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字本《商君书》

晚年毛泽东受视力的影响，读书就读大字本线装书。在给他特意印装的大字本图书中，有好几种与商鞅有关。

毛泽东图书管理人员徐中远，在《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一书中编有《毛泽东晚年读过的新印大字线装书目录》，这个目录的起止时间是1972年7月8日至1976年8月31日，书目按印制先后排序编定。书目中涉及商鞅和评议商鞅的线装大字本图书有：

《商君书·更法》，（战国）商鞅著，一册

《商君书注释》，高亨注译，一函六册

《论商鞅》，梁效著，一册

《论商鞅的历史功绩》，陕西师大师生著，一册（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96—500页）

刘修明等人校点注释的《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一书，花山文艺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所收古文实际上都是当年（1972年10月至1975年9月）给毛泽东印制的大字本图书。有十四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批图书的注译。参与其事的刘修明教授撰写了《前言》。其中涉及商鞅的有三篇著作。该书后面附《〈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篇名总目时间表》，含有这三篇著作印制时布置日期、上送日期、字号字体、上送份数等情况的介绍：

《商君书·更法》：1974年4月布置，同年5月10日上送五份，正文三宋，注文四宋，单篇。

《商君书·画策》：1974年4月布置，同年5月下旬上送，上送应为五份，正文三宋，注文四宋，单篇。

《商君书·农战》：1974年4月布置，同年10月下旬上送，上送应为五份，正文三宋，注文四宋，单篇。（《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53—571、636—646、923—924页）

综合《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和《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两书的记载，毛泽东晚年过眼的商鞅单篇文章三篇：《更法》《画策》《农战》；过眼的《商君书》研究著作一种：高亨先生的《商君书注释》；过眼的历史人物研究小册子两种：《论商鞅的历史功绩》《论商鞅》。

当时，毛泽东及他周围了解他读书需求的人，为什么布置学者们注释和安排出版部门出版这批书，其具体原因、内情细节已不得而知。但是，通过了解它们的按语、前言，也可以知道此中的大概情形。

《更法》篇的按语中说：

《更法》是《商君书》中的第一篇。文中叙述了商鞅和甘龙、杜挚之间关于要不要变法的辩论，反映了新兴地主和没落奴隶主贵族两个阶级、法家和儒家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对传说中的古代原始氏族社会和殷、周的奴隶制社会不同的上层建筑作了比较，指出历史是进步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要求用“法治”代替“礼治”，即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严厉地批判了奴隶主贵族的代表甘龙、杜挚“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复古倒退思想，为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画策》篇的按语则说：

《画策》……阐述了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观，提出了“以战去战，以刑去刑”的政治主张。文中所述“伐木杀兽”及“男耕而食，妇织而衣”的时期，大体上相当于原始社会的渔猎阶段（蒙昧期）和从事农业生产阶段（野蛮期），那时候还没有阶级和国家。“黄帝”作为建立奴隶主国家必要性的象征，反映了氏族社会末期“以强胜弱”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产生。文中说明：由于这种“时变”，必须建立“甲兵”“刀锯”，确立“君臣上下”。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这就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商鞅认为，新兴地主阶级只要懂得“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就能够“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就能做到加强地主阶级专政，就能使人民勇于参加进步的统一战争。这样，就能够“胜强敌”而“得天下”。本文还批驳了儒家所鼓吹的忠孝仁义的反动思想，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商鞅在这里提出的政治主张，为秦国新兴地主阶级实行“法治”、进行封建统一战争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了理论根据。

这两篇按语受当时“评法批儒”运动的影响，一味地“扬法抑儒”。但是，与“四人帮”之流的“帮史学”还是有区别的。“帮史学”拿法家比附党内“激进派”（即他们自己），是坚持“改革前进”的；拿儒家比附党内“温和派”（即一大批主持正义的老干部），是坚持复辟倒退的。“帮史学”是影射史学，是阴谋史学，是典型的唯心史观。

《农战》篇注释上送时间较晚，其按语写法略有变化，也提到法家思想的“局限性”，指出他们实际上认为人民群众“只是可供地主阶级驱使的力量”。其实，就剥削阶级立场这一点来说，法家与儒家是孪生兄弟。在那种“法家几乎比共产党员还进步”的舆论背景下，能有这样的见解也算“客观”一点。按语说：

本文是一篇阐明法家经济思想的代表著作。作者认为治理国家的纲要，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行“农战”政策。“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也就是说，只有发展农业生产和加强军队战斗力，才能使国家强盛，进而统一天下。相反，如果不是这样去做的话，国家就会危亡。本篇在论述“农战”政策优越性的同时，明确指出“礼”治的主张就是“贪国弱兵之教”。如果按照那一套去做，“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如果反对那一套，“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上述观点，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为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斗争的努力。当然，作者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人民群众在农业生产和军事战斗中的作用，但实际上认为人民群众只是可供地主阶级驱使的力量，这是他的局限性的表现。

山东大学高亨教授的《商君书注释》，是他从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研究《商君书》几十年的学术积累。他所做的商君书作者考、商君书注释、战国两汉人关于商鞅的记述（摘要）二十四条、商君书新笺一百〇二条，可说是很有学术内涵和学术档次的。这本书能在“评法批儒”高潮的1974年出版，只能叫人拍案惊奇。只是他于1973年到1974年在旧稿基础上写的前言性质的《商鞅与商君书略论》，以及为《商君书》每篇文章写的《解题》受时风影响，也尽量往扬法抑儒、儒法斗争的观点上靠，减弱降低了本书的学术性。他对自己的历史观所做的检讨和自我批评，他说对法家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还未深入探讨，以后补谈吧”，可看作是一种无奈，也可看作是一种策略。

陕西师大师生共同撰写的《论商鞅的历史功绩》，笔者未见此书，无法论断。至于臭名昭著的梁效写的《论商鞅》，如同“两校大批判组”所写的一批“评法批儒”文章一样，总是在“地主阶级革新派”“奴隶主阶级守旧派”“法先王”与“法后王”“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等政治术语上打圈圈，本意不在搞学术，意在为“四人帮”上台、打击坚持斗争的老干部鸣锣开道，已有多人痛斥，在此没必要再浪费笔墨。

大字本线装《商君书》及论述历史人物商鞅的书，达六种之多。这在毛泽东安排印制的大字本书中还是很显眼的。暮年的毛泽东受身体状况的制约，未必能再次全部阅读这些书。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就是直到生命的终结前，他都很关注商鞅这位有思想、有作为、有实绩的法家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