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知识观与短视的偏见

见到又有人在谈论读书无用论的老话题，恍然发觉这三十年间，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几乎毫无进步可言，每隔一段时期，老调就会沉渣泛起。究其原因，无非是当拥有知识所获得的荣誉与收益在遭遇社会整体知识水准快速提升的对照中，原有的差距开始缩小，甚至出现落差，一些人开始感到失落了，然后就有各种版本的读书无用论开始粉墨登场。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如果我们不能弄清其背后的流行机制，那么这种思潮就如同流感一样，隔几年就发作一回，周而复始，而且是典型的中国症候：扰乱人们的认知！笔者认为，这是两种知识观的差异带来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读书的过程原本就是一个人获得知识与开启心智的过程，那么获得知识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这才是后来所有争论的岔路口所在。笔者认为这里存在两种知识观的差异，即西方的知识观与儒家知识观这两种不同范式所带来的结果。为何西方很少出现热议读书无用论的现象呢？为了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我们需要简单地把两种知识观做些对比，然后不难看出问题之所在。

西方的知识观来自古希腊苏格拉底传统，他们认为获得知识具有如下作用：知识即美德，获得了知识也就拥有了美德。那么为什么要拥有美德呢？因为美德是获得幸福的充分条件。在古希腊人那里，美德大体来说包括四种，即智慧、勇敢、正义与节制，所有这些美德都是要通过学习来获得的。这是在人类知识还很孱弱年代的理性人的一种内在诉求。到了17世纪，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培根提出了震烁古今的名片式宣言：知识就是力量。从这时开始，知识与力量之间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系，获得知识的意义开始从内在心灵世界的满足走向对外部世界的掌控，即用知识征服世界，这种思潮主导了西方近代工业化的进程。

到20世纪70年代，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在后现代背景下，知识即权力。这又是一种对获得知识的革命性认识，它暗合了当代社会心理对去中心化的一种诉求，每个人通过拥有知识就可以摆脱对垄断权力的臣服。因为知识，每个人就成为一个个分散的权力中心。其实，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后现代状况所决定的，它更是高度分工时代的必然趋势。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现代社会是一个脱域的社会，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维系，寄托在两套不可见的信任机制上，其中的一套信任机制在宏观层面就是象征标志，它是由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授权的。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权威部门提供信息的信任就是象征标志在起作用；在微观层面，另一套信任机制依靠专家系统来维系社会生活的秩序与安全。比如，我们坐高铁旅行，不需要知道谁设计了高铁，我们相信那些专家会基于专业知识，以职业精神造出符合安全质量要求的高铁。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的正常运转，我们的生活才是有秩序的，也是安全的。而这两套系统之所以获得我们的信任，是因为他们都是基于知识而拥有这等神奇的魔力。这种变化从大的方面讲，是社会进化与专业分工的必然结果，由于知识的分立特性，没有人可以掌握所有知识，我们的生活依赖于无数陌生人的知识，同时，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信任体系中的一个节点。因此，在这个表面看起来高度分离与疏远的社会里，我们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一刻也离不开其他人的工作而存在。至此，我们看到西方知识观的演化经历了从内到外的内涵扩展性增长：知识、美德、幸福、力量、权力。在这个知识演化的链条上，我们也看到了西方文明发展的轨迹，这哪里给读书无用论留下空间呢？西方知识观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形而上追求是真理，而真理与存在者的自由有关，这也间接证明了为什么科学会出现在西方而非东方的原因了。

那么东方儒家知识观又包含些什么内容呢？其实，儒家的知识观同样经历了从内到外的演化链条，按照儒家经典《大学》的说法，获得知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人实现内圣外王的过程，对个体内心来讲，通过追求知识可以达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在此基础上向外扩展就可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有这些形而下的努力，其主旨在于有用，坊间流传甚广的“经世致用”、“悬壶济世”等都是这条求知路线的必然发展结果。儒家知识观所追求的形而上目标则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按照北大楼宇烈教授的解释，所谓“止于至善”，就是中庸。这个目标仍然徘徊在入世的伦理层面，仍然是对用的尺度的把握问题。抛开形而上层面不谈，儒家知识观的核心主旨在于“用”，换言之，一旦获得知识不能满足现实可见的“用”的目的，那么，这种知识就是无用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中国儒家采取的“用”的标准严重缩减了知识的价值，这是一种典型的短视的偏见。知识不仅仅具有可见的物质价值，它还具有不可见的精神价值。

笔者一直固执地认为，追求知识的旅途上有三种境界：第一种，把获得知识仅仅当作获取谋生手段的一种交换，这是最低级的求知境界，因为它完全忽略了知识的精神价值；第二种，把获得知识当成解释与说明世界的一种工具，以此获得内心的满足感与荣誉感，这个层次的求知之旅考虑到知识的精神价值；第三种，把追求知识的过程当成寻找真理的过程，这个层次的求知之旅制造意义，也享受意义，它赋予生命以色彩，使存在本身从被遮蔽中绽放出来，这个阶段关涉个体的自由与解放。这世间追求知识的人大多徘徊在第一、第二阶段，鲜有把追求真理当成求知的最终归宿。中国儒家文化尤其强调第一、第二层面。一旦求知获得的物质收益不理想的时候，就抱怨读书无用。当下大学里流行的各种考证热无不与此有关，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去关注知识对于精神生活的满足。大学不应该沦落为职业技术培训所，它更应该培养学生一种眺望未来的眼界，可惜这也是中国教育最失败的地方。

即便回到世俗层面，获得知识的过程也具有双重收益：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私人收益好理解，即由于我们获得了知识，拥有了一技之长，我们以此安身立命，并获得体面的生活。所谓知识的社会收益是指，在更多的人去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随之提高，社会变得更有秩序，更安全，道德基准线也快速提升，良好的社会环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收益与福祉，这就相当于公众拥有知识带来的社会收益，究其原因，这是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造成的结果。笔者课堂上曾对学生们说，交大校园里有几万名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然而，这里却很少有打架事件发生，为何会如此？皆因这里的年轻人都是有知识的人，由于拥有知识，这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亚里士多德曾说：无知即罪恶。笔者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多年前曾提出一个推论：知识梯度高的地方，道德水准与社会秩序也会更好。

如果仅把获得知识的过程看成个人的投资行为，那么，坦率地说，这种投资也是划算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早已证明：投资于教育是一项边际收益递增的事业，这是其他行业所不具备的。如今，这个观点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再有，先不论学习知识的私人收益状况如何（平均私人收益率偏低与制度安排有关），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不学习知识，连市场都无法进入，马上会被社会无情淘汰，这是知识经济时代进入市场的基本门槛，有谁可以抵挡时代滚滚向前的车轮？这里显然已经不是读书有用与无用的伪问题，而是事关个体生存还是毁灭的重大抉择问题。