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好辩不得谓之佞

（品读史之六）

孟子的个性是什么？他的学生公都子反映外界人们都说孟子“好辩”（喜好争辩）。

青年毛泽东好学上进，较为赞赏孟子喜争好辩的辩士风格。

1915年7月，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给学友萧子升写信，信中说：

孟轲好辩，不得谓之佞；予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不得谓之佞也。……苏张纵横，其舌未淑也，离朱巧察，其目不眯也。凡此用而弥盛者，所在多有，搅神之说，不足信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3页）

“孟轲好辩”语见《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洿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洿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者，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本章主要是孟子议论，说他好辩的问题。作为一个儒家学说的传人，杰出的思想家，孟子要宣传自己的主张，因此也颇招人们的非议。孟子在回答他的学生公都子的提问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不是故意好辩，而是为了像大禹、周公、孔子一样，为了捍卫仁政的理想，为了造福于世人，而挺身好辩的。

春秋末年战国初年，墨家学派就已与儒家并称两大显学。由于儒、墨两家代表不同的阶级阶层利益，所以他们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儒、墨两家的争论，在墨子死后，还一直继续着。正当儒、墨相争不可分割时，杨朱学派又异军突起，颇有影响，以至形成儒、墨、杨三家鼎立之势。

孟子一方面与墨家学派相争，一方面又与杨朱学派展开辩论。当时，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充满）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又说：“逃墨必归杨。”（《孟子·尽心下》）可见，在战国时期，杨、墨两大学派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对儒家学说威胁最大的两个学派。此外，还有农家学派、名家学派、道家学派和法家学派等，都很活跃，跃跃欲试准备主宰学术界。

随着诸子的蜂起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儒家逐渐受到了各种学派的冲击，其显学地位开始受到挑战。面对百家争鸣对儒家的冲击和挑战，如何重振儒学？ 这便是孟子所面临的重要时代问题。

对于孟子的好辩，当时许多人不大理解，包括孟子的一些学生在内。一次，孟子的学生公都子问孟子：“别人都说您喜欢辩论，是这么回事吗？”

对此，孟子做了一番解释。他说：我不是喜欢辩论，是不得已啊！自从尧舜死了以后，圣人之道逐渐衰落，太平之世遭到破坏，而荒谬的理论、残暴的行为相继而起，圣人的学说不能发扬。眼看着邪说横行，猖乱横生，我只好挺身而出了。

孟子接着说：自从尧、舜、孔子死了以后，天下再没有出现圣王，诸侯无所忌惮，一般士人也乱发议论，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于是所有的主张不属于杨朱派，便属于墨翟派。杨派主张个人第一，这便否定对君主的尽忠，就是目无君主，墨派主张天下同仁，不分亲疏，这便将否定对父亲的尽孝，就是目无父母。目无君主，目无父母，那就成了禽兽了。

在孟子看来，“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墨翟的学说不消灭，孔子的仁道学说就无法发扬。从而造成邪说欺骗了百姓，而阻塞了仁义的道路。

孟子又说：仁义的道路被阻塞，就等于率领野兽来吃人，人与人互相残杀。我对此深为忧虑，为了捍卫古代圣人之道，反对杨朱、墨子的学说，驳斥荒谬言论，使他们的邪说不得兴起。他们的邪说，不仅有害于事情，也有害于政治。

孟子又接着说：即使圣人再度兴起，也会同意我这番话的。像杨墨这样目无君主、目无父母的人，正是周公所要惩罚的。我也要端正人心，消灭邪说，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唐的言论，来继承大禹、周公和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难道是喜欢辩论吗？ 我是不能不辩论的呀。

因此，孟子认为自己能够以言论反对杨朱、墨子，是上承周公、孔子之道，是“圣人之徒”的职责。

孟子的一生，确实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

墨家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基本主张，将原始的人道原则与现实的功利原则结合起来，从而既满足了人们对仁爱的渴求，又合乎人们求利的需要，在理论上颇具吸引力，其声势不弱于儒家。

墨家提倡兼爱，其“兼爱”的主要内容是不分人己、亲疏、厚薄，一视同仁。二是爱人和利人是结合在一起的。墨子认为，天下祸害的根源，在于“别”，即有等级差别。因此，他主张用“兼爱”来代替等级差别。

与墨家相反，孟子讲仁爱，是从自己的父母开始，然后爱百姓，以至于爱惜万物，是有先后顺序的；对于父母、百姓、万物，虽说都是爱，但有亲有疏、有厚有薄。

由此可见，孟子讲仁爱是有差等的，而墨家讲兼爱是无差等的，所以，二者是对立的。孟子对墨家的“兼爱”学说，极力反对，毫不妥协。认为墨翟兼爱，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爱，抹杀了孝亲的爱和仁民之爱的差别，他严厉痛斥墨家不分人己、亲疏、厚薄，一视同仁地爱人，并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杨朱，魏国人，是孟子同时代的人。杨朱的著作没有留传下来，只能从《孟子》《庄子》《韩非子》《列子·杨朱》等篇章，从中窥见他的思想轮廓。

