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一种普遍性的福祉

即便按照通俗的说法，民主的核心要素包括“民有、民享与民治”三个层面，其中前两个层面都与经济分配有关，而这点与整个社会中的所有人的福祉有关。换言之，民主机制保证了分配的公平与正义，这点恰恰符合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即自由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和机会公平原则。民主的核心要义在于自由平等原则，只有在这个正义原则之下，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简单地说，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分配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回顾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目前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公众的满意度并没有随之提高，反而是民间的不满情绪在快速增加，究其原因，问题出在经济分配模式的不民主，导致在整个社会日益繁荣的同时，个体却呈现出日益相对贫困化的悖论。贫富差距的飞速扩大化已经由隐性存在向显性存在快速转化。这一切都意味着，由于民主的缺席，已经造成公众在经济分配上的巨大不平等。不平等会带来两种后果：其一，生活质量的降低与生活状态的恶化；其二，直接导致个体内在的幸福感、安全感与自尊的丧失，以及心灵上的被侮辱与被伤害的感觉。在所有的这些伤害中，经济不平等具有优先性，毕竟这是最直接的显而易见的伤害，每个人都要生活，都要遭遇这些，没有人可以回避。那么由于民主的缺席，在场的个体是通过怎样的存在链条遭遇到这些伤害的呢？

所有经济分配的不平等都是由政策决定的。在民主机制缺席或者乏力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往往喜欢采用强制性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上占有政策的预期收益，在政策收益确定的情况下，结果必然是留给公众的收益被肆意侵占。曾有经济学家放言：工资收入的边界以从业者不造反为底线，这实在是赤裸裸的侮辱与伤害。当代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早已显示：当革命的收益大于当下的收益的时候，革命就会变得很有吸引力，并可能以摧毁一切的方式发生，并把革命的成本让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来承担，因此采取底线分配政策实在是不明智的选择。众所周知，在这种分配模式下，留给公众的收益仅够维持简单再生产，劳动者就被彻底锁定在劳动上，这也就是马克思170年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人的异化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仅在经济上被伤害，而且还被锁定在劳动上，这也就意味着个体自由的丧失。看看当下，有多少人不敢生病，不敢生孩子，不敢丢掉工作，甚至不敢休息，我们已经被一根无形的锁链牢牢地锁定在工作上，而工作的所得仅够维持个体的简单再生产，这种状况让人如何能够不反感呢？这种状态扼杀了所有人的激情、梦想还有希望，毕竟人活着不仅仅为了吃饭，人还有对自由的渴望。但是在民主缺席的背景下，分配上的经济不平等是必然的结果。那么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还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对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推论：经济的不平等程度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堕落程度呈高度的正相关性。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1908～1970）曾在1943年提出了人类需求的五层次金字塔理论，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需求。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与本能有关。马斯洛的模型很有启发意义，当个体通过工作仅仅满足生理需求（相当于简单再生产）时，社会的道德水准一定很低，毕竟活着是第一要务；随着需求层级的提升，道德水准的地平线才会逐渐浮出水面。由此我们可以自然引申出一个推论：当整个社会的经济分配维持在简单再生产层面的时候，是无法进入文明轨道的，这时流行的准则是弱肉强食与不择手段。所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曾说过一句名言：资本主义是道德文明要求比较高的社会。其深意就在于此！因此，联想到笔者多年前曾说过一句被广泛质疑的话：我从来不相信贫穷落后地区会民风淳朴，道德高尚。其原因也在于此，诚如古人管子所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反观当下各种社会失范现象的大范围蔓延，经济分配不平等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一个社会如果总是刻意把人们锁定在为生计奔波的状态，那么这个社会是不道德的，也违背了作为城邦第一美德的正义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民主，经济不平等的矛盾就无从解决，所有的人都是潜在或显在的受害者。因此，民主机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普遍性的福祉，也是文明的坚定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