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形式体制划分

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论及“赋”时，解释了赋的“本义”，认为其源于“六义”之“赋”与“称诗以喻意”之“赋”，意在“情形于辞，则丽而可观；辞合于理，则则而可法。使读之者有兴起之妙趣，有咏歌之遗音”。之后历述了先秦至元辞赋的演变，概括了辞赋的分类，他说：

故今分为四体：一曰古赋，二曰俳赋，三曰文赋，四曰律赋（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罗根泽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01）。

并对“古赋”、“俳赋”、“文赋”、“律赋”的特点各有论列。

这种分类，虽然不能同时集中反映历代辞赋在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等方面的传承，显示某个时代和某个作家的创作全貌，但从体貌特征上进行分类，可以更好地从文体上揭示辞赋文学的特征，以此衡量历代辞赋创作，也可以很好地领略赋家创作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因而这种分类方式，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王芑孙在《读赋卮言·小赋》中说：“自唐以前无古赋、俳赋、律赋、文赋之名，今既灿陈，不得不假此分目赋者。”（何沛雄《赋话六种》，香港三联书店，1983：11）由此可见，这种分类方式已经被研究者重视，并应用于辞赋的研究中去。之后孙梅《四六丛话》又从“古赋”中分出“骚赋”一体，成为五类；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中又增加“白话赋”一类。

马积高《赋史》把赋分为三类，即骚体赋、诗体赋、文体赋。认为这三类赋有着各自的来源与流变。骚体赋是由不歌而诵的楚歌演变而来，楚辞是其中的一部分。骚体赋后来变化较少，只是有的作品中插入无“兮”字的散文句式或整齐的对偶句、排比句。诗体赋是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始于屈原的《天问》，扬雄的《酒赋》、《逐贫赋》是其发展。诗体赋后来变化也较少，大部分仍以四言韵语为基本句式，只是在齐梁时期才出现了一种以五、七言诗句为主体的小赋。文赋是由诸子问答体和游士的说辞演变而来，《卜居》、《渔父》、宋玉的《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都属于此类。但在发展过程中，文赋的变化比较大，马积高先生认为“它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4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赋体作为它的标志”：一是逞辞大赋，二是骈赋或俳赋，三是律赋，四是新文赋（指唐宋古文家的文赋。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9）。郭建勋的《辞赋文体研究》与此相类，并认为广义的辞赋包括“楚辞”在内，而狭义的“辞赋”仅指汉代正式形成的赋体文学。但“就狭义的赋体文学而言，其正体有骚体赋、文体赋和诗体赋三类，其别体还有‘七体’、对问等”（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中华书局，2007：5）。

曹明纲《辞赋概论》在细致梳理历代辞赋分类、严谨辨析其得失的基础上，“根据赋的特殊性质和发展规律”，把赋体分为文体赋和诗体赋两大类。其中文体赋包括辞赋、俳赋和文赋（包括俗赋和白话赋），诗体赋包括骚赋、诗赋和律赋。“辞赋”是指以荀卿、宋玉赋为先导，以司马相如、扬雄赋为典型的散体赋，这里的“辞”不是指楚辞，而是指包括春秋战国时代优人和行人在内的说辞。“俳赋”又称“骈赋”，其受骈文直接影响，形体完全骈化，但又保留了韵文句末押韵的特点。“文赋”形式上韵散相间，长短不拘，往往融体物、言情、说理为一体，带有唐宋古文创作所倡导的那种“文以明道”、“因事陈词”、“章妥句适”的特点。“骚赋”是指汉代贾谊《吊屈原赋》开始形成的以“赋”名篇的作品，既不包括屈原创造的楚辞，也不包括历代的拟骚诗。“诗赋”是指历代那些以诗的整齐的基本句式写成的赋，这里的“诗”既指以四言句式为主的《诗经》，也指后代出现的以五言或七言句式为主的古诗，如扬雄的《逐贫赋》、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等等。“律赋”是指那些受诗律影响形成的讲究篇章结构的起承转合、限定用韵类别和类数、注意声调的和谐与字数的限制等特点的赋体，如王勃的《寒梧栖凤赋》等等。曹明纲先生认为，从赋体演变的纵向轨迹看，赋的发展呈现出“辞赋→骚赋→诗赋→俳赋→律赋→文赋”的演变进程，而其变化与演进，都是在文和诗的交互作用下完成的（参阅曹明纲《赋学概论》第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