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日：“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赏析］
发源于周代的礼乐文明，一方面重视“礼”对于社会秩序的建构功能，同时也异常重视艺术在政教中的作用，而《诗经》则是各种礼仪场合的重要艺术范本。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早期的文学阶段，诗歌、音乐、舞蹈往往不分，三者互为一体，因而，周代的《诗经》不仅可读，而且可听、可观。可读，是说《诗经》可以形诸文字，供人们品读吟咏；可听，是说《诗经》可以作乐演奏、歌唱，让人体验音乐的和谐之美；可观，是说《诗经》可以付诸舞踊，呈现出观赏的视觉美感。实际上，正是在诗乐舞一体艺术氛围的涵养下，周人才实践了自己的政教方略，达到了艺术化的生存。
春秋时代，周代礼乐文明风流未泯，仍在历史时空中闪耀着迷人的光晕。
《季札观周乐》是《左传》中一段风雅满篇的文字，它再现了春秋礼乐文明的流风余韵，展示了那个时代艺术和政教的密切关系。从季札对周乐的评论看，他认为“乐与政通”，把文学、音乐、舞蹈的批评与政教的得失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政治的治乱会对音乐（文学、舞蹈）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可以通过音乐去“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因为政治的治乱会影响人，而人的思想感情又会反映到音乐中来。周代的周公和召公以德治国，民心向善，虽则劳苦，但内心并不怨恨，所以季札能从《周南》、《召南》中听出“勤而不怨”，《邶》、《鄘》、《卫》中听出“忧而不困”。音乐（文学、舞蹈）对政治也有反作用，好的音乐“可以群”（凝聚人心）、“可以怨”（讽谏政治），促进政治改善，走上大治正途，而所谓的“淫乐”则会使人心腐化，耽于享乐，加速政治的衰败和国家的灭亡。孔子云：“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而季札也从《郑》风中听出“其细也甚，民弗堪也”，认为“是其先亡乎？”二者共同将《郑》风与“淫乐”等同，将《郑》风与亡国联系起来，似乎并非巧合，而是周代以至春秋时代的“诗教”与“政教”的关系使然。
音乐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对政教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所以它必须被限定在适度的范围内，既能够满足人们审美教化的需要，同时又不滑入享乐的泥潭。在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中，我们发现他对好的音乐的评语大多是“A而不B”句式，如“忧而不困”、“乐而不淫”、“思而不贰”、“直而不倨”等等。“A而不B”意味着一种尺度，意味着一种情感上的折中取向，在季札对音乐的品评里，过度强烈的情感是被否定的，当某种情感达到一定强度，它必须有所收敛，否则就会走向一种对人身心不利的情感状态。“凡事勿过度”，这既是一种美学原则，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尺度，在中国后来的传统美学中，它被以“中庸”二字概括出来。
在季札看来，“乐与政通”、“中庸”的美学原则，在《韶箾》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这支来自于虞舜时代的乐舞，一方面体现着虞舜在上古时代的德政，另一方面这种德政恩泽是如此之广，以致于达到了天地的境界，“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宇宙万物都享受着虞舜盛德的恩泽。季札深深沉浸其中，以他自己对周乐的理解，发出了深深的赞叹：“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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