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说话的分寸

“韩非子作《说难》，而死于说难”，可见懂说话的道理不见得真会说话；人人都在说话，但对说话之难的体会却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孩子从小就接受过谨言慎行的教育，“祸从口出”，“不能随便乱说”，“想好了再说”，谁不是听着大人们的这些警示长大？成年之后虽然也认可说话要讲求分寸的道理，但是说好说坏，这分寸究竟定在哪里，谁能说得清楚？倒是谨小慎微惯了，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处处小心、多有顾忌，这样活着不是很累吗？

一千多年前，苏轼为朋友章质夫写堂记，说法却与此大异其趣。苏轼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即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又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这是性情中人的说法，率性而发，毫无顾忌，不认同说话事无巨细都要反复权衡考量、思前顾后。需要提醒读者，堂记表达的两层意思其实都是有争议的，遇事即发未暇思和宁肯得罪人、也不能有违于直来直去的本性，岂是随便可以仿效的？朋友章质夫名其堂为“思”，苏轼受托为堂记，与朋友调侃，笑谑而已。作者姑妄言之、读者姑妄听之。苏轼已经为他那改不了的坏脾气——宁逆人、不违己、口无遮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人岂可随便仿效。不过比较起来，历史上最不会说话、掌捏不好说话分寸、教训最沉重的应该是魏晋时代的嵇康。

嵇康生活的时代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人家避祸犹恐不及，连同道的好友阮籍也不得不认真管束自己，终日饮酒，喝醉之后就干脆装糊涂，闭口不论时事，最多翻翻青白眼表达一下内心深处复杂的感受。嵇康知道自己的火爆脾气容易惹祸，想学阮籍的内敛，却没有学到家，用他的话来说依旧是“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秉性难改的他居然敢用言语冲撞大将军司马昭眼中的红人钟会。都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他倒好，绝交信写了一封又一封，恶语相向，人家能不记恨？山涛脾气好，与嵇康相交日久、彼此心知，不与计较；王巽是卑鄙小人，岂是可以轻易得罪的？阮籍因为口不言臧否、日日酩酊，大将军乐得表现容物的大度，一意维护；嵇康这般无礼，便是自寻死路了。名士之死本已令人扼腕，还捎带上了他自创的琴曲《广陵散》，优美的旋律自此成为绝唱，音乐界的损失可谓不小，提起此事，每每让人唏嘘不已。

说不中听的话、说批评的话，应当小心，说恭维的话、说顺耳的话是不是就能够稍稍逾矩、放纵一点呢？千万不要这么想！说好话涉嫌溜须，也一样会让人侧目。诚然，说好话，听者感觉舒服，但青史留名，你不怕留的是骂名？谄媚、拍马屁、阿谀奉承，多难听的詈骂！细细考量，不就是说多了几句歌功颂德的好听话吗？可见这好听话也不是随便说的、也有分寸的要求。心术不正，别有所求，说好话捞了好处，落个骂名也还值；如果是迫于情势、说了几句违心话，同样让人抓住把柄，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你说冤不冤？韩愈就是因为经不住别人的请托，被人拉来当了枪手、为死者粉饰生平，被指谀墓，遭人痛责的。时间过去八百年，提到韩愈，顾炎武仍然不依不饶，说：“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今犹未敢许也”，掷地有声，大师的言说谁敢质疑？真是誉之所至、谤也随之，本来是“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代大儒，应当升入凌烟高阁的文化伟人，现在却被顾炎武一顿猛批，搞得灰头土脸，形象大受玷污。细论起来，韩愈其实也很冤，他是文章大家，名声在外，求为墓志者自然不少，谁不想依仗他的大手笔替墓中亲人说几句赞扬的话，也好超度超度亡灵？试想，一介文士的韩愈一旦被人盯上，除了让请托者满意而去、还能有别的什么脱身之计？清初康熙年间的名人魏象枢也有同样的遭遇。魏氏官拜刑部尚书，位高望重，文章写得也好。于是，求为铭状者络绎不绝，魏氏疲于应付、苦不堪言。在给友人的信中发了这样一通牢骚，说：“为人作墓志铭，不填事迹，则求者不甘；多填事迹，则见者不信。其至无可称述，不得已转抄汇语及众家刻本以应之……吾愿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个好人，勿令作志铭者执笔踌躇，代为遮盖也。”面对家属要求，捉笔者毫无转圜余地，只能一味地说好话；写不出来的时候，还要翻检古籍，从中找补些能让求志者满意的东西。留下这样让人生疑的文字，当事人的别扭可以想见。心有不甘而又万般无奈，魏象枢便倒过身子，恳请那些身后不忘留名的墓中人活着时多多积德行善，亦好让写墓志者不必昧着良心杜撰那些纯属子虚乌有的事迹。不过，我想，既然一篇墓志可以将死者生前的恶行掩盖过去，千秋功罪系于志墓者一支生花妙笔，扮靓扮俏，将黑的说成白的，那么，死者生前作恶还有什么值得顾忌的？由此看来，最该受到指责的不正是那个不做好事又恬不知耻的墓中人？他们生前不检点，死后要歌功，逼着懦弱的文人违心写下那些受人诟病、累及清名的文字。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对此也是感同身受，在致友人陆学博的信里，汤显祖抱怨说：“文字谀死佞生，须昏夜为之。方命奈何？”听话听音，即使是昏夜为之，自知瞒不过神明，汤显祖因此忐忑不安，耿耿于怀。可见这说好话，并不真的能你好、我好、大家好，说违心话、昧了良心，说话人的感觉能好得起来吗？

贬损、溢美，要么把人骂死、要么把人夸死，都属于越界说话，过犹不及，说句大白话，那是“瞎说”。朗朗乾坤、光天化日，岂容信口胡说。虽然说话是一辈子的学问，但回归孔子、践行“中庸”之道，无疑是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中庸也称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情动于中，便会有表达的要求，“发而中节”——实话实说、中规中矩，是表达的正道。当然，中庸不是“乡愿”，不置可否、讳言是非与中庸毫无关系。中国古人所谓的“执二用中”绝不是没有个人立场、四面讨好、打马虎眼、消极被动地依违于褒贬之间，倘如此，大家都成了好好先生，还有什么是非之分？中庸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它秉持理性、不走极端，有话好好说。

把握好说话的分寸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譬如，直话直说不该轻易否定，但计及分寸，实话也得策略地说、理性地说，说话时还得多考虑听话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说重、说轻，还要区别不同的对象。对象是小孩，就要多说鼓励的话，多表扬，就是要批评，也要尽量将批评转换成引导、用委婉的口气说；面对聪明人，响鼓不用重槌，点到为止就可以；对胸无城府的粗人，就要直来直去。至于触龙劝诫赵太后、诸葛亮舌战群儒，说话中含着智慧、机敏、将说话提高到艺术的水平，这样的说话真的是一辈子的学问。

实话实说，有话当面说，广开言路大家说，既然说话是一辈子的学问，一篇短文怎能说尽？但不学一点说话的道理，肯定会处处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