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知彼知己”，从狭义理解指了解敌我双方情况，广义理解还可以包括彼己以外的相关情况；“百战不殆”则表述了“两知”后的战势趋向和必然结局，这就使战胜的目标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之上。这个命题集中地体现了孙子的朴素唯物主义军事哲学精神，表明了孙子关于知与战关系的战争认识论思想具有真理的价值。孙子克服了春秋时期迷信卜筮鬼神的唯心主义战争观，认为战可知、胜可为，知是战的前提，胜是知的结果。如他所论：“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篇》）只有先知，才能有正确的情况判断，才能有正确的庙算决策，作战才能“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孙子进而提出战略决策应以熟知敌我双方“道、天、地、将、法”各方面情况为基础。“知己”方面将帅要懂得各种“用兵之法”“谋攻之法”“知胜之道”“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等，也不能忽视士卒“可以击”还是“不可以击”，这些都属于知的范围。只有先知，才能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批亢捣虚，有效地利用这些条件以战胜敌人。

从1936年到1938年，毛泽东先后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军事、哲学著作，对孙子“知彼知己”战争指导原则多次阐述，将其提升为形成正确军事战略的重要思想方法。他从战可知、胜可为，忌主观、求全面，重学习、讲使用等方面，对具有朴素唯物精神的“知彼知己”原则进行批判吸纳，发展到军事辩证法的高度，使其具有战略思维、战略建构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战可知、胜可为，反对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不可知论，客观地认识战争现象。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讲演，强调“知彼知己”对认识战争现象的重要，他说：

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以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490页）

孙武反对有神论，反对用占卜等迷信方式去推测预断战争的凶吉胜负，明确提出“胜可知”的思想。他的“知”是建立在朴素唯物论基础之上的，他反对战争的神旨天意说和不可知论，把战争作为认识的对象，战争是可以认识的。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可以预知的，战争规律是可以认识把握的。他还强调“先知”，就是要知而后战，战而有知。

毛泽东和孙武子都没有把战争当成不可知的“神物”，认为战争现象、战争双方都是客观实在，因此是可知可识的。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视为对战争规律的把握，称之为“孙子的规律”和“科学的真理”。这就坚持了战争认识和战略建构上的唯物论。

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战争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不依赖于人们头脑的客观实在，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运动形式。毛泽东认为人们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明确战争和战争规律的客观性，从对彼己敌我双方实际情况的对比分析中抽象出战略战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运用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这是建构战略、指导战争的唯一正确方法，否则就会变成瞎碰乱撞的鲁莽家，非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吃败仗不可。当然，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认识战争规律的复杂性和局限性，那就是战争的“盖然性”特点所决定的战争指导者不可能“全知彼己”。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否定战争的可知性，而是科学指出“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0页）他认为战争活动虽然具有不确实性，但它不是神物，仍是有端倪可察，有规律可循。要正确地指导战争，唯一的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毛泽东深刻细密的论述，使“知彼知己”的战争指导原则更为丰富、严谨和周延。他既肯定了孙子朴素唯物主义战争可知论命题，又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通过驳斥战争问题上的不可知论，科学地阐明了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可知性，对“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解释。

第二，忌主观、求全面，反对战争问题上的形而上学片面性，辩证地认识战争现象。

事物的两分法讲究处于统一体中矛盾的双方。战争是敌我双方的对抗行为，“知彼知己”要求的恰恰是熟知对立的双方。顾此失彼，舍掉一头，是不行的。这也就是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提到的了解矛盾双方，这是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战争胜负）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说：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312至313页）

战争是敌我双方的暴力对抗，研究战争，建构战略，必须着眼全面，熟知彼此，否则就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错误。孙武十分重视了解和掌握战争敌我双方情况与胜负的密切关系，比较交战双方的各种条件，探求战争胜负的规律。就是说，哪一方的国君政治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有指挥才能，哪一方占据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切实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严明，据此进行分析对比，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了。

战争之前认识和估价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一般地讲，了解彼方的劣势和弱点容易，了解彼方的强项和优势，则不愿意承认；同样道理，了解熟悉己方的长处优势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要熟悉己方的不足、缺陷是不容易的，甚至是很困难的。思想方法片面，必然导致明于知彼而暗于知己，或是相反。敌我两方面的矛盾相互制约，相生相变。在指挥战争中，要恰当利用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关系，造成利于己方而不利于敌方的态势，赢得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在阐述矛盾学说时，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特意指出孙武子说的是“作战的双方”。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古典军事辩证法思想材料中，引申出了研究把握认识对象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联系的全面性的观点。他的目的在于提醒战争指导者不要犯片面性的错误。毛泽东还明确指出，认识战争规律，就是认识战争客体中的彼和己两个方面，“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2页）。在战略建构中，只有坚持全面的辩证观点，才能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战争。

第三，重学习、讲使用，反对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做到知行统一和知战统一。

1936年12月，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论述到学习和使用战争规律的时候，毛泽东说：

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82页）

毛泽东对“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原则，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做了发挥，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他赞扬了孙武子知战统一的可贵思想，把它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战争认识过程，更深刻、更透彻地阐释了这个命题，进而把它深化和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认识论的重要原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阐明的是了解敌我双方情况和战争胜负的关系，只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加以整合和改造，借以表述自己在战争问题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毛泽东把战争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揭示了战争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强调了在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上做到知行统一和知战统一。学习阶段就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握战争发展客观规律的阶段。这里所谓的知不仅是对敌我情况的感性之知，而且是上升到认识战争规律的理性之知。使用阶段就是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自觉运用战争规律指导战争实践的阶段。所以，“知彼知己”所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除敌我之外，还涉及对战争指导规律和兵法原则的认识和理解。所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仅揭示了了解彼己与战争胜负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触及到在了解彼己的基础上，找出作战指导规律的问题，已经涉及知与行、学习与使用的关系问题，其科学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军事领域，而具有普遍认识论的意义。后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把这一战争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认识方法，进一步抽象为“实践——认识——再实践”的人类认识的总公式，由此深刻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过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战争史上，有的人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或专凭热情，或专靠书本，或唯上是从，去指导战争与指挥作战，因而难免碰壁，难免失败。据当年在抗大参谋训练队学习的学员回忆，毛泽东在参训队讲军事辩证法时，为了通俗地解释“知彼知己”的“孙子战略”，给学员们列举了战国时期秦赵长平之战这个典型战例。毛泽东说：

赵王在长平之战中，从企图占据上党郡的主观愿望出发，不重视敌我力量的对比，轻率地决定对秦国采取战略进攻的方针。当赵军统帅廉颇在长平之战初期，经两次进攻受挫后，认为进攻力量不够，乃果断地采取战略防御。他敢于按照实际情况改变战法，不愧为杰出的军事家。而赵王急于打败秦军，又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撤换坚持战略防御的廉颇，任命只知空谈兵法的赵括。赵括既过低估计秦军的力量，又过高估计赵军的力量，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轻举妄动地向秦军展开了战略决战，结果被秦军包围，最后全军覆没，使赵国处于濒临灭亡的危险境地。（程国璠：《毛泽东给抗大参谋训练队讲军事辩证法》，《军事历史》1993年第六期）

毛泽东讲的这个故事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知彼知己”的廉颇与“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赵括，正反比较，两相对照，发人深省。

任何军事战略建构，深层次的东西是战略思维，而决定战略思维质量好差的关键是思想方法是否正确。毛泽东借助孙子“知彼知己”的思想材料，进行了艰辛的卓有成效的军事理论创立工作，为我党我军建构正确的军事战略，奠定了思想方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