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

《论语》记述的并不都是孔子的话，也有部分孔子弟子的言论。《论语·学而篇》第十章记述的就是孔子弟子陈子禽与端木子贡的对话：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意思是陈子禽向子贡问道：“我们老师每到一个国家，就一定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政事，是他自己求来的呢？ 还是人家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回答：“老师是靠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的态度取得的。他老人家获得政事的方法，大概和别人获得的方法不同吧!”

子贡这里讲的温、良、恭、俭、让，是讲述孔子“闻其政”的方法，赞美老师的为人。它既是孔子修身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提倡的待人接物的仪礼和品德。朱熹注：“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辉接于人者也。”（《四书集注·论语集注》）指容色温柔平和、态度善良和悦、神态恭敬谨慎、言行有所节制、举动谦让有礼。它与“仁、义、礼、智、信”一起，被儒家奉为人格道德修养的至高准则，对中华民族的社会风俗习惯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论语》里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对待新到一个国家君臣的态度，同时也表现了孔子的为人：温和、善良、严肃、节俭、谦逊，以此受到了世人的欢迎和尊敬。但这种温和、文雅的人格，有时容易丧失原则和缺乏斗争性。

这一点是毛泽东所不欣赏的。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写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7页）

从1926年下半年起，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各地发展起来。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城里的贪官污吏和乡村的恶劣习惯等，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革命。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遭到了地主劣绅、国民党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诋毁和破坏，他们恶毒地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大叫“糟得很”。

此时，在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所吓倒，也害怕“过火”的农民运动会影响到国共之间的关系，不敢支持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左”，极力压制农民革命，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等。从而，陷湖南农民运动于危急之中。

为了证明农民运动具有的积极意义，回击和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责难，1927年年初，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回到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湖南，历时32天，专门就农民问题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在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写下了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极其丰富的事实内容和精辟的论述，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反动派诬蔑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有力地驳斥了党内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攻击。对农民革命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正在兴起的中国农民革命斗争。

在谈到农民运动“过分”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农民革命所采取的一切行为，“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农民反抗压迫，农民的眼睛是全然没有看错的。

毛泽东在阐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作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之后，又对“革命”进行了形象的描述。毛泽东引用了“温良恭俭让”这一《论语》特有的语词，说明革命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活动，不能用“温良恭俭让”的温和方式来进行。

此次毛泽东引用《论语》语词并不拘泥于原意，而是根据特殊语境赋予其特定的含义，这句“温良恭俭让”就是毛泽东活用《论语》语词的典范。在封建时代，“温良恭俭让”作为士子们修身养性的准则，无疑具有其积极作用。但在暴力推翻剥削阶级，用革命手段创建一个新生政权的时候，固守这种准则，只知“温良恭俭让”而不知变通，显然是无法取得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