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于共学适道

《论语·子罕篇》第三十章载：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 室是远而。’”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权：本意是秤锤，秤锤在秤杆上左右移动，引申为通权达变的意思。

“唐棣之华”四句：春秋时期佚诗，出处现已无法查考。唐棣：一种果树；华：花。一般树木开花都是先合后开，唐棣开花却是先开后合，违反常规，故说“反而”：偏，同翩，随风翻动。原诗作者可能是借唐棣花的先开后合来表达他希望同他的情人或友人先离后聚的心情。孔夫子引用此诗是比喻通权达变合乎推行周礼的根本目的。

本章的大意是，孔子说：“能够一起学习的人，未必都能学到大道；能够一起学到大道的人，未必能够坚守大道；能够一起坚守大道的人，未必能够通权达变以处道。正如古诗所说：‘唐棣树的花，摇摆着先开后合。难道我不思念你？ 你住得太远了。”孔子接着加以发挥说：“没有思考罢了，如果思考了，怎么会认为这种通权达变就离开道很远呢？”

孔子这里讲了人们合作的四种形态：共学、适道、与立、与权。这四种形态是层层递进的，就是把掌握道、实行道的程度分为四个台阶：一是能够一起学习大道，二是能够一起学至大道，三是能够一起坚守大道，四是能够一起通权达变以处大道。也可以把四个台阶说成四种境界：学道，至道，守道，处道。这四个台阶，一个比一个高级。在孔子看来，不仅能掌握道、实行道，而且能够通权达变者，即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者，才是贯彻仁礼之道的最高境界。孔子引用“唐棣之华”等四句佚诗，以及他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都是解释“与权”的，即通权达变思想，比喻随机应变合乎推行周礼的目的。

孔子在这里讲的是两个人以上群体的合作情形，仅就其成长和前进形态来说，有点和孔子总结个人成长的人生体验相类似：孔子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讲了自我人生六个时段所达到的六种境界。

毛泽东早在学生时代即引用过《论语·子罕篇》第三十章的孔子观点。1915年7月，毛泽东致学友萧子升的信中说：

“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子升可谓能遵师训，且足以发者也。来书又谓获益切劘，以弟之愚谬引为足与共学适道，崇奖过量，非所能当。嗟乎，一人之事，他人孰能尽知者哉!古来貌合神非，口尧舜而心桀纣者多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页）

杨先生，指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又名怀中，湖南长沙人。1913年至1918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四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校任教。毛泽东、萧子升曾受学于其门下。

萧子升（1894—1976），又名旭东，湖南湘乡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三班学生。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1915年“一师”毕业后，先后在长沙修业、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等职，后长期旅居国外。1976年在巴拉圭去世。

毛泽东与萧子升于1914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萧子升在1915年6月毕业离校。两人同学逾一年半，过从甚密。萧子升的弟弟萧子暲（1896—1983，即萧三），与毛泽东也十分要好。早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两人就开始交往，多有对书本知识和时事政治的讨论。1918年暑假，毛泽东刚从湖南“一师”毕业，萧子升在楚怡小学任教，两人结伴“游学”，分文不拿游走五县，进行社会观察，后来萧子升在《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讲述了这段历程。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毛泽东、萧子升等人共同发起组织湖南新民学会，萧任总干事，是活动骨干分子。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一个阶段，毛泽东逐渐接受苏俄十月革命带来的新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萧子升始终信奉无政府主义。1927年以后，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率部上了井冈山，萧子升到国民政府当了高级官员，从此两位人各有志，在思想上、政治上明显分道扬镳。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个人经历时，涉及萧子升的不洁之行。大概因斯诺的《西行漫记》流布广泛，萧子升产生对毛泽东的不满心理。大陆解放后，旅居国外的萧子升既写过与毛泽东求学为友的文章，也写过对毛泽东发牢骚不满的文章。出于领袖的胸怀毛泽东只含旧谊，不计前歉，传话捎信请老朋友萧子升回来共建中国，出于种种考虑，萧未应召，直至客死他乡。事有巧合，仅差一岁的毛萧都于1976年逝世。萧子升作为毛泽东的故友，也做了一件非常对得起老朋友的事。他保留下湖南“一师”时期毛泽东致他的书信十余封，现在都编入了《毛泽东早期文稿》。此功不可埋没。

这里还要提一提萧子升的弟弟萧子暲，他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三班学生、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赴苏学习，1924年回国。曾任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1930年以中国左翼作家常驻代表名义，出席国际革命作家会议，主编《世界革命文学》中文版并从事写作。1939年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前后从事国际交往工作和文艺活动。在延安，毛泽东对萧三说过：你们兄弟二人有点像鲁迅兄弟。意思是鲁迅是革命文学家，而他的兄弟周作人却堕落成汉奸文人。萧三是革命文学家，而萧子升却成了不革命人。萧三谦虚地表示把他比作鲁迅不敢当。毛泽东说仅在相似的一方面作个比较。

回顾萧子升、萧子暲与毛泽东一生的交往，再来解读毛泽东致萧子升信中的话，再来理解孔子《论语·子罕篇》第三十章的思想，大有意趣。从信上看，萧子升把毛泽东“引为足与共学适道”者。毛泽东谦虚地表示自己“愚谬”，萧的称许是“崇奖过量，非所能当”。 杨昌济老师“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唯萧子升“能遵师训，且足以发者也”。毛泽东还叹难于知人，说“口尧舜而心桀纣者多矣”。从1914年到1927年，毛泽东与萧子升在跟杨师读书、游历五县、建立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等事项上，大体可谓“共学适道”。然后二人各奔东西，服务不同主义，没有共同与立与权、守道处道。毛泽东与萧子暲（萧三）则志同道合，成为学道、至道、守道、处道的同学、同志和战友。

孔子的共学、适道、与立、与权的待人处世哲学，今天亦有借鉴价值。它告诉人们，组党结团联络同志，要学习真理，掌握真理，坚持真理，辩证地捍卫真理，不可半途而废，要企及通权达变的境界，将正义的事业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