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行禁止的程度

成语“令行禁止”出自《管子·立政》篇：

“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

意为：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国家法令和风俗影响到的地方，如同身体各器官听从心脏指挥那样，这是临政期望达到的效果。

《韩非子·八经》篇曰：“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把《管子》“令则行，禁则止”浓缩为成语“令行禁止”。

管仲和韩非，都强调权力控制。管仲的“令则行，禁则止”是“政之所期”；韩非的“令行禁止”是“执柄处势”。

“令行禁止”意指命令许做的马上执行，不许做的立即停止。形容法令严正，执行认真。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向运动战发展》一节中说：

由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前者除直接动员人民加入部队外，可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后者则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提高武器的质量。……

提高质量，须在政治、组织、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各方面有所改进，逐渐地仿照正规军的规模，减少游击队的作风。……纪律方面，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灭自由和散漫的现象。所有这些方面的完成，需要一个长的努力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然而必须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有这样，一个游击战争根据地上面的主力兵团才能造成，更有效力地打击敌人的运动战方式才能出现。这种目的，在有正规军派遣支队或派遣干部的地方，是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的。因此，一切正规军均有扶助游击队向着正规部队发展的责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261页）

抗日战争中，因执行游击作战任务所组织起来的“游击部队”，与执行运动作战而组织起来的“正规部队”，在建设质量上有程度的差别。为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游击部队”要转化为“正规部队”，以便“向运动战发展”。这不仅是数量的扩大，而且是质量的提高。质量的提高包括“政治、组织、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各方面”。长期的各行其是的游击作战，形成了山头主义、分散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不良风气。只有在纪律方面克服自由散漫的“游击作风”，才能使游击部队“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

正是在这里，毛泽东继承了管仲以来“令行禁止”政风军纪。在具体历史背景下，管仲的“令行禁止”表现在政令方面，毛泽东的“令行禁止”表现在军令方面。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用这一成语，要求在军队官兵中都要有严明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