的手臂，就像枯木的树枝；虽然天地之大，万物纷纭繁多，而我一心只注意蝉的翅膀，从不思前想后左顾右盼，不因纷繁的万物改变我对蝉翼的关注，为什么得不到蝉呢！”

孔子转身对弟子们说：“用心不分散，精神凝聚专一，恐怕说的就是这位驼背的老人吧！”

《庄子·达生》“仲尼适楚”这段文章，写驼背老人（痀偻丈人）捕蝉时，不因纷杂的万物改变对蝉翼的关注，身体和手臂纹丝不动，眼中心中只有蝉翼。因其“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所以，在承蜩（捕蝉）技艺上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孔子说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八个字，也就是庄周揭示的文章主旨。

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听杨昌济先生讲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的课程。在其所做的批语中，即征引了《庄子》“痀偻丈人承蜩”这则寓言故事，用以说明自己的思想。

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第六节《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中写道：

如伏尔弗自序其所著之书曰，吾爱人类，吾书皆为利人而作云云之类是也。夫伏尔弗之言，余非不信，然吾抑不知彼著书之初，固尝先提一人类幸福之问题，次则计划其何以利人类者，乃始发见其所谓理性之思想，而后执笔而书之耶？是不能无疑。吾意伏尔弗必先得一问题，而务欲明辨之，继则既得明晰之思想，而欲以笔达之。于是时也，时而思透彻其论，以邀读者之激赏，学术杂志之表彰，抵制反对者之攻击，其愉快为何如；时而思尽力发挥真理，则得使利益人类之认识，益高其价值，因而成此多种之著作也。夫由此种种之希望而著书，其所著之书之价值，并不因之而贬损。

伏尔弗，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在书中列举他在所著书的自序中说：“吾爱人类，吾书皆为利人而作”云云。泡尔生理解为：著书先要有一理性的思想，然后，才能动笔写书。这样写出来的书，才有利于人类之认识，才有更高的价值。

毛泽东读至此，在书页的空白处批注道：

如著书之事，乃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也。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必如此，而后其书大真诚，而非虚伪。其余各种之事亦然。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庄子曰：“痀瘘丈人承蝉，惟吾蝉翼之知。”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即一片浑忘人己差别，惟注事际事物之真诚）。天下事之所以败，所以无价值者以此。真伪之所分，即优劣之所分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8页）

很明显，青年毛泽东这段批注是结合《伦理学原理》的论述而发挥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著作家“著书之事”，技术家“奏技之时”，都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都要“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也就是如孔子所讲驼背老人粘蝉“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毛泽东引《庄子》“痀瘘丈人承蜩（即捕蝉），惟吾蝉翼之知”意思是说驼背老人之粘蝉，其精神专注到只知道有蝉翼，而不知道有其他，也只有老人自己才知道这种捕蝉的乐趣。著书与奏技这两件事，除“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外，要专心致志，唯一心只在著书与奏技之上，才能写好书、奏好技。由此推而广之，这是决定天下事成败、真伪、优劣的关节点。

毛泽东这里是在借用庄子的话来说明成就事业（比如著书、奏技）的一种境界及其效果。他认为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都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