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意义还是寻找意义

前段时间读到一本有趣的书——《无聊的哲学》，作者是挪威哲学家拉斯·史文德森，这是我第一次读挪威哲学家的著作。书是谁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状态：无聊。最近几年，我也时常被这种思想状态困扰，私下里通过观察发现，有这种情绪的人还真不是少数，由此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探究兴趣，结合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有必要把无聊的话题深入梳理一下。

无聊，是一种很难定义的思想状态，在中国的语境里大多含有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之意，其实这样的说法过于表面化，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总是语焉不详。相反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无聊就要深刻得多。按照史文德森的定义，无聊，是指一系列不好的情绪状态与意义的缺失。由此，他把无聊划分为两类：情境式无聊与存在主义无聊。前者从古至今都存在，我们大家基于自己的经验都不会感到陌生，所谓“境由心生”是也，相对来说还好处理；而存在主义无聊则是现代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带来的一种必然产物，很难处理，从学理上说，它是对启蒙以降的进步观的一种反动。为了便于理解，我更乐意把无聊划分为表层无聊与深层无聊。表层无聊多与厌倦或过分熟悉有关，导致既有意义的褪色与失灵，相对来说，它的危害不是很大。难以处理的是深层无聊，它是人作为存在者在一个特定时代所遭遇的一种深层意义丢失，当存在者被畏忧烦等情绪裹挟，导致方向或者希望的迷失，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抛开个体性的偶发无聊不谈，作为群体性无聊的涌现，有其时代发展的必然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国家开始跨入后工业化社会，两个时代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在社会范式转型与确立的过程中，都会出现意义丢失与缩减的现象，它的极端体现就是无聊感在社会各个层面以不同的形式扩散与蔓延。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聊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茫然程度的标志，它指涉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图像破碎的程度。每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总会伴着思想的困顿与精神图像破碎的两难困境。通过对人类近代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之时，传统的思想观念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而在当时的欧洲出现了尼采所谓的虚无主义与颓废主义思潮的蔓延。而到20世纪中叶以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毁，以及科技旁若无人的发展，导致启蒙的神话破灭，50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的“垮掉的一代”的思想反叛，恰恰是一种精神图像转换的界标，由此，我们看到犬儒主义在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复兴，并迅速向后发展中国家扩散。在分析由这三种思潮引致的无聊中，需要对这三种不同来源的无聊的特点进行一些分析。从学理上说，这三种思潮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形式，而颓废主义则是理性的选择。由此可以推论出，基于三种思潮而来的无聊在表现形态与内在机理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处理起来需采用不同的措施。

无聊状态的存在，彻底否定了自启蒙运动以降就存在的一个假设：进步是单一的、同质的过程，随着科技的进步，整个社会从人的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都将同时进步。事实证明，由科技带来的物质进步是显著的，但并不能保证人的精神生活也会按同样程度进步。人类在科学兴起的这四百年间，见证了物质与精神逐渐分裂的矛盾过程。无聊的产生，在我看来，就是因物质的进步速度远远超越于人的精神生活的进步速度而导致的一种“意义赤字”。换言之，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物质生活的进步速度，由此带来了人类思想的提升远远落后于物质繁荣的困顿状态，进而思想被物质奴役或者异化。在当下，劳动在造就物质进步的同时，也在快速地再生产着思想与精神生活的贫困化。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人的异化，其实，这样说来还是有些空洞，思想与精神生活的贫困让人类的自由开始缩水，无聊使自由成为泡沫。人，再次沦落为一种无命运的人生，这也许就是无聊带来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处于比较同质化的时候，群体的思想状态也趋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群体之间思想差异并不是很大。相反，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阶梯分布状态时，其群体的思想状态就处于一种严重分裂状态。反观中国当下，各地的发展水平是严重不平衡的，既有与国际接轨的大都市存在，又有落后一个世纪的贫乏地区，还有广大中等发展程度地区，这就决定了中国在迈向新时代的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主流思想与个人精神生活图像分裂的状态。曾经的乌托邦以它虚幻的完美与现实生活的丑陋渐行渐远，反而加速了社会整体的无聊进程，不同群体之间在对未来以及价值判断上呈现出诡异的一致，希望与失望之情在中国来得尤其猛烈。

