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2〕，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3〕”。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僣，坏礼甚矣〔4〕。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谳其诚伪〔5〕，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6〕，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7〕。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周礼》〔8〕：“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注释】
〔1〕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2〕伏：表示对皇帝的敬畏。天后：指武则天。同州：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下邽：今陕西渭南市。
〔3〕陈子昂：唐初文学家，当时任右拾遗。编之于令：编入法令。
〔4〕黩：滥用刑罚。僭：趋出本分。
〔5〕刺谳其诚伪：审理案情的真假。
〔6〕戴天：和仇人同在天底下。《礼记·曲礼》：“父子仇，弗与共戴天。”介然：坚定。自克：自我控制。
〔7〕悖骜：桀骜不驯。
〔8〕周礼：儒家经典之一，记述西周官制。调人：周朝官名。
美文共赏
该篇文章是柳宗元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所作的奏议。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这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不仅会导致刑罚的滥用，而且败坏了礼治秩序，直至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与行为规范的混乱，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
文章抓住礼与法“其本则合，其用则异”这一前提立论，条理清晰，思绪流畅，极易引起读者共鸣。本文除了以逻辑性见长之外，在文字方面也很具特色。列举元庆之事，以“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八个字说明；说圣人之制，统以“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十二字概括，言简意赅，语句铿锵。文中假设元庆的冤情，语语相递，饱含激情，读之令人血脉贲张；假设陈子昂说法的合法，又以理相示，读后使人气缓心平，是故文章情理相济，辞短意长。
本篇名句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大凡圣人的原则，是深究事理来决定赏罚，根据情况来进行褒贬，礼和刑必须统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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