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闲话

裴正学

文学艺术之两大要素：①反应人性；②反映现实。前者谓之曰“善”，后者谓之曰“真”，大凡二者兼备之作品，则为世人所爱，方可称之曰“美”。故此“真善美”理应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之金标准。

在时代长河中，大凡当局都要求文学艺术为自己的政权服务。这虽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却只是“急功近利”，取“文学艺术为我所用”之作法，其结果势必引导“文学艺术”于歧路。在这种条件下，文学艺术本身便可能失去真、善、美之韵味，其净化人类心灵、促成人性和谐、完成社会进步之本能，则被无形淡化，因而便不可能产生超越时空、地域、人种，放之四海而皆准之世界文学名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繁荣文学艺术之最佳选择，可惜这一选择多被当局挂在嘴上，实际作起来则另是一套。当然文学艺术家们不畏艰险，逆风而动者代代有之，我国的《离骚》《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外国的《浮士德》《悲残世界》《红与黑》《高老大》《父与子》《死魂灵》《战争与和平》等数量众多之世界名著、名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对上述名著略加注意，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作者在经历了长期生活磨难、社会变革后，对人生、社会的真谛具备了超越地认识，对人性亲情、真假善恶达到了至纯地领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才能挣脱意识形态地桎梏，创作出惠及人类、永恒不朽的大作。我国唐代最伟大的诗人莫过李白和杜甫了，前者傲视权贵、不拘王法，后者饱经风霜、流离失所。他们自然而然地跳出了歌功颂德的阴影，诗由心出，创作达到了超越时空的境界。鲁迅杂文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能无视当局之重重阻拦，真实无误地揭露时弊、宣扬真理，从而发扬了人性，展示了公德。另一位中国文学大师郭沫若早期的作品《女神》《炉中煤》堪称一代绝唱，然而后期的作品却平淡无奇。苏东坡、岳飞、文天祥、陆放翁、辛弃疾、谭嗣同的作品为什么那样脍炙人口？其中的道理应该发人深省。

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曾有过两次高潮。前一次高潮发祥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白话艺术之基础。鲁迅、郭沫若、沈从文、巴金、老舍、张爱玲等成为屹立当时中国文坛的巨匠。20世纪80至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大地涌现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作家，他们的大批作品问世，把中国当代文学推上了一个新高潮。王蒙、刘绍堂、刘心武、贾平凹、王小波、余华、苏童、莫言是这一高潮的弄潮儿。

形势喜人，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国已经造就了发展文学艺术的良好氛围，与现代文学艺术发展相适应，国家设立了数十个文学奖项，其中较权威的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等。

诺贝尔文学奖是公认的世界当代文学艺术最高奖。自1901年颁奖以来，在众多获奖者中，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萧伯纳、法国的罗·曼罗兰、美国的路易斯、智利的聂鲁达、苏联的肖洛霍夫都是众所周知的世界文斗，他们的作品均符合真、善、美的硬标准，每多扬恶向善，发人深省。平心而论，我国近代文豪中，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王蒙的许多作品都能达到上述高度。1988年，中国作家沈从文非常接近获奖，然而经过一阵纷纷扬扬地传闻后，终与大奖失之交臂，无功而终。二战前，诺奖评委，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经建议把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中国的胡适，但是瑞典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思想家或者改革家。所以没有给他。20世纪30年代中期，评委会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讯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不配”，他谢绝了。鲁迅说：“中国当时的任何作家都不够资格获得诺贝尔奖。”此后老舍曾被误传提名，巴金、王蒙也曾有过很高呼声，这表明我国作家具有冲刺诺贝尔文学奖的实力。无功而终的原因究竟何在？这里首先应该想到20世纪的冷战，以意识形态界定人群，壁垒森严、剑拔弩张，文学艺术被各方视若工具，相互对垒了大半个世纪。近30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家都愿意和平共处，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然而冷战阴影仍然存在，其影响远未完全消除。东西方对文学艺术的基本认识仍有一定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加之我国对申报此奖尚缺乏热情，没有动用舆论、外交等必要手段为报奖服务，也是因素之一。

随着国际形势进一步缓和，我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进一步展现，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具有世纪水平的文学巨著将在我国不断问世。我国的作家陆续登上诺贝尔文学领奖台的时日已为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