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来之学者“学而不思”

青年毛泽东于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在湖南长沙“一师”学习期间，读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泡尔生在该书“序论”部分写道：

“实往昔学而不思之学派，及有信仰而无诘难之教会，所激而成之，是为开放时代之特征。昔之开放时代，尚已，而今乃复见。”

毛泽东读至此，提笔批注：

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此吾国今时之现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34页）

“学而不思”一语，出自《论语·为政篇》第十五章：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罔：通“惘”，迷惘，引申为受欺骗的意思。殆：有两义，一为危殆，疑不能定；一为疲殆，精神疲怠无所得。当从前解，这里指疑惑。作“疲殆”解，也较勉强。

《论语》这一章是孔子讨论学与思的关系。

孔子说：只读书却不思考，就会迷惘；只思考而不读书，就会感到疑惑。

孔子主张学与思相结合的学习方法，认为学习时若不进行积极的思维活动，就会茫然无所得；反之，思维活动若不以学习为基础，就只会空想而徒耗精力，最终仍然没收获。

提倡学思结合。东汉末期徐幹《中论·治学》篇引孔子语：“孔子曰：弗学，何以行？ 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以为人师矣。”《论语》中也还有一些章谈到学与思的两个方面。《论语·子张篇》：“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孔子首倡学思并重，对孔门弟子和后世儒学有很深影响。如子夏言博学近思，《中庸》言博学慎思，都认为学与思二者不可偏废，都是孔子这一思想的体现与发展。学与思，孔子更重视“学”的作用：“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篇》）

对于孔子学与思的辩证思想，青年毛泽东是赞赏的。并以此为尺度评判东西方学术之是非。泡尔生在文章中论述往昔“学而不思之学派”、“有信仰而无诘难之教会”“为开放时代之特征”。也就是说，过去的信仰是盲目的信仰，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宗教家，都没有认真地去思考理论的真理性。特别是西方的中世纪，理论家的核心命题是论证上帝存在的真实性，民众也就盲目地跟着信仰。所以，毛泽东在看到泡尔生的这段思想文字时，很有同感，指出“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学而不思就要受欺骗，东西方同样如此。毛泽东还联想到现实，指出学而不思也是中国“今时之现象”。纵向两千年，横向现实学界，学者的弊端就是学而不思。也就是说学界陈陈相因，一潭死水，毫无生气。此时，在毛泽东视域里，学而不思已不是一般的学习方法，还是评判世界学术发达程度的根本标志。

人类思考是一种理性的劳动。学而不思，死啃书本，书本知识也不会真正为我们所吸收，而实际上是茫无所得。其结果不是故步自封，掉进迂夫子教条主义的泥坑，就是变成死于句下，思想迷茫的书呆子。毛泽东所指出的我国古代和现今学者“学而不思”的现象，这可以说是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史、文明史的切中要害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