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力量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

在政治领域,资本力量在全球性扩张中遭遇了民族国家的激烈抵抗,于是它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伪装成民族国家的经济工具。实际上是将政治决策权出让给民族国家,然后利用民族国家的扩张来达到自身的扩张。可惜它的如意算盘打得一塌糊涂,民族国家在攫取了权力后按照自己的逻辑去发展人类集体力量,反过来对付限制其发展的资本力量,极权主义的暴力使资本力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这是资本主义自由放任态度种下的苦果。暴力必然地包含于那个要求增殖的绝对目标。资本力量在规避极权主义的暴力方面汲取了经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有组织的集体主义抗争也给资本力量在如何缓和与人类力量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经验。资本力量转而在文化和心理领域去消解人们的存在意识和同化价值观念,以达到平稳快速发展的目标。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但政治上的集体主义抵抗逐渐衰弱,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仍然是基本阶级,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改变了这两个阶级的结构和作用,即它们不再以历史转变的动力出现,一种维护和改进现存制度的共同利益,使从前敌对的阶级联合起来,质变的概念让位给进化的概念。马克思曾经给予厚望的能够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新世界的那个无产阶级,如今正在为争取更多的工资和福利与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并将其行为定位于对资本主义改造的总体目标。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是具有特定历史含义的:“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72]而霍奇等战略家主张工人运动追求多重目标,促使劳工关系法认可个体经营的权利,使得阶级逐渐变得多样化,转向“阶层”概念。资本力量对人类的同化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突出表现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原先的国家干预政策是对市场自由的侵犯,只要放任市场自行调节就能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人们坚信现在的制度就是永恒的社会模式,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平等自由的主体,所以只要坚持私人自由不被侵犯,社会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自由王国”。哈贝马斯论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领域的两个新趋势:一是公民的利己主义——即不过问政治,只关心职业、闲暇和消费的态度;二是通过精英理论或技术统治论来证明公共领域的结构上的非政治化。^[73]这些趋势表明了资本力量在政治领域的阻力大大减小,大规模的抵抗运动似乎已经不太可能。只要人们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意志来服从资本力量的逻辑,那么资本力量就能够走上毫无拘束的无限增长的运动轨道。

在经济领域,资本力量在扩张过程中经历重重危机后汲取经验。早期资本主义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与积累阶段提倡人们节制消费欲望的社会风尚有关,当然更重要的是分工和私有制造成了劳动者不能完全享有自己的劳动产品所致。社会生产力快速增长和购买力缓慢增长的矛盾日益加剧,而且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于是资本力量开始在刺激需求疲软方面做大量工作,带来的后果是大量的投机倒把和金融诈骗。过剩的需求造成了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表面经济繁荣,但随之而来的就是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表面的需求过剩其实质仍是需求不足,刺激需求政策实际上是将需求不足的情况向后推延,这只能造成更严重的需求不足和更大的经济泡沫。资本力量传统的增殖模式——扩大生产和刺激需求双方面的努力都归于无效后,资本力量试图寻找新的出路,货币的符号化和各种生产关系的虚拟性也提供了某种便利,不以消费为目的的交换在生产机制中越来越盛行,它并不关心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对交换价值感兴趣,资本力量在追求增长的过程中并不关心是否是实际力量增长,一味地追求增长的数据。这表明了资本力量的虚无化进程。实体资本比重的减少是否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的困难,现在尚未可知。另外,资本力量在经历危机后寻找新的经济出路,于是在传统模式之外展开新的经济研究,“新工业地理学”、“新经济社会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等等层出不穷。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领域新趋势是资本力量开始注重个体企业经济的研究,企业动机、企业文化和企业理念等成为新的关注点。汤普森说:“建议不要把企业或企业行为设想为一个相对来说是性质相同的、有机的、以一般核算主体为代表的功能单位,而要把企业或企业行为当作性质相异的、不统一的、零散的单元或社会结构。”^[74]这种企业经济研究不仅仅是个体经济研究模式,而且要求与以往宏观经济研究背景丝毫不能扯上关系。关于个体的经济现象研究取代了以往大规模经济制度的研究,经济学意识到自己的任务不是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任何异议,而是在技术细节方面让这个制度更加功能完善,客观上维护了资本力量追求无限制增长的最后目标。