杨朱学派以利己为原则，突出了个体的权利意识，这在自我往往难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战乱之秋，也自有其打动人的地方。

那么，杨朱和孟子之间，在哪些问题上展开对立的呢？杨朱思想的核心，是“贵生”。从“贵生”思想出发，引出“重己”，重视自己，也就是“为我”。这种“为我”的思想为孟子所反对。

“为我”乃轻物重生，从而导致无君论，取消忠义道德。用今天的话来说，杨朱的为我不为人，置他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而不顾的思想，显然是错误而有害的。因此，遭到了孟子的驳斥。孟子认为，杨朱为我而不利天下，我是一切，指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对杨、墨学说的批判指责，我们在肯定孟子富于“正义直指，举人之过”（《荀子·不苟》）的同时，还应指出，孟子有的议论，未免有夸大其词之嫌，有些是谩骂、人身攻击，这不利于“百家争鸣”。当然，孟子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儒家的学说，出于学派立场。

孟子善争好辩，还可以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孟子与农家学者陈相的辩论。

孟子在滕国时，系统地推出了他的“仁政”主张，并教以“小国事大国”之道。听说滕国要实行仁政，农家的许行带着几十个信徒从楚国来到滕国，陈良的弟子陈相兄弟也从宋国赶到滕国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上、重量上相等的，则价格相同。陈相兄弟很赞成许行的主张，“尽弃其学而学焉”。（《 孟子·滕文公上》）陈相本是学儒学的人，到滕国见到农家许行非常高兴，完全抛弃儒学而拜许行为师，学习农家学说。

孟子与陈相进行辩论，针对许行农家学派的平均主义，“市贾（价）不贰”的主张，孟子强调“物之不齐”的必然性，驳斥许行之说。针对许行的“君民并耕”说，孟子坚持社会分工论，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不赞成许行的观点，于是与陈相展开了层层辩驳。

孟子先问陈相：你的老师许行一定自己种庄稼养活自己了？

陈相回答：是的。

孟子又问：许行一定自己织布来做衣服了？

陈相答：不是，许行只穿粗布衣服。

孟子问：许行戴的帽子是自己织成的吗？

陈相回答：不是，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问：许行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陈相解释说：怕耽误庄稼活。

孟子进而问：许行做饭用的锅、耕地用的铁器也是自己造的吗？

陈相回答：不是，这些东西也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又问：许行为什么不亲自打铁，做成各种铁器呢？

陈相只好回答：耕地的人无法兼顾工匠的活。

孟子乘机反问：既然如此，国君难道能一方面耕种，一方面管理国家吗？

陈相无言以对。

孟子由此发了一大通议论，以论证劳心劳力分工的合理性。在这段对话中，知言与善辩完全融为一体；孟子既抓住了农家否定社会分工这一要害，犯颜诘问，步步进逼，又以强有力的逻辑使对方在理论上节节败退，难以招架。孟子之善辩，由此亦可见一斑。

第二个例子，是孟子与梁（魏）惠王的讨论。

战国时群雄角逐，孟子在魏国时，当梁（魏）惠王问他“天下怎样才能安定”时，孟子便回答：天下归于一统，便能安定。（《孟子·梁惠王上》）“如何才能完成天下的统一？ ” 围绕这一时代问题，当时的诸子百家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其中的主要分歧存在于儒法之间。法家崇尚暴力，鼓吹耕战，与此相联系的则是“霸道”。作为儒家的传人，孟子对法家的霸道深感不满，并做了种种抨击。针对法家的唯利是图，唯力是求，孟子倡言仁义，以“王道”对抗“霸道”。在他看来，要使天下归于一统，根本的途径便是实行“王道”，而“王道”则具体体现于“仁义”和“仁政”。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场，对来自各方学派的进攻，逐一加以激烈地抨击和鞭挞。孟子的思想，也是在与这些对立学派的反复驳难、互相攻诘中阐发出来的。

总之，孟子“好辩”，并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推行仁政，为了“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孟子·滕文公下》）这种历史责任感和忧国忧民之情，使得他的论辩带有一股凛然正气，他的对手，无论是杨、墨，还是万乘之尊的大国诸侯，在他面前，都不得不自觉理屈，居于下风。

孟子在其《孟子·滕文公下》本章中说，我不是喜欢好辩，是不得已啊！毛泽东对孟子的善辩，是给予了称赞和肯定的。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孟轲好辩，不得谓之佞。”佞，本意为能说会道，引申意为巧言谄媚。毛泽东肯定和称许了孟子的善辩。对《孟子》这部书他也很喜欢，从青年时代起，曾多次在自己的书信、文章和讲话中引用孟子的话，来说明现实问题和事理。

“好辩”是孟子的文化性格和学术品格，这不只是孟子个人的癖好，而是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和捍卫学术立场的自觉意识，以及承担文化使命的历史责任感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