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地域文化特征的形成

一、郑国地域文化特征的形成

特定的文化是指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空间上有拓展性的人的实践活动。它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从广义说，地域不仅是指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还应当包括当地的经济水平、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人文因素，春秋时期郑国的地域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郑国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

郑国是周代分封较晚的诸侯国，于宣王朝时受封在郑（今陕西华县）。《史记·郑世家》记载：“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当幽王朝时，“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周王朝的统治每况愈下，人心思变，于是郑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史记·郑世家》）说“雒之东土，河洛之南”之所以“可居”，一是因为其地物产丰饶且军事上有险可守。二则因为其地近周都，有势可倚，可以获得许多利益。牟庭的《诗切》长于《诗》之地理考释，其论《郑风》地理云：“郑国古郐国之地。郑桓公寄孥于郐……桓请于幽王，移封其地。公身留王朝，独徙其民于新邑。……子武公乃灭虢、郐而居之。”^[49]郑桓公采用了太史伯的建议东迁，但其愿望则由其子郑武公实现。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次年灭郐国，遂有其地。公元前769年又灭东虢，成为地处“右雒左泲，食溱、洧”^[50]，位于中原中心的国家。从其建国的情况来看，郑所在地理位置先后由不同的族群与政权予以统治，而郑人本身的族群构成也较为复杂。因此当他们居有其地时，原住民、郐人、郑人杂居一处，必然会导致文化上的多元融合，从而形成比较趋新和开放的文化观念。

2.发达的交通与商业文化的繁荣

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当交通要道，东方齐国、鲁国的渔盐输出，西方秦国、晋国的贸易往来，都须经过郑国。《史记·货殖列传》中引《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说明商业与农业、手工业是同等重要的。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业更为兴盛。便利的交通条件则为郑国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很自然使郑国成为当时整个中原的商业中心，它的商业可以用“具万方”（《国语·郑语》）来形容。郑国居天下之中，处于洛水、济水、黄河、颍水之间，西部靠近东周的国都洛邑，南与楚国交界，东边与宋国相邻，东北部是鲁国和齐国，北部、西北部是卫国和晋国。距离周边各国的道里适中，商贾行人往来，络绎不绝，可谓天下辐辏，是交通和商业贸易的枢纽。

郑国的都城新郑是东西南北交通枢纽、货物交易的地方，春秋时期这里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各国的军队及行人等往来频繁，商人更是川流不息，商业十分发达。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新郑城中不仅有专为城中贵族服务的“市”，而且还有设在外城以服务流动人口的“逵市”^[51]。足见其商业之发达程度。

除了地理位置的优势之外，郑国对商人也采取鼓励和保护的政策，也促成郑国商业逐步发达。《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郑国执政大臣子产对韩宣子的一段话：

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从子产所说的这段话可以知道，郑国东迁时曾依赖于殷商旧部在其时从事商贾之族，故双方约定互惠之言。许倬云认为：“此处的商人一向只以为单纯是商贾之意。如果郑桓公东迁寄孥之地，恰在旧日郑族所在的南郑，则‘商人’的定义，大约正指周初西徙的殷商旧族。商贾的定义，反而可能是后起的了，周之东迁，晋郑是依。郑能在寄孥之后成为可依恃的东方重镇，未尝不可能由于有旧郑的支援。”^[52]阐明了“商人”这一称号所指内涵的演变，即“商人”原指殷商旧族，后成为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人的称号。商人所指内涵的演变恰恰说明了郑国的国民构成与旧殷族之间的密切关系。郑国的商人和郑国的统治者互相支持，共同努力而建设了郑国，这也就决定了郑国国民的构成中商人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不仅如此，在建设新郑国的过程中，由于商人对郑国的贡献巨大，郑国与本国商人结有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盟誓之辞规定了双方的责任，对商人的规定是不要背叛郑国，而国家对于商人的政策是“不强买”，“不掠夺”，“对商人谋利的商品不过问”。这样的规定界定了双方交往的依据，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郑国对待商业的政策的宽松优惠。这样的规定也在无形中保护了郑国商业的发展，“商人与政治家结盟而获得政治上的保障时，郑国的商业经济走向繁荣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实”^[53]。商人与郑国的统治者“世有盟誓，以相信也”，表明了商人在郑国拥有特殊地位，商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相关。事实上，根据《左传》中记载的三起有关商人的事件皆出于郑国来说，郑国的确出现了多位忠于祖国、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商人。如《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载的秦晋殽之战中，为郑国立功的弦高，就是在诸侯国之间经商的大贾。弦高急中生智，以郑君的名义和秦军交涉，从而使之退兵，救国于危难，集中反映了郑国商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们还可以从《左传》所记载郑国商人的活动一窥其商业的发达程度。《左传·昭公十六年》载：

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政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

这里记载晋国韩宣子从郑国商人手里求购玉环的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郑国商人屯积居奇，具有相当的财力。《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云“商不出则三宝绝”，郑国商人收罗珍异的物品，以至于将生意做到了晋国贵族韩宣子那里，这应该得益于本国商业的繁荣。

对于郑国及周边地区当时商业的繁荣景象，清人魏源曾这样描述：

三河为天下之都会，卫都河内，郑都河南……据天下之中，河山之会，商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盛则声色辏。^[54]

“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盛则声色辏”一语明确指出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化走向的制约作用及对文化繁荣的推动作用。商业的繁荣必然促进了文化观念的更新。商业的繁荣不仅扩大了郑国与各诸侯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使得城市文明迅速发展。城市不仅是商业中心，也是郑国上层贵族的集中居住地，是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文化的繁荣往往最直接地通过人们对声色犬马等物质享受的喜好与追求表现出来”^[55]。由于各级贵族与商贾声色享受的需要，大量的歌舞艺人涌向都市，促进了城市娱乐活动的开展，形成了较为开通的社会风气和开化的民风，礼教规范的约束较为松散，为恋爱婚姻提供了较为自由的环境，于是产生了多以女性为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奔放、热烈大胆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