在思想领域,后现代主义无法承担起批判资本力量的异化事实,毋宁说后现代主义正是这个异化事实的一部分。它只是流连于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的描绘,而不能从中跳跃出来作一种整体性的反思,反思就是将“我”从对象中独立出去,或者是从“我”自身将对象独立出去,在这种分离中以期对反思对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后现代主义无法跳跃出来的原因是自身的无力,这种无力状态又是根深蒂固地决定于资本主义环境中人类与自身的本质力量的剥离。思是自由的,但思是无力的。因为无法到达真实世界,他们能感觉到的存在是自己的文字符号与语言结构。罗蒂提出了著名的哲学“语言学转向”。^[75]德里达用“延异”斩断了文字与语言学的关联,文字作为符号的符号其意义永不固定,不断地改变其形象,在时间的延宕和空间的分延中形成丰富多彩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颠覆了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中心”成了“边缘化的碎片”。^[76]利奥塔强调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元叙事”、“宏大叙事”的怀疑。^[77]因为思想的无力,它只能退缩在“个人叙事”的真实性上。吉登斯遵循着“双面诠释”的规则,认为社会学是在已构造了的意义框架上运用独特的理论概念和术语进行再认识和再解释。后现代主义总体上在社会的各种形象和摹拟体中徘徊,因而思想丧失了甚至是主动放弃了把握真实世界的可能。这使得文化在表面上异常繁荣,思想在“自由”、“宽容”的气氛下变得异常活跃和叛逆,但这种多元化的思潮所批判的“绝对同一性”、“形而上恐怖”丝毫不涉及资本力量的统治地位,毋宁是说,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是以往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残余”,而这些残余恰恰是资本力量在建立起自己的绝对统治之前所要扫清的。

不论从什么领域来分析,资本力量不断增殖自身的目标都将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从资本力量的发展趋势中可以看出,资本力量的未来不容乐观。资本力量的无限制增长可能会带来三种结果:一是资本力量永远开放式地增长下去,直至同化整个世界,使世界成为资本力量的世界,资本力量成为整个世界的唯一本质。甚至这种增长超出了现有世界的边界、拓展了世界的范围。二是资本力量增长到某一个临界点,由于自身的重力开始收缩,收缩的速度和原先增长的速度一致,最终在若干时期以后收缩到极限,破坏了资本力量自身承力结构而开始坍塌。坍塌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资本力量丧失原有结构后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异变,会不会像物理学的黑洞一样完全吞没周围一切?到现在还未可知。三是资本力量不断地在封闭式的膨胀—收缩的循环运动中,在某一临界点由于重力开始收缩,又在某一临界点由于张力开始膨胀,类似于尼采所说的力量不断运动变化生成的永劫轮回。但尼采指的是真正的本质性力量,永劫轮回是世界运动的真实状态。而资本力量的循环运动等于是要将异化永远存在下去。上述三种情况无论哪种出现,对人类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那么,人类的命运已经无可改变地被决定了吗?人们不用抱着资本力量可能会自行解散的侥幸心理,因为资本主义是“铁板一块”。资本主义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可能被零敲碎打地分化瓦解或逐步取代。一种局部改进或片面改进的方式始终是脆弱无力的,局部改进和片面改进的任何努力都将被资本力量以另一种规模或者另一种程度的努力所抵消。而从整体上进行彻底的革命,且不说联合时各种人为因素对集中力量的削弱,即便是全人类完全清醒并无私地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其总和也超不过全球资本力量的规模。那么,让一个巨大的异化物统治我们并在压迫中窒息?我们怎么才能跳出资本力量的领地?只有在固定的领地空间才有跳出的可能。史密斯和卡茨认为,资本力量“通过能动的、历史的构造和重建‘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绝对空间的所有部位都被保持相对的状态”。^[78]德勒兹和瓜塔里通过不断野生蔓长的“块茎”思想,将原有的本体撕裂并使之混沌不清。资本主义的领地本质是动态的空间,“动态的空间是匀和的,或不固定的。一个物体可以出现在任意点,而且可以移向其他任意点。它的分布方式遵循这样的规则和理念:把自己安顿在开放的空间里”。^[79]资本力量的领地呈现开放状态:我们起跳的位置和筹划的落点都将无可非议地纳入到这个动态空间。事实上,在其中我们无论转向何处,总会遇上资本力量这个本体。无论是社会主义、极权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思,任何反叛行为的空间拓展最后都会被资本力量所填充进,而变成资本主义的领地。事实上,历经反抗运动的资本力量已经获得了相对的免疫力,当下我们自认为有深度的批判也被资本力量当作病菌轻易杀死。既然任何主动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吉布森和格雷汉姆认为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革命。^[80]在强大的资本力量面前,反抗奴役的最好选择是主动被奴役。如果我们不能积极地反抗,那么就积极地促进资本力量的发展进程以便看到结果。等待革命就是积极准备,以等待一个上帝的降临,这个救世主将扫荡一切异化力量并使我们恢复本质。实际上,资本力量的无限制增长正预示着这样一个趋势:一个伟大的阻力的到来,并最终使一切复归平衡。只要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有希望,这是一直以来保持的希腊哲学理论的乐观精神所在:

τα...μεγαλαπανταεπισφαλη...“所有伟大的事物都矗立在暴风雨中……”

——柏拉图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8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3]参阅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吕健中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

[4]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9页。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9页。

[6]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 59页。

[7]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55页。

[8]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 341页。

[9]希特勒:《我的奋斗》,德文版,第57页。

[10]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版,第122页。

[11]希特勒:《我的奋斗》,德文版,第65页。

[12]希特勒:《我的奋斗》,德文版,第104页。

[13]图阿策尔:《地缘政治读本》,英文版,第20页。

[14]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1995年版,第284页。

[17]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18]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19]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88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202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24]黎诣远:《西方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9页。

[2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28]David Ricardo,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84.

[29]参阅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30]黎诣远:《西方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31]Friedrich List,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Kelley,1966,p.145.

[32]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Talcott Parsons,London:Allen and Unwin,1930,p.172.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雇佣劳动和资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页。

[3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雇佣劳动和资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36]参阅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37]Hayek,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Routledge,1967,p.71.

[38]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London and Chicago,Routledge,1970,p.62.

[39]Hayek,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Rulesand Ord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pp.43-44

[40]参阅巴里《自生自发秩序的传统》一书。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42]比特纳:《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覃扬眉、丁颖颖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 版,第55页。

[43]唐凯麟、陈世民:《经济和人文脱节的不良后果——全球金融危机的伦理审视》,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

[4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4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4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4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49]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50]参见彼得·得鲁克:《管理的前沿》,闾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5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4页。

[5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0页。

[53]查尔斯·麦基,《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程浩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54]《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55]注: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于2001年、2005年在议会选举中两次取胜,连续成为执政党。

[56]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页。

[57]《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5章),William Tyndale著,Wordsworth Editions Ltd,2002。

[58]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

[59]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

[60]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页。

[6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62]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63]参阅杜鲁门·卡波特《第凡内早餐》一书。

[64]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65]维纳:《控制论》,郝季仁译,科学出版社2009,第15页。

[66]参阅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67]弗洛里迪:《什么是信息哲学》,《世界哲学》2002年第4期。

[68]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版,第433页。

[69]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70]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71]Deleuze,G. and Guattari, F.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Trans. B.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453.

[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73]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

[74]Thompson,G.(1986)Economic Calculation and Policy Formation.London:Routledge, pp.176-177.

[75]参阅罗蒂《语言学的转向》一书。

[76]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7页。

[77]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78]Smith, N. (1984) Uneven Development.Oxford:Basil Black-well. and Katz, c. (1993)Grounding Metaphor:Towarda a Spatialized Politics, p. 79.

[79]Massumi, B. (1987) Translator’s Foreword:Pleasures of Philosophy.In Deleuze,G. p. 13.

[80]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陈冬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