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舞将士猛追穷寇

毛泽东曾经向他的师友王季范、周世钊解释过“勇追穷寇”的道理。

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也是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老师；周世钊是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同学。

那是1950年9月，毛泽东约请王季范和周世钊赴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7日，毛泽东在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于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庆纪念招待会后，偕同几个随员来到周世钊的住处，王季范也由隔壁房里来到周的房间迎见毛泽东。

王季范对毛泽东说：“主席，像我们这种对革命没有什么贡献的人，住这样高级的饭店，实在感到惭愧和不安!”周世钊也说：“王季老的话很实在，我有同感!”

毛泽东却对他们说：“你们过去搞了几十年教育工作，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就算是有益的贡献嘛!”

接着，毛泽东问两人：“我们过去分别后，你们参加过什么民主党派吗？”王季范回答说：“没有。”周世钊随即表白：“我对民主党派不感兴趣，因此我不愿加入。”毛泽东又对两人说：“现在全国解放不久，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农村发展党员采取慎重态度，吸收党员较少，你们两位最好先去参加一个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就是知识分子的组织，你们去参加民盟好了。”周王二人说：“好吧，我们考虑一下。”

接下来，两人问毛泽东：“现在全国大陆已全部解放了，台湾怎么不解决啊？”毛泽东说：“台湾也是要解决的，但要时间。再说解放台湾要有海军，没有海军是不行的。等我们的海军建设起来以后，台湾终究是要解决的。台湾要解放，祖国要统一，这是我们的决心。但是台湾到底什么时候解决，现在很难说定……”稍停，毛泽东接着说：

“老实说，全国解放得这样快，这是我们所预料不到的事。当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要渡江南进的时候，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摆出了一种和平的架势，搞了一套求和的缓兵之计。蒋介石企图保存他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妄图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当时我们革命队伍中有些‘好心人’和一些自由人士，害怕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抱同情态度，他们劝我们接受南京政府的所谓和平要求，说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穷寇’，按照《孙子兵法》，穷寇勿追。说如果我们的革命继续前进，就会引起美国的直接干涉。所以我便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为新华社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后来又写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以鼓舞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猛追穷寇，彻底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陈有新编著：《领袖情·毛泽东与周世钊》，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131、179页）

与两位师友讨论“解放台湾”问题，顺着这个思想理路，毛泽东谈到对孙子“穷寇勿迫”的军事思想的认识过程，使人们对他的思想轨迹看得更清楚。他的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是对那些替国民党说话主张“穷寇”别追了的人的很好回答，同时也表明了他誓将残敌扫光、誓将全国解放、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对这次谈话提到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七律，周世钊的后人周彦瑜的理解是：

一个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家，不但要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精神，还要有正确而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写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响亮句子。作者在这里既不相信“穷寇勿追”的孙子兵法，更反对效法那沽仁义的虚名、纵敌自伤的西楚霸王，为的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为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可中途停顿，为的是社会发展规律也不能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必须对残余的穷寇乘胜追击，不使它有死灰复燃的希望。（周彦瑜等编：《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周世钊的秘书陈有新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泽东的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猛追穷寇，彻底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对那些劝阻共产党渡江南进的好心人，则是一个极好的教育。“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革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真理。诗人最后写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诗句，进一步使我们懂得旧社会的破灭，新社会的建立，蒋家王朝的灭亡，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陈有新编著：《领袖情·毛泽东与周世钊》，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

把毛泽东当时写的社论、写的进军令、写的诗词联系起来思考，对他结合自己战争指挥经验深化领悟孙子“穷寇勿迫”军事原则，废弃其中某些思想，反其道而用之，就会懂得这是大彻大悟后的灵活运用。毛泽东不仅主张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牢记农夫与蛇、东郭先生与狼一类寓言故事的深刻寓意，绝不怜惜蛇、狼一类的恶人，而且写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主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将革命进行到底。仅从这一例即可看出，毛泽东品《孙子》，用《孙子》，善于创新与超越，这使他成为举世公认的军事家和战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