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子兵法

公元前512年，孙武子在伍子胥的推荐下，以兵法十三篇求见吴王阖闾。吴王阖闾看过之后，命孙武子训练宫女，以验证孙武子领兵作战的能力。于是，孙武子命吴王两个妃子为左右队长，把吴王后宫二百多宫女组织起来训练。但是，尽管孙武子三令五申，宫女们依然嬉笑不止，视训练为儿戏。孙武子和司马都认为按军律当斩宫女队长以整肃军纪。

（孙武）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君命有所不受”，是《孙子兵法·九变篇》中一条最为引人注目的军事原则。司马迁《史记》关于孙子练兵斩姬的史事中，留下了孙武子亲身实践自己兵法主张的唯一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之际，“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不仅是兵学家的主张，在实际军事生活中也是得到认同，是行得通、用得上、起作用的带兵作战原则。

“君命有所不受”出自《九变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孙武子此段的意思是。大凡用兵的方法，主将受领国君的命令，征集兵员编成军队……（出兵征战之时）有的道路不要通过，有的敌人不要攻打，有的城市不要攻取，有的地方不要争夺，有的来自国君的命令也可以不执行。

仔细辨析，孙武子的“五不”（不由、不击、不攻、不争、不受）包括了两个方面：“有所由”和“有所不由”，“有所受”和“有所不受”。不是单一的“不由”“不受”，一切以利为动，依战场的实际情况而定。也就是要从全局利益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善于视情况机断专行。

对“君命有所不受”也要这样理解。在孙武子的时代，首先是“将受命于君”，也就是将权“君授”；其次，是君命要“有所受”，要执行，这是主导方面；第三，才是君命“有所不受”，这是辅助方面，是特殊情况的处置方法；“不受”是有前提的，即“有所”不受，有限制的不受。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子兵法佚文《［四变］》篇，专门解释了“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五句话。其中对“君命有所不受”解释道：“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指以上“涂有所不由”等四方面——引者注）者，则弗行也。”可以看出，孙武的“君命有所不受”是有前提条件和严格限制的，其本意是符合与维护兼并战争中诸侯国国君即国家的根本利益，以夺取战争胜利为目的。

孙武子为了防止将帅囿于国君在大后方大本营制定的作战计划，不知变通而招致失败，明确地有限制地提出了“五不”等主张，其中既包含要求将帅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置，也包含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和要有所取就必须有所不取的朴素辩证观点。孙武子认识到，为了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对那些从全局看来无关紧要的目标，或小得大失的作战目标，则应坚决“不击”“不攻”“不争”。只有这样，才能达成作战行动的主要目的。

“君命有所不受”这个命题，涉及较为敏感的君主和将帅权力分配问题。孙武子之后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兵学家在其理解和实际运用上，歧见纷呈。也不排除后世有些搞分裂割据的人，往往借口“君命有所不受”而拥兵自重，闹独立性，那是对孙武子此项军事原则本意的歪曲。

“君命有所不受”这个命题，说到底是“君将权力论”。这个问题在古代战争中有，在现当代战争中也有。毛泽东在其一生的军事生涯中，即曾经为“将”，也曾经为“君”。作战指挥中，他先后与林彪、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之间，都曾经发生过如何理解、如何运用“君命有所不受”孙子原则的理论碰撞和实际摩擦。在此基础上，他不仅从新的角度阐释了这个著名军事原则，而且有新的发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