在以前的论述中，笔者曾将中国人当下的精神生活图像粗略分为三类。中下阶层由于收入分配的制度性不公、上升渠道的日益狭窄以及对未来预期的失望，普遍弥漫着虚无主义的思潮，群体心理呈现出既无力改变现状又焦躁不安的顺其自然，这种无聊感像流感一样在社会底层快速蔓延。中产阶层及官僚阶层普遍流行颓废主义与犬儒主义，尤其是知识阶层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颓废主义，这是对意义缺失状态的一种消极抗争，而资本精英与政治精英则流行犬儒主义，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应对意义缺席后的生活。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政治的晋升渠道反而是晦暗不明的，想不犬儒、想不虚无都不成，否则后果很严重。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推论，我们可以说，这三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图像的最终发展结局都无法逃脱无聊的窠臼。对于公众来讲，蔓延的虚无主义思潮已经让很多人对人生产生强烈的无聊感，这种无聊是一种情境式的表层无聊，只要给这个群体重新树立一个公平的环境，以及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无聊感是可以消除的。困难的是那些颓废主义者与犬儒主义者所遭遇的无聊感，那是一种与精神生存直接相关的深层无聊，它事关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判断，处理起来就要困难得多，因为这一阶层的人关注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意义缺乏。至此，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面对汹涌而来的庞杂的无聊感，我们是制造意义，还是寻找意义？它事关解决无聊感的具体措施与路径选择问题。

制造意义与寻找意义的区别主要有两点。首先，制造是一种创造性行为，是全新的；而寻找则是搜寻的过程，即从已有的资源中寻找适合当下情况的方法。如果我们把无聊看作是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疾病的话，我更愿意把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新方法而不是老药方上。其次，对于社会有效运行来说，制造意义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而且不确定，而寻找意义虽然后果也不确定，但至少成本比较低（社会接受与认同成本要比前者少许多），社会运行阻力也比较小。目前国内推行的文化复古主义，可以看作是从已有的文化资源中寻找应对当下意义缺失的一种尝试。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整个社会接受与认同的成本比较低，不过客观地说，对于它的效果我并不看好。毕竟造成今天人们思想中的无聊感的因素是我们古代所缺乏的，我们今天的生活所遭遇的复杂程度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希望用一些旧的精神图像来应对今天的思想危机，实在有些牵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是寻找意义，也要把视野放宽一些，不能仅仅历时性地局限在我们自己的一些思想资源上，而应该共时性地吸收不同国家的思想资源，这种寻找才是有意义的，也是有疗效的。我本人更喜欢选择通过制造意义的方式来克服当下蔓延的无聊感。虽然制造意义要比寻找意义困难得多，但是制造意义更有时代感，能够准确把握时代问题，从而保证开出的药方不至于无的放矢，同时，制造意义本身也是克服无聊的一种方式。毕竟人的存在是一种开放性的生存，寻求超越与审美化的生存恰恰是人发自本能的一种力量。而超越正是一种制造意义的过程，在超越过程中，意义得以彰显，与人有关的自由也得以澄明。通过制造意义来克服无聊感这种途径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意识形态障碍，这种障碍使得意义的制造过程充满变数。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很荒谬的现象——来自不同背景的无聊都转化成一切向钱看的洪流，以世俗的中性姿态冷漠地宣告：再见了，崇高！形而上的追求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笑柄。这种差异的抹杀预示的前景是令人担忧的，即所有的无聊感都找不到出口，底层彻底没有未来，中层看不到未来，上层挥霍未来。就个体经验来说，未来是与人们心理预设的希望相关的，就这样，未来与希望一同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了。寻找与制造对于那个遥远的意义来说都是未知的，而追求金钱恰恰可以起到吗啡一般的短暂刺激兴奋作用，虽然无法保证长期的目标，却可以化解短期的无聊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社会的向钱看，恰恰是对于克服无聊感的别无选择的选择。

当无聊被以审美或者伦理学的视野观照的时候，无聊也就具有了史文德森所谓的：通过无聊，我们去获得另一种看世界的智慧。其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面对时时涌现的无聊感，我更愿意相信卡夫卡的说法：离开这儿，这就是我的目标！

（2010年7月20日初稿，25日黎明校对，27日中午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